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獄,是指因為文字的細故而構成的獄案,其形式是以文字作品獲罪,具體說,就是當事人在其詩文等文字著作中,或某些言論中,流露出對現狀不滿的情緒,或觸及當朝某方面忌諱的人和事,即根據其思想傾向甚至是捕風捉影而治罪。

一、清朝文字獄的原因

文字獄自秦以後屢屢發生、論數量之多、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久當屬清朝了。清代文字獄氾濫自然有其特殊的歷史原因。

清朝以滿族主中原,按漢族傳統觀念視為“天昏地暗,日月無光”,在一部分知識分子當中有著相當激烈的民族敵愾情緒。大規模的抗清武裝鬥爭雖然失敗,但反清思想仍通過各種形式如文字作品在民間流傳,並與以復明為目的的反清起事結合起來,使清廷坐臥不安。

這樣,為鞏固清朝的統治地位,對漢族反清復明思想防範必嚴,打擊惟恐不力,到乾隆朝更發展到病態的疑懼和猜忌,必欲徹底泯滅漢人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氣節而後快。這足以說明清代文字獄氾濫是民族矛盾、民族鬥爭在思想文化領域內的反映。

從整個中國古代歷史看,明清時代是封建社會走向更成熟完備、君主專制發展到頂峰的時代,因此文字獄自然遠遠超過以往歷代王朝。

清代文字獄是從康熙朝正式肇始的。順治朝時,與南明的武裝鬥爭異常激烈,文化思想領域中的禁忌尚不苛嚴,在戎馬倥傯之中清廷顧不上檢查詩文作品的內容。對文化思想領域進行嚴密控制,是在統治比較穩定的康熙朝開始進行的。

明亡後,明代遺民特別是士大夫十分留戀故國,出於漢族文化為中心的傳統華夏觀念,對從關外入主的滿族統治者充滿敵意和驚懼,且以處在滿族人統治之下為羞恥。這種排滿、反清復明的情緒,不管以何種方式表現出來,一經清廷所察覺和懷疑便會遭不測之禍。

清廷以滿族人為少數,處於人口眾多的漢人之中,時有如履冰臨淵之感,因此對漢人尤其是士大夫階層保持著高度的警惕性。

清初最早的文字獄就是對當時流行的民族思想和反清意識的一種反應,是清廷為遏制反清復明思想而採取的鎮壓措施。

二、康熙時期相對寬鬆的文字環境

康熙朝60餘年間,雖有駭人聽聞的文字獄發生,但數量不多,文禁尚寬,與後來的雍正、乾隆兩朝更為嚴厲的文字獄相比有顯著不同。

康熙朝文字獄不超過10起,最大的案件是莊廷銳《明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這兩個大案都是因作品中流露出眷念明朝的民族意識而遭到不幸。

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少年天子親政,結束了四輔臣時代,同時也控制了文字獄的惡性發展態勢。

聖祖開始調整對漢族知識分子的政策,康熙十二年詔命薦舉山林隱逸,十七年開設博學鴻詞科,十八年開《明史》館。這樣,寬文網之禁,成了對漢族知識分子新政策的一個重要內容。

自聖祖親政到《南山集》案發,在這40餘年時間,只發生過起較為著名的朱方旦案,對知識界似乎無甚影響,懷柔和寬容知識分子的政策仍在貫徹執行。

當時,思想界十分活躍,有所謂違礙”之處的詩文著作陸續結集刊行,尤其是清初十分敏感的史學,有志於若述故明的史家都重新著述成書如計六奇的《明季南略》、《明季北略》,溫睿臨的《南疆逸史》都於此期間成書。更為甚者,民族情緒尤烈的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在《讀通鑑論》中說,天下大防有“華夏”和“夷狄”,而“夷狄”乃“異類”,“殲之不為不仁,奪之不為不義”等過激之辭清廷都末予追究。

為打消人們的顧慮,康熙朝規定:“凡舊刻文卷,有國諱勿禁;其清、明、夷、虜等字,則在史館奉上諭,無避忌者。”聖祖的開明和寬容在清朝諸帝中可稱是絕無僅有的。

不同於《明史案》的大開殺戒，《南山集案》聖祖很慎重,刑部的讞詞“五上五折本”,最終除戴名世處斬之外,其餘受株連者均從寬處置。當時聖祖為政尚寬,對戴名世《南山集》案雖很重視,但處置尚不苛嚴。

