這一次趁雅安地震五週年和汶川地震十週年的機遇，跟隨著兩家在災區從事專案的公益組織，到這兩個地方進行了幾日的考察，感觸頗多。

在汶川地震的重點災區之一的綿竹市漢旺鎮，我們參觀了漢旺鎮的地震遺址，其中那一個停止在5月12號下午的那個鐘錶，成為汶川地震最為標誌的一個符號，因為那個鐘錶是用電的，在地震發生的那個時刻，整個鎮的電都斷掉了，於是那個鐘錶永遠的停止在了那一刻。

本次在地震考察的時候，行前主辦方特意和我們所有的團員溝通，切不可貿然地詢問當地的災民對於地震發生當時的回憶，進行悲痛往事的再度挖掘，這是有違背基本的社會倫理和新聞倫理的。

所以我們這次考察並沒有特意去尋找那些在地震中有親人去世，或者說自己地震時被營救出來的這些人，避免再去打擾這些受災的民眾，揭傷疤。

也剛好趁這個契機，想跟很多關心災區的公眾傳達這樣一個理念，希望大家能夠本著人本關懷和人道主義的一種理念，能夠不再特意的去關注這一個特殊的群體，因為對於這個群體來說，這種特意的關心很容易造成二次傷害，把他們慢慢努力淡忘的痛苦記憶被翻騰出來，造成新的心理創傷。

對於他們來說，最好的關心，其實就是讓他們安靜的、不受打擾、像所有普通人一樣地生活，這就是最好的一個對待方式。除非是他們自己願意出來講述這些年的故事，想要追憶親人或者感恩生命。

所以我這裡更想講一講，透過這兩次考察所瞭解到的，當地的所有公眾的整體精神面貌。從實際的考察來看的話，我覺得這些災區的民眾，透過這五年和十年的恢復重建，基本上已經恢復到震前的基本生活狀態了，同時精神面貌也呈現了一種積極向上的一個狀態，這也是令人很欣慰的，讓我們看到每一個普普通通但卻堅強而團結的華人，可以戰勝任何困難的。

還有一個這裡也想跟大家交流的是，其實災後重建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可能很多人在地震發生的時候，會有很多的同理心去關注，但可能一段時間以後就慢慢遺忘了。

地震發生，第一時間是救人，第二個是安置，第三個是重建，第四個是恢復，這個是一個很完整的多步驟。 但是對於很多公眾來說，可能更關注的是第一步，頂多到第二步，那到第三第四的話往往就忽略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前幾年有個別人在質疑壹基金在雅安地震後花錢太慢，怎麼兩年了錢還沒花完。這個其實也可以看到公眾對於整個災後重建的不瞭解。

現在雖然已經雅安地震五年和汶川地震十年了，但事實上不是說意味著五年或者十年就結束了，我們一個應該長期關注災區，讓它能夠真正地可以恢復經濟、實現更好發展。

還不是就那樣，過去的終究過去了。日子照樣過，一切像前看，強者不會低頭，弱者一樣要自強！就算是為了曾經幫助過我們的人，努力做最好的自己，爭取2020全面脫貧。

看到這個問題，我忽然想到了我們團隊的負責人，就讓我用他在之前寫下的文章來回答這個問題吧。

以下內容節選自《郝南：5·12之後，一個北大牙醫的出走記》

回首當初，一切似乎在那個山崩地裂的下午就已註定。這個青年說：“秉性如我，既已生髮，就不可能錯過時代的潮頭。”

第一章：“5·12”

就這樣過了三四天，我覺得不行，一定得做點什麼。

現在想來，那就是被召喚的節奏了——我做出了人生中幾乎是最重大的決定：去災區。

請假，打包，添購裝置，徵集夥伴，聯絡一線，攜帶網友捐助的藥品。在5·12之後的第9天早上，我在書櫃裡留下了一份遺書，搭上了飛往災區的航班。

我就此踏上了公益之路。

而在那之前的我，不過是一個受過良好社會主義教育的，對自己的社交能力不太有自信的，善良熱心而單純的五好青年。當時我入職還不到一年，剛在畢業迷茫中成為母校校醫院的小大夫：一名牙醫。

初到成都

飛機甫一落地，我就被瀰漫在成都雙流機場的氣氛震撼到了，那是一種無法言說的氣場，在之後的一個月中一直縈繞在我們身旁。

後來與其他志願者們回憶起來，都有相同的感覺：這種奇特的氛場，彷佛是由大地中釋放出的某種特異能量凝結而成，又夾雜了無數生靈的悲歌。眼前的一切似乎與平時沒什麼不同，又處處透露出不尋常。

