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人文地理區劃，“遼海”一詞出現的時間不應晚於東漢，且自晉、唐、遼、宋以來，就是一個與“中原”、“燕趙”、“巴蜀”、“荊楚”、“齊魯”、“江淮”等地相互對舉的概念。遼海位於北方農牧交匯地帶，正是這種特殊的地理區位和生態環境，決定了古代遼海的歷史文化在中華傳統的原生型農業國家和後起的續生型遊牧國家的起源與發展過程中，扮演著特殊的重要角色。據最新的農業考古研究結果，遼海地區是世界上最早栽培黍、粟類農業作物的中心區域之一。農業的發生和發展，進一步引發了城市革命的出現和國家文明形態的到來。透過已取得的大量史前考古研究成果，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從興隆窪文化到紅山文化3000年間，中國原生形態的國家文明產生的初始歷程。春秋以後，由於東胡的崛起，遼海逐漸進入以牧業為主的時代。從這個時候起，遼海地區不僅與中國北方後起的遊牧民族崛起密切相關，同時也成為中華續生型國家文明的重要舞臺。
近年來，隨著文化分割槽研究的日漸深入，遼海地區的古代歷史文化在中華國家文明形成與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顯。
作為人文地理區劃，“遼海”一語，自晉、唐、遼、宋以來，就是一個與“中原”、“燕趙”、“巴蜀”、“荊楚”、“齊魯”、“江淮”等地相互對舉的概念。如西晉傾覆之際，北族紛紛入主中原，北魏崔鴻論其時局時即把“遼海”與“燕趙”對舉，所謂“趙燕既為長蛇，遼海緬成殊域”(《魏書》卷67《崔光傳》附《崔鴻傳》)。《魏書》的作者在評價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時，曾言其有過“平秦隴，翦遼海”之功(《魏書》卷4《世祖紀》)。《舊唐書》卷53《李密傳》讚語曰：“隋政板蕩，煬帝荒淫，搖動中原，遠征遼海”。
關於“遼海”這個地域概念的最早出處，在金毓黻先生編撰的《遼海叢書刊印緣起》中，將其追溯到北齊時成書的《魏書》。近年有人據《三國志》卷42《蜀志·譙周傳》裴松之注引孫盛《晉陽秋》軼文，指出早在東晉永和三年(347年)，桓溫就曾在寫給晉穆帝的表文中有過“管寧之默遼海”之語，因此今遼寧地域古稱“遼海”的時間不晚於東晉(陳涴：《“遼海”古稱由來考》，《史學集刊》，2008年第3期)。其實，東晉之際，稱中國東北一帶為遼海的文獻典籍，並不以《晉陽秋》一種為限。如袁宏也曾在所著《後漢紀》卷14《孝和皇帝紀下》的結語中提到過遼海，所謂：“三代建國，弗勤遠略。岐、邠、江、淮之間，習其故俗；朔野、遼海之域，戎服不改。”桓溫出身安徽，孫盛祖籍山西，由此可以推知，“遼海”在東晉時期已是一個南北習知的地域概念。既然是南北習知，那麼就應該經歷了一個較長時期的流佈傳播過程。如此說來，這個地域概念出現的時間，應該早於東晉。
《後漢書》卷73《公孫瓚列傳》載東漢獻帝初平四年(193年)，公孫瓚“破擒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乃於易水之濱營建易京作為都城，“盛修營壘，樓觀數十。臨易河，通遼海”。據同書，公孫瓚出身“家世二千石”的遼西令支(今河北遷安縣西一帶)望族，由於遼西和遼東一帶是其起家的根據地所在，故史言其勢力範圍曰“臨易河，通遼海”。
作為人文地理區劃，“遼海”一詞出現的時間不應晚於東漢，且自晉、唐、遼、宋以來，就是一個與“中原”、“燕趙”、“巴蜀”、“荊楚”、“齊魯”、“江淮”等地相互對舉的概念。遼海位於北方農牧交匯地帶，正是這種特殊的地理區位和生態環境，決定了古代遼海的歷史文化在中華傳統的原生型農業國家和後起的續生型遊牧國家的起源與發展過程中，扮演著特殊的重要角色。據最新的農業考古研究結果，遼海地區是世界上最早栽培黍、粟類農業作物的中心區域之一。農業的發生和發展，進一步引發了城市革命的出現和國家文明形態的到來。透過已取得的大量史前考古研究成果，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從興隆窪文化到紅山文化3000年間，中國原生形態的國家文明產生的初始歷程。春秋以後，由於東胡的崛起，遼海逐漸進入以牧業為主的時代。從這個時候起，遼海地區不僅與中國北方後起的遊牧民族崛起密切相關，同時也成為中華續生型國家文明的重要舞臺。
近年來，隨著文化分割槽研究的日漸深入，遼海地區的古代歷史文化在中華國家文明形成與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顯。
作為人文地理區劃，“遼海”一語，自晉、唐、遼、宋以來，就是一個與“中原”、“燕趙”、“巴蜀”、“荊楚”、“齊魯”、“江淮”等地相互對舉的概念。如西晉傾覆之際，北族紛紛入主中原，北魏崔鴻論其時局時即把“遼海”與“燕趙”對舉，所謂“趙燕既為長蛇，遼海緬成殊域”(《魏書》卷67《崔光傳》附《崔鴻傳》)。《魏書》的作者在評價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時，曾言其有過“平秦隴，翦遼海”之功(《魏書》卷4《世祖紀》)。《舊唐書》卷53《李密傳》讚語曰：“隋政板蕩，煬帝荒淫，搖動中原，遠征遼海”。
關於“遼海”這個地域概念的最早出處，在金毓黻先生編撰的《遼海叢書刊印緣起》中，將其追溯到北齊時成書的《魏書》。近年有人據《三國志》卷42《蜀志·譙周傳》裴松之注引孫盛《晉陽秋》軼文，指出早在東晉永和三年(347年)，桓溫就曾在寫給晉穆帝的表文中有過“管寧之默遼海”之語，因此今遼寧地域古稱“遼海”的時間不晚於東晉(陳涴：《“遼海”古稱由來考》，《史學集刊》，2008年第3期)。其實，東晉之際，稱中國東北一帶為遼海的文獻典籍，並不以《晉陽秋》一種為限。如袁宏也曾在所著《後漢紀》卷14《孝和皇帝紀下》的結語中提到過遼海，所謂：“三代建國，弗勤遠略。岐、邠、江、淮之間，習其故俗；朔野、遼海之域，戎服不改。”桓溫出身安徽，孫盛祖籍山西，由此可以推知，“遼海”在東晉時期已是一個南北習知的地域概念。既然是南北習知，那麼就應該經歷了一個較長時期的流佈傳播過程。如此說來，這個地域概念出現的時間，應該早於東晉。
《後漢書》卷73《公孫瓚列傳》載東漢獻帝初平四年(193年)，公孫瓚“破擒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乃於易水之濱營建易京作為都城，“盛修營壘，樓觀數十。臨易河，通遼海”。據同書，公孫瓚出身“家世二千石”的遼西令支(今河北遷安縣西一帶)望族，由於遼西和遼東一帶是其起家的根據地所在，故史言其勢力範圍曰“臨易河，通遼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