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是個認同感的問題，說到底也是個價值觀的問題，更說到底更是一個利益的問題！對自己的利益有好處，就要忠，對自己的利益沒好處，就不去忠…

歷史和現實，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啊！

而這個利益~利，是指物質財富上的，益，是指精神財富上的，除此無他…

孔子不是傻子，瘋子，愚人。周遊列國到處罵周天子禮樂崩壞。就是寫出周天子是一堆爛泥病入膏盲的氣數已盡。百家亂政不可救藥。到處宣揚周天子的無能，孔子還會扶助一個沒落政權嗎？尊孔子時代必是新的政權誕生後。儒家特常，必為新政權歌功頌德，例朝代如此。儒字人需也，撐權人需也。任何新首腦新政權都不喜歡有反對的聲音。所以尊儒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守其道。秦始皇名曰焚書坑儒也不允許造反，反對他坐皇帝呀。

孔子和孟子是儒家代表，但在周王朝的春秋時代，儒家還未形成氣侯，戰國時期有了儒家流派，卻處於百家爭鳴之時，各家思想相繼進入大辯論時代，儒家的政治地位並不十分突出，且那時，孔子，孟子都己離世，有限的生命來不及忠君，且周王朝自周厲王時，發生國民暴動，致此，禮崩樂壞，孔子生而克己復禮，與當時奴隸主背道而馳，他不會也不可能去輔佐周天子，他的主張，掌權者不會認同，因而，到處受到驅逐，所以，他開啟周遊列國的人生，廣收弟子三千多人，著書立說，傳播儒家思想，是當時社會的一股清流，他樹起儒家之風，到秦漢得成氣侯，坑儒和尊儒成了封建歷史時轉折點，儒家成了封建統治的主流思想，肩扛忠君愛民的使命。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需要釐清一些事情。

第一，自平王東遷以至於秦滅二週，政體歷經三變:王制；霸（伯）制；帝制。

王制政出天子，霸制“挾天子以令諸侯”，帝制則政由己出，主“革命”。

孔、孟並不是一個時代的人。孔子在春秋末年，提倡“克己復禮”，即是護衛周天子。而孟子身處戰國之世，他提出了“保民而王”的觀念，並且說武王伐紂並非僭逆，指紂為獨夫，這為新的政治理論的產生（五德終始說）打開了一個口子。

第二，在周代血緣“封建”的時期，忠孝一體，而隨著“封建”的崩解，“親親”轉為“任賢”，君臣之間不再有“大宗——小宗”這樣的血緣聯絡，而是以“考功刑賞”為前提的“僱傭”關係，到這時，才把“忠”置於社會倫理的首位。

孔子時尚對周王室抱有期望，因此主張復禮，而到孟子時，只能把平定天下的希望寄託在諸侯的身上了。

對於儒家來說，他們的最高願景是天下和合，而不是心繫一國之興亡。這也是顧炎武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辯?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的理論根據。

也就是說“忠”是有前提的，即食君祿者才有“忠”的義務。

當然這是“前民族國家”時代的思想。我們現在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雖然脫胎自顧炎武的這段話，卻已經違背了他的願意。但這反映的也正是新型“國家——公民”時代的倫理要求。

很簡單，說明孔孟都是正常人。智商不夠的才輔佐腐朽的周王朝，雖然孔孟口口聲聲君君臣臣，骨子裡還是支援革命與創新的。

因為天子是別國的君。忠君是忠自己的君。尊重天子，是國君的事，不是孔子的事。況且忠君是忠有道之君，而不是忠昏君。

這個問題明朝的馮夢龍就曾經編排過孟子。金庸在《射鵰英雄傳》裡借黃蓉之口說起過。小時候我還真以為是黃藥師寫的。

乞丐何曾有二妻，鄰家焉得許多雞。

當時尚有周天子，何事紛紛說魏齊。

——馮夢龍《古今笑》

其實這個問題可以繼續追問，你孔仲尼是殷商之後，為什麼不去興復大商朝，而是忠於周室呀？

事實上，儒家從不會無條件地尊君，他們追求的是從道不從君。而法家不相信會有人無條件地尊君，所以只相信賞與罰的功利手段。

百家諸子所在的春秋戰國時代，在哲學家雅斯貝爾斯那裡被稱作“軸心時代”。它的特點就是經過早期文明的充分醞釀，思想精英有條件透過反思實現理論昇華，開始透過道德和理性思考天人關係，建立理想的文明秩序。政治是其中最為重要的主題，對人性的思考是政治思考的本質延伸。諸子都將君王視為人，而不是神。是需要教育和匡正的物件。指望人無條件地忠於人君，不管你認為這個人性是善是惡，本身就是反人性的。