印著“5·12”和愛心標誌的文化衫，迷彩服，登山鞋：在所有帶有志願者特徵的人之間，完全沒有陌生感和隔閡感。每個人從眼神到動作都透露出一種焦灼和充實，你幾乎立刻就能斷定對方是值得充分信任的，和你完全有著同樣的目標。

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成本降到了最低，雖然你不知道對面那個人姓甚名誰，來自哪裡，平時做什麼，但就是覺得對方值得性命相托。

很快地，我吃驚地發現，災區和後方存在著相當嚴重的資訊不對稱。種種實際情形，和我們出發之前的想象、和可以獲取的資訊描述都完全不同。海量的資訊根本沒有足夠的有效渠道可以傳遞給全國其他地區的人們。

在北京，我們看到的是大量的愛心與援助找不到可投放的明確地點；而在災區，對人、財、物的需求缺口，驚人地巨大。中間的協調環節則幾乎是一片空白。與之對應的是一片混亂：前後方的人們只能透過極其有限的渠道和碎片資訊進行盲對接，這甚至為攫取救災物資的騙子留下了空間——臨出發前，我們就差點把物資捐給一個騙子。

雙流機場的下一站是當時NGO在成都的協調中心：5·12民間救助服務中心。那裡的一位工作人員用半個小時的講述，更具體地為我介紹了災區不同地點的各種需求、開展志願工作的注意事項，同時嚴肅地告知我不要到青川，因為那裡已經出現一位志願者因感染壞疽而犧牲的情況。

比從電視上感受到的更沉甸甸的，成千上萬個生命的重量，就在一瞬間，實實在在地砸在我們每個初來乍到的志願者的心頭。

發現一線救援的最大問題

在快速梳理了一遍已知資訊之後，並不困難地，我發現最大的問題出在中間協調環節。這個環節的人手嚴重不足，幾乎所有志願者都在往一線撲，或是徘徊在成都城內尋找到災區去的機會，閒逛之餘只能搬搬物資。而後方的大量援助因為沒有引導，積壓滯留在全國各個城市。

全國到成都，成都到重災區，之間處處是資訊不對稱造成的隔絕。沒有人準確知道哪裡已經得到多少援助，是否足夠，哪些地方還存在救援的盲點、災民還在受苦。也很少有志願者知道自己能做什麼、適合做什麼、可以做什麼、怎麼去做。

我在那個時刻做出了另外一個現在看來意義重大的決定：放棄到一線做醫療救助的念頭。雖然那時候的醫療小分隊也很缺乏，但顯然更值得做的，是利用我對北京和災區都有一點了解的優勢（來時的航班上，所有志願者的目的、聯絡方式我都蒐集了一遍），做一些對接災區需求和後方資源的工作。

告別了堅持來時初衷的夥伴，一個人站在成都川流不息的街頭，沒有任何現成的經驗，沒有任何在地的熟人關係，我作為一名災害資訊員的道路開始了。

從牙醫到災害資訊員

第二天，我找到了在北京時收集到的一家志願者組織的工作地點。他們是第一批到成都市紅會報道的志願者，因為不滿市紅會的救災效率，拿到紅會負責人的批文出來單幹。他們有倉庫，有辦公室，有24小時解答外地誌願者問題的熱線電話，甚至還有一支由退伍軍人組成的準軍事化救援隊。

和一個不知道負責啥的小負責人聊了5分鐘以後，他把我帶到了一個有十幾個年輕志願者在忙碌的辦公室裡，給了我一根網線，轉身搭車去了一線。沒有任何其他交待，也沒有其他人認識我，我融入了這個組織——“市紅會5·12特別行動小隊”。

北京募集物資的夥伴們、60多個飛機上收集到的電話、在機場和災區間運送物資的小哥、5·12民間中心的NGO們、特別行動小隊的資訊、物資和救援隊……這些資源在我手上開始彙集，迅猛地發生著化學反應，不斷增殖和積累，馬上織成了資訊和物資、人力交匯的網路，展現為一條條救災資源的通路。

需要學習和掌握的資訊是海量的：整個5·12災區的地圖和道路資訊，物資型別數量、車輛、道路、需求人數的匹配關係，人和人的關係，組織和組織的關係。幾乎沒有消化的時間。3天的不眠不休，在一筆筆物資、一組組志願者透過我的協調輸送到災區一線的同時，我摸索出了一整套資訊和資源的匹配方法。