康熙朝聖祖在位61年,當時清廷尚未有藉助文字獄鎮壓反清知識分子的政策意識,不少案件大多是起於漢族人之間的構陷和傾軋:聖祖對親信李光地說:“你們相傾相害,滿洲誰害汝?”言語尖銳,令人深省。偌大的文字獄,橫加殺戮,違背聖祖“生一事不如省一事”的穩定方針。而且社會影響太大了,禁錮思想,抑制學術,扼殺人才,為害更甚。

三、雍正時期文字獄趨嚴

雍正朝13年(1723-1735年)中,文字獄遠遠超過康熙朝，據統計,有近20起獄案。其中以雍正六年立案追查呂留良詩文著作案為標誌,分為前後不同的階段。

前一階段是作為統治階級內部鬥爭的手段而發生的,這與康熙朝明顯不同,一般尚未帶有鎮壓漢族知識分子反清思想和民族氣節的性質。

而後一階段的文字獄則表明,世宗已開始注意鎮壓那些具有潛在民族意識的漢族知識分子。

但後半期的文字獄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犯事人都沒有政治主張,也與政治集團無關,完全是受了文字之累。文字獄主要是針對知識分子即士大夫階層而進行的思想鎮壓。

由康熙朝開其端,至雍正朝日趨嚴厲。這表明隨著皇權進一步加強，專制主義的發展必然在文化領域強化思想統治，嚴控人們的思想。雍正朝大興文字獄正好適應了這一政治需要。

四、乾隆時期大興文字獄

乾隆朝的文字獄,時張時弛,此伏彼起,總的看來,主要集中在乾隆中期的30年間,至後期,隨著清朝統治的完全鞏固,文字獄也就基本停止了。

新政伊始,高宗想給人以永珍更新的感覺。他對其父世宗為政峻嚴所帶來的消極後果,以及不利於新君地位的鞏固,對政局穩定潛伏的危險等,都有清醒的認識。

為了糾正世宗為政偏嚴的弊病,實現其“寬嚴相濟”之道,高宗頗注意緩和官場中的緊張氛圍，調整統治政策,以寬緩為基調,特別是在一定程度上放鬆對漢族知識分子思想意識等領域的禁錮。

另外,高宗正處於風華正茂之際,對政事不熟,治國能力尚欠功夫,故而兢兢業業,準恐失策,宵旰不遑,勤求至治”乾隆初年,全國政治形勢相對穩定,經濟狀況良好,如“吳中謠”所稱:“乾隆寶,增壽考;乾隆錢,萬萬年”在這些情況下,文字獄之不興,實勢使然。

1、乾隆時期文字獄發生的背景

高宗初政時文字獄雖未大興,但鄂爾泰與張廷玉之間的門戶之爭,卻為乾隆中期再掀文字獄高峰埋下了伏筆。

乾隆朝文字獄的引發,當以乾隆六年(1751年)發生的偽造孫嘉淦奏稿案為開端。孫嘉淦歷任左都御史、吏部尚書、刑部尚書、直隸及湖廣總督等要職,以敢於直言苦諫著稱。

乾隆十五七月，江西千總盧魯生和守備劉時達合謀偽造了孫嘉淦指責高宗失誤的奏稿,藉此擾亂人心,從而達到擾亂高宗南巡的目的。

高宗乾隆十六年六月發現了流傳到雲南的偽造孫嘉淦奏稿，他順藤摸瓜、在全國範圍內追查偽稿的作者。結果,令高宗坐臥不寧的是,全國各省乃至西南土司地區,都有偽稿在暗中傳抄轉閱。直到乾隆十八年二月,高宗深感再追查下去於己不利,才下令將正犯盧魯生凌遲,劉時達處斬,草草結案。

在追查、審訊偽稿案的1年零8個月中,高宗疑慮重重,時而懷疑偽稿是曾靜餘黨所為，又懷疑是漢族讀書人所為,也懷疑過是被殺的川陝總督張廣泗的親友故交在造謠生事,又覺得偽稿和湖北聚眾起事的馬朝柱的“偽詔書”及“偽檄文”相似,這些都使得他心神不寧。

總之,偽造孫嘉淦奏稿案，使高宗頓時感到有一股可怕的敵對和不滿情緒在全國瀰漫,尤其是對金川戰事失利負有責任的川陝總督張廣泗的供詞:“但知皇上慈仁,不知皇上英武”,給他的觸動更大,他開始對即位以來所實行的寬鬆政策進行反思。

