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源新解《水滸傳》>>怎樣看待宋江“只反貪官，不反皇帝” 自從20世紀70年代評水滸運動開始，宋江“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就成了他的一大罪狀。 從小說本身來看，宋江這樣做是他的性格和價值取向決定的。 我們從宋江的四個綽號中已經得知，宋江為人的價值觀核心就是“孝義”二字。而這個“義”實際上包含著“忠”，因為在古代社會，“孝”是“忠”的基礎，“忠”是“孝”的放大，皇帝就是“君父”，天下百姓都是皇帝的“子民”。“忠”和“孝”常常是密切不可分的，宋江身上體現得尤其明顯。三十五回有一個細節很能說明問題。當時宋江得到弟弟來信，說父親去世。他見信後悲痛欲絕，說自己沒有盡到孝道，以頭撞牆，哭得昏迷過去。他不顧別人勸阻，連夜趕回家去。後來宋太公說，是怕他在外面被別人慫恿“落草去了，做個不忠不孝的人”。“忠”總是放在“孝”之前，而不說“不孝不忠”。所以作為大孝子的宋江，同時也是個忠於皇帝的臣民，這就是他遲遲不肯上梁山的根本原因。最後實在沒法子了，萬般無奈，這才上了梁山。但是他仍然不反朝廷，不反皇帝，這是具有深刻的家庭教育背景和個性根源的。 宋江坐了第一把交椅後，將梁山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在這裡“廳”和“堂”沒有什麼區別，何況還是原來的地方，重要的是把“聚”字改為“忠”了。這一改並不是不要“聚”了，而是多了一個內容，突出了“忠”。有一個現象我們須要特別注意，那就是“聚義廳”並不是梁山所獨有的，而是別的山頭也有。比如三十二回宋江被燕順、王英的小嘍羅們抓住，押到山寨“當中一座草廳，廳上放著三把虎皮交椅，後面有百十間草房”。然後小嘍羅們就把宋江綁在了草廳的將軍柱上，到二三更時分，有小嘍羅報告說，“‘大王起來了！’便去把廳上燈燭剔得明亮”。接著便是宋江差一點被挖了心肝做了醒酒湯。這個“廳”應該也叫“聚義廳”。果然三十五回寫到，秦明、黃信等入夥後，隨宋江一起到矮腳虎王英他們的清風山山寨，就在“聚義廳上相會”。四十四回裴宣、鄧飛、孟康三人佔據的飲馬川，也有個“聚義廳”。奉晁蓋、宋江之命去找公孫勝的戴宗和在路上遇見的楊林，就與他們三人“到聚義廳上”見面。由此可見，“聚義廳”是各個山頭頭領們議事的地方，一些“大事”也在這個廳堂處理，比如吃人肉。佔據飲馬川的這三位的“聚義廳”會不會好一些？恐怕也未必。因為其中一位“好漢”火眼狻猊鄧飛之所以會得這麼一個外號，是因為“多餐人肉雙睛赤”，吃得眼睛都紅了。所以我們對“聚義廳”這個名稱實在沒有必要心存過多的好感，更不能因此上綱上線，說什麼“實行投降路線”之類。宋江這一改，不但突出了“忠”，而且把“義”的層次也提高了，“聚義”的目的是為了“忠”。所以聚義廳是個帶有普遍性的名稱，即各個山頭頭領議事的廳堂，宋江把它改為忠義堂，發生了質的變化。 另外一個更深層次的原因是，時代條件決定了《水滸傳》這部小說不能寫反對皇帝。我們閱讀文藝作品，都須要注意它的時代背景。而《水滸傳》的內容受時代條件的制約超過任何古代小說名著，特別重要。因為《水滸傳》好幾個非常關鍵的內容之所以出現，都是由於這個時代因素決定的。如果不是處於這樣一個時代，那麼“水滸”的某些人物比如宋江的思想，許多人物的命運和整個故事結局，就會不大一樣甚至可能完全不一樣。許多讀者常常忽略了這個至關重要的時代背景。 簡單地說，“水滸”的故事正好發生在北宋即將被女真族的金滅亡的時期。 在古代社會，在和外族進行殊死鬥爭的情況下，皇帝具有重要的民族旗幟意義。小說第二回寫到端王當了皇帝，就是宋徽宗，那是1101年，北宋是1127年滅亡的。