時至今日，我日後所成立的卓明災害資訊服務中心的一整套運作體系和操作技術，幾乎都是那3天裡探索出的經驗的延伸。

兩部諾基亞電話一刻沒有停歇，10天時間裡的話費達到了上千元。在不多的資源協調的間歇，我會跑到5·12中心和志願者集散地，去結識更多的人，積累更多的關係。

一線的夥伴告訴我災區的具體需求，只要是我開口，擁有對應物資的人會痛快地答應提供，剩下的就是找到合適的運輸方式，把物資交到一線夥伴的手裡。一些暫時找不到去處的物資我會建議暫時存放在小隊的倉庫裡。效率最高的時候，一分鐘就可以把一車桌椅協調到漢旺鎮的幾所小學裡，也可以通過幾個電話讓政府的抗震指揮中心調給駐紮都江堰的鐵軍醫療站一大批藥材。

物資和志願者遍地都是，只缺合適的渠道。我把資訊挑選出來，分揀發給那些能夠解決問題的人，然後透過這些達成夥伴關係的志願者，再獲得更多的資訊和資源。事就這麼辦成了。

一線常常傳來一些後方不可能瞭解的情況，比如一隊官兵在搶救災民財產的時候遭遇了餘震，幾死幾傷；災民拍攝的地震來臨時房屋成片倒塌的景象；災後半個樓房倒塌，露出仍然富有生活氣息的截面；整個山溝被夷為平地，從樓房裡被甩出來的倖存者徒步3天才逃出生天；一整個鄉道路被滑坡封鎖，毫無訊息，從未有救援人員到達；無家可歸的野狗瞪著鮮紅的眼睛，四散躲避著拿著半自動衝鋒槍計程車兵，不知道靠什麼活下來；到處是鮮血，殘肢……

每天我都要大哭一場，之後擦乾眼淚繼續拼命。我學會了抽菸。實在睜不開眼睛的時候，就在桌下的睡袋裡眯瞪一個小時，直到5月27日行動小隊被紅會工作人員舉報，被迫解散遷移之後，才重新記起床是什麼滋味。

短短几天的時間裡，我的世界觀天翻地覆，整個社會的橫截面被大地震劈開，橫亙在我面前。3天的資訊量，已經可以超過之前25年生活的總和。

成立“驛站”

行動小隊解散之後，我遇到了一個低迷期。晚上被喝醉的志願者因為誤會打了一拳，一臉鮮血，一度懷疑鼻子是不是斷了，一隻眼睛也幾乎睜不開——大家的壓力都很大。這時候，災區救援的節奏開始趨緩，大量的志願者團隊開始撤退。但我手頭還有新的一批需求：帳篷學校、醫療需求，以及一些前期救援沒有顧及的盲點。

家人的電話又帶來了最疼愛我的外祖父逝世的噩耗。奔喪已經來不及。對亡者的慰藉莫過於對生者的撫慰，至少我那時是這麼想的。

去留的關口，我決定在災區繼續堅持。

第二天，我在省團委對面租到了一間四室一廳的房子，隨後在網上掛了一條通知：“北京志願者之家”正式開張了。第一天晚上，因為沒有休息，傷勢加重，高燒40度，幾乎無法下樓。幸好有位朋友路過來看望我，給我帶去了食物和藥物。一整天的沉睡之後，我又可以爬起來上網，繼續工作。

因為當時為志願者提供的免費住宿幾乎都已經到期，第二天晚上志願者之家就湧進來40多個從一線返回成都調整的志願者。大家也不挑揀，橫七豎八睡了一地。

這裡實實在在成為了一個志願者的驛站，留下了很多動人的經歷：一個黑龍江來的老中醫死活不肯上床，和其他志願者擠在水泥地上的床墊上，第二天一早就又返回醫療援助稀缺的黃土鎮。後來我們才得知，當時他已經肝腹水復發，回去沒幾天就病倒了。