他對臣工說:“朕聞之,深為抱愧。水懦而泛,亦朕所深戒!”高宗開始改變從寬緩轉向嚴猛的為政方針。他對形勢和政局作出新的估量後,決心大力強化對思想意識的控制。

他認為，這是關係到清朝安危的頭等大事。他對偽稿案作出總結:¨此等奸徒,傳播流言,濤張為幻,關係風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為整飭"可以說,偽造孫嘉淦奏稿案對乾隆朝文字獄的興起,生了可低估的重大影響。

2.乾隆朝文字獄的發展趨勢

從彭家屏案開始,留存於民間的明末野史引起了高宗的高度警覺,他擔憂這會影響清朝的統治秩序,開始考慮如何銷燬一切悖逆書籍,由此引發了一場”禁書”運動。

與彭家屏案同時發生的還有段昌緒私藏吳三桂偽檄文案,10年以後即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又發生了蔡顯《閒漁閒閒錄》案和周華逆詞案等,不一而足,這些構成乾隆朝第一個文字獄高峰。

乾隆朝第二個文字獄高峰,發生於乾隆四十二年至四十八年(1777-1783年),短短7年間,被記載下來的文字獄竟多達50餘起,其密集程度,堪稱中國古代文字獄之最。

在大興文字獄中,高宗獨創了一種“運動”,即動用整個國家機器查辦、銷燬某一種或幾種禁書，必欲使一切不符合清朝統治思想的舊刻新編的禁書銷燬殆盡。從乾隆四十二年(177年)起文字獄伴隨著這種全國範圍的雷厲風行的禁書運動而激增起來。

為了排除查辦禁書的種種障礙,高宗在全國、特別是文化發達的江蘇、浙江地區,掀起了挾仇誣陷的告訐之風。這個時期的文字獄都是因查辦禁書引起的,其中多有藏書者畏罪自首或挾嫌誣告者,故文字獄當時又稱“書禍”。

高宗發動禁書運動的目的,是想徹底消滅漢人特別是知識分子中的“反清復明”的思想意識。為此目的,不惜望文生義、深文周納。如徐述夔詩案,僅據“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兩句“逆詩”就作為結案的罪證。

中國18世紀的知識分子正是在這種文化思想專制的淫威之下,不敢議論當代的現實問題,隱身於故紙堆中,窒息了思想,摧殘了人才。龔自珍的詩句“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令人餘悸尚存。

到了乾隆晚年,年高歲幕的高宗被奸佞權臣和珅弄權竊柄,已不能髙效能地統馭政局了,文字獄也隨著清朝統治的鞏固轉而日趨衰落。

文字獄作為有清一代特殊的歷史現象,有其必然性。滿族作為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統治人數眾多、思想文化先進的漢族,其必然要在思想文化領域裡維護滿族的統治利益,而漢人的反清復明思想又為文字獄的興起提供了根據,從清末鄒容《革命軍》一書中的仇滿情緒可見一斑。

當然,那些因文字而遭迫害的知識分子,其政治、學術觀點並非完全正確。但這並不能說明文字獄有多大的合理性,它是封建專制主義在思想文化領域內的極端專制。

文字獄是清朝統治的最不光彩的一頁記錄。從其發端到其結束,持續了近百年。其持續之久,受害株連之多,處罰之慘,實屬空前、文字獄的歷史,完全反映了清朝在思想文化領域的專制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正文完）

