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在秦孝公時就產生了。首先，秦國在春秋時期是被晉國壓著，秦國想東進，根本沒門，秦穆公時，秦國有著很大的報復，什麼“三立晉君”，都是他想涉足中原事務，可惜遇上了晉文公和晉襄公，在殽之戰時，秦軍被全殲，秦穆公夢碎，秦穆公之後，秦國君主再也無法複製，也沒有能力，撐起秦國的霸業。但是秦國一路向西，使西部成為了自己的大後方，從而避免了兩線作戰。所以，整個春秋時期，秦國是沒有那種想法的，而且春秋時期禮樂猶在，真正將禮樂破壞的是戰國，從對待戰俘就知道，白起坑殺戰俘為世人所詬病，然而卻不知這是整個時代的變化。其次，“三家分晉”後，秦國在差不多的時候經歷了五代之亂，最後秦獻公成為國君，也無法打敗魏國奪回被搶佔的河西之地，甚至連年用兵，差點亡國，所以獻公也是不敢想的。最後，所謂“奮六世之餘烈”，第一位就是秦孝公，孝公接手老爸的江山，發現這是一個燙手的山芋，所以才有後來的商鞅變法。商鞅分別用聖道、王道和霸道來勸說孝公，孝公急於求成，選擇了霸道，秦國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皆是秦法。司馬遷寫這件事是為了以後秦孝公有雄心一統中原埋下伏筆。只不過當時時機確實未到。後來惠文王稱王，武王舉鼎，昭襄王遠交近攻，孝文王大赦天下、寬恤老臣，秦莊襄王取東周都是為了踐行一統中原之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