北京志願者之家持續了兩個月，在我被單位召回北京之後仍然運作了一段時間。我有一幅籤滿了志願者名字的國旗，算是那時候300多名驛站房客留給我的紀念。

同時，我在網上也結識了一批和我做著同樣協調工作的資訊志願者，他們的群同樣叫“志願者之家”，這個QQ群成為了現在卓明災害資訊服務中心的雛形。

我沒想到的是，加入這個群體成為了我事業的又一個轉折點。在一多半志願者回撤的時候，這個群裡還彙集了當時仍在災區忙碌的一半左右的志願者團隊負責人。

這是一個強大的網路，這裡的資訊員夥伴除了大部分沒在災區以外，都和我有著類似的經歷，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力量。我們以網易平臺作為資訊出口，擁有的資訊資源涵蓋幾乎災區所有角落、所有免費物流資源、政府資源、大部分的志願團隊。災區沒有我們解決不了的困難，這是我們當時所相信的。為什麼在災害一開始的時候，沒有這樣的群，沒有我們這樣的人，這也是我們在閒暇時候經常感慨的。

群裡的工作一直持續到六月份，成都“志願者之家”驛站一直到7月下旬關閉。在奧運會開幕的禮花當中，我們的5·12志願者經歷結束了。

第二章：“卓明”

救災於我的意義？

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5·12志願者談論那段共同經歷時，最多表現出來的就是負疚感。儘管他們當時已經超常發揮出數倍於平時的能力。

樂施會前方總協調段德峰師兄分享的時候說，最大的感受是兩個字：慚愧。我們盡了個人所有的可能，卻眼睜睜看著大量的工作沒有人做，太多太多本可彌補的遺憾一直在不停地發生。

我們之前沒有經驗，我們的經驗都是從10萬人的生命和鮮血中換來的。無數的家庭破裂了，留下永遠無法彌合的創傷。這創傷也留存在5·12志願者的心中。

大自然是我們的母親，災害則是最嚴苛的老師，告訴我們自己是多麼稚嫩。

次年7月，我耐不住對災區的想念，接下帶北大紅會暑期實踐團去四川考察的任務，第一次近距離地接觸曾無數次在地圖上標註卻從未有機會身臨的現場。9月，北京5·12公益界反思大會召開，這次公益峰會也讓我大開眼界，開始瞭解整個公益圈的格局。

2010年4月14日上午，玉樹地震，我發現，救災已經成了內化在我心中的本能。

在那之前，我其實已經深深失望。人類實在是太善於遺忘的動物，只要傷痕不深，忘記似乎成了撫平傷痛的最好手段。

反思又反思，5·12的寶貴經驗中，傳承和固化下來的卻乏善可陳。救災重建專案鮮有成功案例，成體系的救災經驗無處尋覓。災害到來時，我身邊的人們又表現出了似曾相識的迷惘。

10萬人的生命換來的就只有這些麼？這是我不能接受的。既然知道如何在不到現場的情況下參與到救援中，“絕不能再讓資訊不對稱嚴重降低救災的效率”，這樣想著，我開始在沉寂已久的5·12志願者群中呼喚夥伴，重組我們的資訊員群。

“卓明”的誕生

第一天的工作並不順利，懂得遠距離協調的夥伴太少。我在BBS上繼續徵召在北大的志願者，第二天晚上，已經有7個年輕人聚集在我家的飯桌旁，接受第一次資訊志願者培訓。

培訓沒有時間準備，幾乎是完全即興的，我給他們列出了資訊的格式標準、收集和傳播流程、分工協作要點、相關注意事項。緊接著，所有人立即投入實戰，通宵完成了前兩日的災情彙總工作，製作出第一期救災簡報。

玉樹地震在民間救災史上是濃墨重彩的一筆，上千5·12志願者排除萬難，聚集到青藏高原上（而遙遠的距離篩選掉了很多不靠譜的人），面對當年5·12不曾有的複雜人文地情，雖然還有忙亂，但已經顯現出組織的作用。首次亮相的華夏公益號稱集結了災區大部分的民間組織，集散了4千萬的物資，已經達到一個大型基金會的救災能力規格。

卓明也正式脫胎於此次災害——這是第一個專門以救災資訊處理為工作內容的民間團隊。它的存在，意味著只要願意付出時間和精力，任何地點的志願者都可以參與救災，發揮每一個人獨特而關鍵的作用。

自此，卓明沒有缺席過任何一次有民間力量救援的重大突發自然災害。

與卓明一起成長

2010年和2011年並不是突發性災害高發年。民間力量再次對災害做出響應，已經是在2011年3月的盈江地震。閒散會消磨意志，我開始把精力轉向提倡救災志願行為和精神普適化，關注和推動各地草根民間公益發展。也經常會思索卓明存在的意義到底是什麼，是否應該持續。