而《水滸傳》寫的就是從宋徽宗即位到禪位前夕這二十多年的故事。宋朝幾乎從一建立起，就一直受到北方契丹族建立的遼、西部黨項族建立的西夏和後來崛起的女真族金的強大壓力。因此和其他朝代相比，宋朝皇帝的民族旗幟意義更加突出。如果寫反對皇帝，就不大容易為廣大讀者（聽眾，觀眾）所接受。宋徽宗儘管腐敗無能，由於後來與兒子欽宗一起被俘，客死他鄉，一直被漢族人民認為是民族的奇恥大辱，成為歷朝歷代人民心中的巨大隱痛，得到廣大人民深深的同情。我們只要看看岳飛《滿江紅》所說的“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就明白了。所以不但《水滸傳》，就是北宋滅亡後的其他文藝作品，也不大有反對宋朝皇帝的內容。李贄在“《忠義水滸傳》序”中指出：“施（耐庵）、羅（貫中）二公，身在元，心在宋，雖生元日，實憤宋事。是故憤（徽欽）二帝之北狩（被俘），則稱大破遼以洩其憤。”此說很是。而施耐庵、羅貫中的這個“憤”，主要集中在民族矛盾引起的國仇上，我們要從這個角度來看宋江的“忠”，並解讀相關情節。 此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出於策略需要。反皇帝在封建社會屬於最嚴重的大逆之罪，那是要滅幾族的；而反貪官屬於一般的罪，有時候還可以作為“清君側”，具有正義性，得到大家的同情甚至讚譽。所以歷朝歷代的農民起義、農民運動和其他反抗行動，矛頭直接指向皇帝的很少，大多數都指向貪官，這樣做有利於保護自己。在《水滸傳》中，不光是宋江不反皇帝，就是真正的勞動人民阮氏三兄弟，也口口聲聲“忠心報答趙官家”、“京師獻於趙王君”（第十九回）。他們的直接矛頭都明確指向“虐害百姓”的“酷吏贓官”，而且巧妙地把這種行為化為“忠君”的表現，從而大大降低了殺盡酷吏贓官的風險。
周思源新解《水滸傳》>>怎樣看待宋江“只反貪官，不反皇帝” 自從20世紀70年代評水滸運動開始，宋江“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就成了他的一大罪狀。 從小說本身來看，宋江這樣做是他的性格和價值取向決定的。 我們從宋江的四個綽號中已經得知，宋江為人的價值觀核心就是“孝義”二字。而這個“義”實際上包含著“忠”，因為在古代社會，“孝”是“忠”的基礎，“忠”是“孝”的放大，皇帝就是“君父”，天下百姓都是皇帝的“子民”。“忠”和“孝”常常是密切不可分的，宋江身上體現得尤其明顯。三十五回有一個細節很能說明問題。當時宋江得到弟弟來信，說父親去世。他見信後悲痛欲絕，說自己沒有盡到孝道，以頭撞牆，哭得昏迷過去。他不顧別人勸阻，連夜趕回家去。後來宋太公說，是怕他在外面被別人慫恿“落草去了，做個不忠不孝的人”。“忠”總是放在“孝”之前，而不說“不孝不忠”。所以作為大孝子的宋江，同時也是個忠於皇帝的臣民，這就是他遲遲不肯上梁山的根本原因。最後實在沒法子了，萬般無奈，這才上了梁山。但是他仍然不反朝廷，不反皇帝，這是具有深刻的家庭教育背景和個性根源的。 宋江坐了第一把交椅後，將梁山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在這裡“廳”和“堂”沒有什麼區別，何況還是原來的地方，重要的是把“聚”字改為“忠”了。這一改並不是不要“聚”了，而是多了一個內容，突出了“忠”。有一個現象我們須要特別注意，那就是“聚義廳”並不是梁山所獨有的，而是別的山頭也有。比如三十二回宋江被燕順、王英的小嘍羅們抓住，押到山寨“當中一座草廳，廳上放著三把虎皮交椅，後面有百十間草房”。然後小嘍羅們就把宋江綁在了草廳的將軍柱上，到二三更時分，有小嘍羅報告說，“‘大王起來了！’