在孔子那裡，就明確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論。也就是君要像個君的樣子，這是忠君的前提。什麼樣子呢？一個字，禮。“君待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能做到這一點的，才是有道之君，才值得效忠。不然呢？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道之不行，乘桴浮於海，我就不伺候了。周之無道，不是一天兩天了。孔子作《春秋》褒貶人物，繩法當世，頭一個就是貶天子，然後才是退諸侯，討大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

孔子秉承的到底是什麼？是對周室的愚忠嗎？不是，而是文王以來的周之王道。“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是殷商之後，卻不去景仰商，而是景仰周文王這個“亂臣賊子”，同樣是這個道理。“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這是孔子的自我體認。用後世的話說，就是“從道不從君”。

孔子的孫子子思作《中庸》，又發揮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道源自天賦之本性。而儒家是相信人有善根的，善從孝悌中體現出來。用強權違背這個本性，就是無道。伍子胥為父報仇鞭屍楚平王，在後世簡直駭人聽聞，喪心病狂。但《春秋》三傳沒有一句指責他復仇的話，全都認同，因為平王無罪而殺人之父兄，是個混蛋。三國時有一個叫邴原的，是曹操為曹丕選的長史。曹丕大宴賓朋，突設一問：君、父各有疾，但只有一丸靈藥可救人，該給誰呀。眾人紛紜，邴原一言不發。曹丕非要讓他回答，邴原勃然作色，大喝一聲：“父也”。這就是儒家的臣道！

這個思想在孟子那裡，被推向極致。“君視臣如草芥，臣視君如寇仇”。君主無道，異姓大臣可以棄之而去。宗室大臣可以廢了他另立新君。這話嚇的齊宣王一哆嗦。不僅如此，孟子還極力推崇討伐無道的牧野之戰，說武王伐紂不是犯君，而是誅“獨夫紂”。天下無道聽了這話，寧不戒懼之？所以儒家自來就為革命提供理論基礎。《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不單臣子可以反無道君主，君主自己都可以反自己。那就是當君王之位同自己的“道”發生衝突，那王位也特麼就不要了，愛咋咋地。孟子的弟子問他，舜做帝王，他爹瞽叟殺人了，名臣皋陶是法官，舜該怎麼辦？孟子撇了他一眼，想都不想說：舜把天下扔掉就像扔一隻破鞋一樣，揹著老爹就跑了。這還有什麼好說的麼？

綜上，我們可以對爭鳴時代的儒家有一個基本的認識：這是一個以道德理性看待世界的學派。它並沒有愚忠的基因，只有道與君統一才會至死不渝。認為儒家應該愚忠，是看低了儒者的智商，也看低了那個理性的時代。經由三代至戰國近兩千年的滄桑變化，多少輝煌的王朝毀於一旦。富於歷史理性的戰國學者，一心探尋國家興亡的原理，每一位見於史冊的大家，哪一個不是在爭鳴場上殺的七進七出。誰提出愚忠君主的臣子觀，早就不知道死到哪裡去了。連七雄君主都卑詞重禮以迎孟子，孟子哪會產生愚忠的念頭呢？

孔子在政治上就是一白痴。

後來的曹操都知道挾持沒落的皇帝以號令諸候，他就是不曉得去找無能的周天子開張“介紹信”然後以合法的天朝“自由學者“的身份去周遊列國並推行他的仁義文禮等儒教理念。

合該他十四年徒勞無功，惶惶不可終日。

孟子的時代周天子就是一鄉長，以毫無引響力可言了。但他同樣繼承了孔子以說教為主的儒教思想，一天到晚一副教訓人的口氣，令人討厭。

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拜託先去瞭解一下孔子和孟子的思想，再説什麼儒家提倡忠君的話。孟子説過，君若不善，廢之可也，即使殺了，也是弒獨夫，非弒君。你哪看來的孟子提倡忠君？再說了，你到底知不知道古代諸子百家講的“君”是什麼意思？當今，提倡擁護啥啥的時候，你意識到這其實是忠君思想本質嗎？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人民才是核心，國家名號也靠後，特權階層最不值得一提。

不要把自己理解的奴僕思想，誣陷成儒家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