現在看來，當時構成卓明的發展瓶頸，正在我自身的能力限制上。

2011年4月，在得知友成基金會馬上要開辦災害管理高階研修班的訊息後，我又有了08年參與5·12時候的感覺。兩天後，我幾乎是生生闖進了西南政法大學裡正在進行的研修班課堂，成為了一名完全不夠格的自費編外學員。參會的都是國內災害管理界的實踐高手，浸淫多年，我則是對災害管理概念都一無所知的新人，誰也不認識。接下來幾天，對國內外救災體系、災害管理基本知識的學習，讓我重新找到了個人發展的方向。

半年時間裡，研修班輾轉成都、雲南、臺灣、北京，對災區以及NGO重建專案的實地考察極大開拓了我的視野，也堅定了我投入災害管理領域的決心。卓明的骨幹第一時間就分享了我在研修班課堂上的所學所聞。我們似乎更清楚了自己從事的是一項什麼樣的事業，專業之路應該怎麼走下去。

同時，我們發現了我們的唯一性和獨特的價值——資訊是救災行動的先導，但從未有人針對性地提出過系統的解決方案。踏踏實實的價值感，成為了我和卓明繼續前行的新的支點。

2012年，卓明對災害的響應更為理性和堅決。工作方法順利地固化下來，流程化和體系化，一直沿用至今。5月岷縣洪災和9月彝良地震，我們都出色完成了資訊處理的工作，開始正式在民間公益界立足。

我在10月奔赴彝良一線，開始嘗試一線指揮工作，完成了龍海鄉泥石流的應急協調。救災成為每一名卓明骨幹的使命和本能。

第三章：使命

突然來襲的心障

在杭州公益與商業論壇間歇，一位大學生志願者經介紹來採訪我的公益歷程，問的無非是我回答過媒體很多遍的一些常規問題，比如作為一個牙醫為什麼要這麼積極參與公益，動機是什麼之類。我的回答已經成了重複很多遍的套話，但我忽然發現有什麼東西不對了。

生命、傷痛、苦難，對我來說已經是一種可以技術性處理的常態，千篇一律，而且有些事情再怎麼幹預，總是有得有失，未必奉獻總有正確的結果。我的感情已經抽離出來，已經很久不再為這些曾讓我心悸的字眼打動，這些，已經不再是我堅持的動力。

我忽然感到一陣莫大的惶恐，之前堅信並且依賴的一些東西正在崩塌。

感性沉澱為理性，激情趨於冷靜。最初的衝動把我帶到這條道路上，改變和成長最多的卻是我自己。我早已明白個人從事公益的動機，依然是私利而非全出自於公心。

個人自發的益他行為，總是先以滿足個人情感需求為導向，往往施以他人並不需要的多此一舉，形成新的傷害。從結果來客觀評價，很多時候我們以為自己在做好事，但實際上適得其反。唯一可以確定的正向收益，只在我們自身經由這個過程，變成了一個更有能力的個體，獲得了愉悅和非常的體驗。

在那一剎那，我分不清正在做的事情是否只是為了滿足個人的需求，只是一種全然的自私。視熱情為動力源泉的我，曾一次一次突破自我，現在又該如何突破心障？繼續是否還有意義？

我是極端幸運的，答案在無比糾結的兩個小時之後便顯現了。

在從會場去機場的路上，語速超快的段德峰師兄令我再次醍醐灌頂。在這次濃縮的思想盛宴裡，段師兄向我介紹了樂施會如何把救災的價值和理念抽絲剝繭、盤剝殆盡之後濃縮為“經濟公平”四個字，再由這四個字為基石，指導所有的救災規程能夠最大化滿足災民的利益，而不是對對方造成二次傷害。

這讓我茅塞頓開，價值是可以更理性地衡量的！

我們可以清楚地評估我們能夠創造的價值，以此為目標，確保不以主觀為轉移的客觀收益。我們可以以我們設定的最大理性目標為目標，設計和應用種種手段確保目標的實現。感性的成分僅為價值理性提供服務，確立建立目標的方向，使它能夠實現個人、受益群體以及社會共同利益的共存和發展。

段師兄還同時指出了實現個人能力突破的明路：到其它國家去，學習他們已經建立起來的價值體系，學習他們的工具和方法，學會如何應用成體系的方法論達到我們的目標。

卓明的價值

自此，我終於明白了個人的歷史使命，以及自己的價值所繫。

在中國民間救災領域甚至整個公益行業還處在初級階段的今天，行業內依然存在大量的資訊不對稱造成的能力不均衡。災民需求的有效解決，依賴於整個社會資源的有序投入，以及參與救災的民間組織的能力和數量。