便去把廳上燈燭剔得明亮”。接著便是宋江差一點被挖了心肝做了醒酒湯。這個“廳”應該也叫“聚義廳”。果然三十五回寫到，秦明、黃信等入夥後，隨宋江一起到矮腳虎王英他們的清風山山寨，就在“聚義廳上相會”。四十四回裴宣、鄧飛、孟康三人佔據的飲馬川，也有個“聚義廳”。奉晁蓋、宋江之命去找公孫勝的戴宗和在路上遇見的楊林，就與他們三人“到聚義廳上”見面。由此可見，“聚義廳”是各個山頭頭領們議事的地方，一些“大事”也在這個廳堂處理，比如吃人肉。佔據飲馬川的這三位的“聚義廳”會不會好一些？恐怕也未必。因為其中一位“好漢”火眼狻猊鄧飛之所以會得這麼一個外號，是因為“多餐人肉雙睛赤”，吃得眼睛都紅了。所以我們對“聚義廳”這個名稱實在沒有必要心存過多的好感，更不能因此上綱上線，說什麼“實行投降路線”之類。宋江這一改，不但突出了“忠”，而且把“義”的層次也提高了，“聚義”的目的是為了“忠”。所以聚義廳是個帶有普遍性的名稱，即各個山頭頭領議事的廳堂，宋江把它改為忠義堂，發生了質的變化。 另外一個更深層次的原因是，時代條件決定了《水滸傳》這部小說不能寫反對皇帝。我們閱讀文藝作品，都須要注意它的時代背景。而《水滸傳》的內容受時代條件的制約超過任何古代小說名著，特別重要。因為《水滸傳》好幾個非常關鍵的內容之所以出現，都是由於這個時代因素決定的。如果不是處於這樣一個時代，那麼“水滸”的某些人物比如宋江的思想，許多人物的命運和整個故事結局，就會不大一樣甚至可能完全不一樣。許多讀者常常忽略了這個至關重要的時代背景。 簡單地說，“水滸”的故事正好發生在北宋即將被女真族的金滅亡的時期。 在古代社會，在和外族進行殊死鬥爭的情況下，皇帝具有重要的民族旗幟意義。小說第二回寫到端王當了皇帝，就是宋徽宗，那是1101年，北宋是1127年滅亡的。而《水滸傳》寫的就是從宋徽宗即位到禪位前夕這二十多年的故事。宋朝幾乎從一建立起，就一直受到北方契丹族建立的遼、西部黨項族建立的西夏和後來崛起的女真族金的強大壓力。因此和其他朝代相比，宋朝皇帝的民族旗幟意義更加突出。如果寫反對皇帝，就不大容易為廣大讀者（聽眾，觀眾）所接受。宋徽宗儘管腐敗無能，由於後來與兒子欽宗一起被俘，客死他鄉，一直被漢族人民認為是民族的奇恥大辱，成為歷朝歷代人民心中的巨大隱痛，得到廣大人民深深的同情。我們只要看看岳飛《滿江紅》所說的“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就明白了。所以不但《水滸傳》，就是北宋滅亡後的其他文藝作品，也不大有反對宋朝皇帝的內容。李贄在“《忠義水滸傳》序”中指出：“施（耐庵）、羅（貫中）二公，身在元，心在宋，雖生元日，實憤宋事。是故憤（徽欽）二帝之北狩（被俘），則稱大破遼以洩其憤。”此說很是。而施耐庵、羅貫中的這個“憤”，主要集中在民族矛盾引起的國仇上，我們要從這個角度來看宋江的“忠”，並解讀相關情節。 此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出於策略需要。反皇帝在封建社會屬於最嚴重的大逆之罪，那是要滅幾族的；而反貪官屬於一般的罪，有時候還可以作為“清君側”，具有正義性，得到大家的同情甚至讚譽。所以歷朝歷代的農民起義、農民運動和其他反抗行動，矛頭直接指向皇帝的很少，大多數都指向貪官，這樣做有利於保護自己。在《水滸傳》中，不光是宋江不反皇帝，就是真正的勞動人民阮氏三兄弟，也口口聲聲“忠心報答趙官家”、“京師獻於趙王君”（第十九回）。他們的直接矛頭都明確指向“虐害百姓”的“酷吏贓官”，而且巧妙地把這種行為化為“忠君”的表現，從而大大降低了殺盡酷吏贓官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