卓明的意義不僅在於在應急階段透過打破資訊不對稱提高救災的效率，也可以利用自身的經驗和行業資訊積累，讓救災領域的智力資源和支援資源流動起來，促進民間救災組織的能力提升和成長髮展，而後者，才是解決救災問題的根本之道。這個目標，值得我們用5年到10年的時間去全力追求。

轉眼10年過去，我們這些參與協調的人也算是當年的“倖存者”。

那時候太弱了，地震了以後整整一天，連震中在哪、哪裡會很嚴重都不知道。

現在，我們的團隊卓明災害資訊服務中心，依靠志願者的力量，已經能做到不管多大的災，都有能力把災區發生的事情事無鉅細地呈現出來，全球、全天候。

我們有能力許下這樣的承諾：我們不會再讓災區變成人們白白死去的迷宮。這就是使命，512賦予我們的——直到哪天這個行業成熟了，再也不需要我們了。

2008年5月13日我在四川成都華西醫院急診

先說明，我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稀奇的經歷，也沒有去災區一線………只是在這裡談談我當年在成都做志願者的一些所見所聞吧

2008年的時候，我正在位於成都的四川大學華西臨床醫學院上學，我還記得地震的那一天真的是很嚇人，本來我正在寢室裡寫稿子，突然感覺桌子在晃，我和寢室的室友同時提醒對方不要再抖腿了，結果抬頭髮現不是我們兩個人在抖腿，再仔細一瞧，牆上的課表等紙張都在“拍打”牆面，窗戶玻璃更是和窗框在發生碰撞，響聲巨大。

我倆意識到可能是地震了，於是飛快的從樓上往下跑……沿途可以看到樓道里有很多大家跑飛的拖鞋。到了樓下還可以看到一些女生可能還在午睡，是裹著床單下的樓…… 也有的同學是跳樓下來的。

那天晚上還是很惶恐的，學校安排了大家住在操場上，不過第二天當我們聽說傷員從災區送來了成都，大多數人都紛紛去往華西醫院當起志願者，大家都覺得這是非常光榮的事情。

當志願者的經歷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主要就是一車車的人送到華西醫院，然後由不同的志願者進行分流，我還幫了幾位傷員全程陪同去各種科室做檢查……

作為一個當年的醫學生，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國家還是很為大家負責的，治療的時候都是不惜代價在積極救治。我當年作為準營養師，印象比較深刻的是當時營養餐等各種飲食供應都是全面敞開的，其中我參與過過那位著名的“可樂男孩”的營養干預：

他的病情當時不算輕，也截肢了，而且需要吃平時全自費的營養液，這時候也根本不需要患者本人掏錢……

說到這裡，我去查了一下他的近況，他後來去可口可樂公司上班了，似乎還過得不錯。

祝願當年的人們都能從災難中走出來，我也相信國家有著應對災難的能力，人們追求幸福的決心更是不會被災難摧毀。

汶川地震那年，我在醫院見習，當時我們小組在病房小教室聽老師講課。

地震發生時，大家感覺板凳晃得厲害。

老師一看吊著的電燈也在晃，大喊一聲：地震來了，大家走樓梯，快下樓！

轉身穿上白大褂，奔到護士站，通知護士，組織病人和家屬下樓。

後來聽說汶川地震當時，病房還發生了一件事，組織了一次小搶救：

有個患者突然意思喪失，四肢抽搐。

家屬說，患者經歷了唐山大地震，每次聽說地震都非常緊張，有時聽說地震，也會這樣緊張到抽搐。

大家都以為是因為聽說發地震了，患者緊張。

我老師就還是給了一支安定針，後來患者醒了，問他，他說不知道經歷了什麼，什麼都不記得了，只聽說發生地震了。

但是我老師還是覺得，不僅僅是因為緊張，發作時意識喪失，四肢抽搐，適當鎮靜後緩解。這其實是典型的癲癇。

只是這個患者，平常不發作，只在特定的場景下才發作，比如地震時。

所以，可以想象，經歷了地震的人，除了肉體上的創傷，傷口，傷疤，骨折，肢體殘疾，有時，心理陰影更讓人擔憂。

幸好，心理學界，已經在汶川地震中對創傷後患者開展了心理援助。

關注鮮血淋漓的創傷，更要關注心理創傷。

大膽的往前走，不要放棄！

汶川大地震，是一次考驗，一次對於人生信念的考驗，堅持不下去了，就找醫生聊聊吧……

看到這個問題想起了昨天就看到的一條微博。

無腿蛙王，代國宏。他是北川中學的一個學生，08年汶川地震中，他失去了雙腿，但是沒有放棄自己的人生，他去學習游泳，一遍遍的練習，其中的苦與累不言而喻。最後他成功了，不僅學會了游泳，還獲得的國家級的游泳冠軍。

退役後的他依然散發著光和熱，用自己十年的磨礪鼓勵著更多的人，他到處演講，參考了北京衛視的超級演說家。

真的很令人佩服的一個人。

我是唐山大地震的倖存者，那個時候我只有六七歲，雖然這麼重大的災難能夠記憶猶新，但說到生活，感覺影響並不大，我沒有留下任何傷殘，家裡的房子在第一次大震中並沒有倒塌，是晚上那次大的餘震摧毀的，這時候我們已經都轉移到安全地帶了。

那一晚天氣異常悶熱，村裡死了個人，父親去幫忙，後半夜才回家。回家後因為天熱，父親沒有躺下睡覺，拿著扇子在扇，父親回家的動靜驚醒了我，所以地震的全過程我基本都是清醒的，沉悶的聲響由遠而近，同時伴著地震光，1976年，正是文革時期，中蘇關係緊張，父親一開始以為是爆發戰爭了，蘇聯人打過來了，睡在廂房的爺爺經歷過1945年灤縣大地震，反應較快，迅速跑到院子裡喊父親的小名，說地震了快跑。母親抱著弟弟，父親一隻胳膊夾住我，從窗戶跳出去，到了院子裡時地震波已經減弱，如果房子在地震中倒塌，除爺爺外，我們一家肯定就埋在廢墟里了。

都說小震不用跑，大震跑不了，這在城市環境裡才適合，在農村，跳出窗戶就可以逃生，如果能迅速判斷是地震，還是有逃生機會的，不要被謠言誤導。爺爺站在院子裡喊我們時，地震波正強烈。如果反應迅速，三秒時間就可逃到戶外。逃生機會還是有的。

閒言少敘，說說地震給我們造成的影響吧，傷痛大同小異，也沒什麼可以重點描述的，在大震中，讓人感觸最深的就是群體關係的進一步加深。在沒有大震前，人們自己過著自己的小日子。鄰里關係只能算融洽，但到底感情有多深？有多牢固？沒有什麼直接概念，但是在重大災難面前，很多平時看不到、體會不到的東西都顯現出來。

我家左鄰右舍大部分都順利逃了出來，幾戶大概二十多人幾分鐘內就聚在了一起，大震之後餘震是非常頻繁的，而且震級也較大，驚慌失措，剛從死亡線逃出來的人們隨著餘震的發生，恐懼在一步步加強。每當有餘震發生，所有的人手拉這手，圍成一圈蹲下，想法很簡單，如果死了，大家可以死在一塊，相互之間牽的得手成了一種心裡慰藉。在面臨死亡時，恐懼感弱了很多。第一次感覺到，除了自己的親人，身邊的人原來和自己距離這麼的近，這些感覺對我以後的處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這樣的狀態持續了不知多長時間，驚慌的人們開始注意到附近的鄰居少了幾個人。於是大家趕緊過去找。靠邊的一家房子因為缺少鄰居牆壁的支撐倒塌了。東屋是奶奶和六歲的孫子，西屋是母親帶著三個女兒。

大家在廢墟上喊著他們的名字，母親有了迴應，但她堅持要大家先救東屋裡的祖孫兩個。我以為她一定沒事，祖孫兩個救了出來，奶奶無大礙，六歲的孫子腰部受了點輕傷，被建築物掛了一個口子。當那位那位母親快要得救時，爺爺把我帶離了現場。

後來才知道，那位母親被一條橫樑砸中，整個骨盆粉碎性骨折，兩腋下蜷縮著的二女兒和小女兒全部遇難，大女兒獨自睡倖免於難，事後我一直在想，這位母親當時經歷了怎樣的心路歷程。自己的骨盆粉碎性骨折，卻堅持要大家先救兒子和婆婆，自己在廢墟下忍受著極大的痛苦。這時候她知道自己的兩個女兒已經沒有希望了，兩個孩子都在他腋下的位置，他摸得到，她粉碎的骨盆不足以給兩個女兒支撐起足夠的生存空間。他的所有希望寄託在兒子身上，早已忘卻了自身承受的痛苦。這也是我對母愛這種偉大感情的最直接感觸。

造化弄人，這位母親雖然落下殘疾，走路一瘸一拐，但活了下來，而她的兒子卻在三年前的一場車禍裡失去了生命。她的兒子只比我小几個月，和我一起長大，是真正的發小，在他出殯的那天，我一直在場，我發現他母親沒有怎麼哭，整個人變得很木訥，一直處在愣神的狀態，別人有時喊他兩三聲都沒有反應，我知道，經歷過這麼多的母親，在兒子突然離開時是難以接受的，在心理學上講，會產生一種應激反應，她會在潛意識裡逃避，認為這只是一場夢，不是真的，夢總會醒來的。所以並不會像影視中那樣悲痛欲絕，如果你仔細觀察就會發現，類似的事情在我們身邊並不少見。在重大打擊下，有些人行為反常，一會悲痛欲絕，但過一會和別人說話時又像沒事人一樣，其時這是大腦保護機制在起作用，在潛意識裡讓人“忘掉”痛苦的事情，但這種“忘掉”並不是真的忘掉，只是在不經意間，短時間內讓你暫時脫離這個環境。

經歷過生死的人會更能體會一些別人體會不到的東西，在這方面說，他給我們帶來的不全是痛苦，也有積極的一面。在大災難面前，每個人都像親人，相互幫扶，相互鼓勵，震後的救助過程中感人至深的場面多次出現出現，當時獲得的食物大家一起分享，我家門口用蘆蓆搭了防雨的簡易棚，男人們都去廢墟下救人，女兒們從危房中搶出糧食做飯，蘆蓆棚下基本沒有了小家的概念，所有的人彷彿就是一個大家庭，早已不分你家我家。人多睡不下，爺爺帶我去生產隊的麥秸垛上掏洞避雨安身，把蘆蓆棚讓出來給受傷的人住。

後來在我的成長過程中，處事態度是不設防，假定身邊的人都是好人，為此我吃過不少虧，但我一直未改變，因為在我幼小的心靈裡早已撒下了一顆友愛的種子。災難面前，每個人都放棄了成見，都能融洽相處。廢墟下的一聲求助，使多少趕往親戚家的人半路停住腳步，我統計不出來，但從小我就聽著這些事蹟長大，一直被感動著。如果沒有這樣的災難，也許你永遠難以發現，原來身邊那些看上去普普通通人，內心中卻充滿著人性的光輝、

《大震建新家》：

汶川大地震束後，

哭後一片求生前，

中華上下總動員，

團結起來抗大患。

個人遇難多修好，

十年眾志重新築。

樓舍林立家有樂，

事業永昌共點贊。

在大地震中由於國家和廣大人民及醫務人員解放軍戰士等關注，倖免於難的人得到了很好的安置。地震過後國家有為倖免於難的人建造了新的家園，現在生活得到了很好的完善。在地震中為了搶救遇難的人，解放軍和醫務工作者等社會各界人士都奮勇當先不顧個人安慰。使得更多的遇難人獲得新的生活。

謝謝邀請！哪些在大地震中辛免與難的人們，現在生活得怎麼樣了？2008年5月12日，一場離華人民最近的汶川大地震發生了，哪真是山崩地裂，大地悲哀，一段時間所有的電視節目全部在滾動播放汶川大地震的實創，十年的創傷最好不要去打聽，也不要過多地去詢問，最好的解釋就是讓他們都能安靜的生活。

”一方有難，八方支援”這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也是做為一名華人的幸福，我沒有去過汶川，汶川地震都是透過新聞媒體知道的，當年我正在我們村村委會任團支部書記，我們結合上級的倡導，首先在我們村，向我們的村民發出倡議書，”獻一份愛心，盡一份力量”！全村六百多戶村民，三百多名團員，四十多名黨員，捐款六千多元，捐款的人中有老人，有孩子，充分的發揮”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統一交到鎮民政部門，透過銀行獻出一份愛心，這是”心的呼喚，愛的奉獻”，也是我們大西北一個貧困地區的一點愛心，愛心不多，但可以匯成江河，雖然我們沒有機會去過汶川，但我們村每一個老百姓都獻出了一份愛心，獻給在汶川地震中苦難的人們。

今天，十年到了，汶川站起來了，透過媒體瞭解到一座新型城市，正在崛起，這就是華人的精神，華人的骨氣，地震可以奪走我們的親人，我們的一切，但他永遠奪不走我們的志氣，汶川地震見證了人心，見證了大愛，見證了中華民族的優秀品質，我們做為一個遠方的朋友，祝願在大地震中辛免的人幸福快樂，團圓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