相信大家對清朝文字獄的相關一定不陌生，簡言之，也叫清代文字獄。清朝文字獄給當時不少的知識分子和有識之士造成了不少困擾，許多人冤死在自己無意之中寫下的文字。而且清朝文字獄隨著中原局勢的穩定，變本加厲，許多名士因為統治者的捕風捉影慘死在清朝文字獄的冤案之中，大批的文字著作也被銷燬。可以說，清朝文字獄給當時清朝的國力造成了阻塞，不然，避開文字獄，清朝或許能像盛唐一樣，影響深遠。>清朝文字獄的背景>清朝文字獄幾乎貫穿了整個，源於時期，歷經康、雍、乾三朝，時期，清朝文字獄最為猖狂。清朝由少數民族坐鎮江山，因此對漢民族管束得極其嚴格。清朝初入中原，自皇帝開始，為了防止民間對清朝的詬病和譏諷，且當時不少民間武裝組織聯合反抗清朝的統治，叫囂著要“反清復明”，這些行為使得清朝統治者十分恐懼。有句話叫，“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可見，輿論對於統治者的約束是十分巨大的。因此，統治者為了控制輿論，文字獄應運而生。自此，大清王朝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文字獄運動。>清朝文字獄的初衷就是為了加強統治者對思想和文化的控制，為了防止和鎮壓漢人和有識之士的反抗，統治者無所不用其極，大多數的清朝文字獄案件都是從一些作品中摘取字句來羅列罪名，除了少數的案件是事出有因之外 ，其他的清朝文字獄案件均是捕風捉影。一旦被發現，除了自己被冤殺，家人朋友還會受到株連。一時之間，風聲鶴唳。>清朝文字獄產生的影響>清朝文字獄以維護自己的統治為目的，對那些不利於自己統治的思想、言論、著作進行嚴厲打擊。>縱觀整個古代歷史，清朝文字獄的影響是空前絕後的。尤其是諸多的文人，對於清朝文字獄無所適從，只好選擇逃避，埋頭古書中做學問，但是卻不敢發表自己的任何言論，害怕一不小心就被誅滅全家。此外，清朝官員大多數是科舉入仕，清朝文字獄也敗壞了官場風氣。作為文人，他們可能是清朝文字獄的受害者;作為官員，他們簡潔的成了清朝文字獄的幫凶或者是製造者。兩難的境地之下，他們唯有小心翼翼的活著。清朝文字獄還使得整個籠罩在的氛圍之中，許多知識分子不敢過問政治、不敢提出思想，從而整個清朝的思想層次被禁錮在一個範圍之內，阻礙了整個清朝乃至的進步。

時期文字獄

中國曆朝歷代都不乏文字獄，但是清朝的文字獄，無論數量還是其影響規模在中國歷史上都非常罕見，據學者考證，清朝見諸於文獻的文字獄有180宗以上，其中以乾隆朝最多。

康熙晚年由於九子奪嫡，皇室內部展開了激烈的權利鬥爭。雍正皇帝即位之後，文字獄成為了其排除異己的手段，凡是對皇帝本人和朝廷政事有所不滿或有所議論，往往就會被看成“非議朝政”、“誹謗君上”、嚴重者會被打成“蓄謀叛亂”的罪名。

雍正朝年羹堯原本是雍正寵臣，但是雍正帝認為年羹堯恃功弄權，“顯露不臣之心”，下令賜其自盡。錢名世就因寫詩歌頌年羹堯而觸犯皇帝，“鼎鍾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這一句引起雍正不快，認為把功勞歸於年羹堯這是對皇帝權威最大的冒犯，於是雍正親自題匾“名教罪人”掛在錢家大門口，還命令眾官寫詩譏諷。

滿清統治者無論哪位君王只要手下有人膽敢質疑皇權的合法性就會遭受滅頂之災，滿清帝王無論再怎麼勤政愛民，只要出現涉及皇權統治的事情，無論是否捕風捉影，只要一點苗頭不對就會無情鎮壓。

“ 清風雖細難吹我,明月何嘗不照人”，清風明月原本是文人慣用的詞句，但是放在清朝卻受到了滅頂之災，詩句主人呂留良被認定有對映清朝懷念明朝之意，其死後被雍正剖棺戮屍，子孫及門人等或戮屍，或斬首，或流徙為奴，遇害之慘烈，為清代文字獄之首。“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被雍正認定作者徐俊嘲諷滿清統治者沒文化，雍正下令抄家，將其定為“大不敬”罪名，斬立決。

這類案件無論作者是否有意對映還是出於無心都是無法求證的，清朝統治者和一些文學惡棍往往牽強附會，多方推求詩文以外含義，目的就是為了加強自己的統治，此等白色恐怖也縈繞在清代文人官僚頭頂，也讓他們感受到深深的恐懼。

軍民一切利弊，不許生員上書陳言，如有一言建白，以違制論，黜革治罪。生員不許糾黨，多人立盟結社，把持官府，武斷鄉曲。所作文字，不許妄行刊刻，違者，聽提調官治罪。

清代文字獄的盛行和統治者的明文規定導致文人不敢有任何議論朝政的行為，只能埋頭在書籍中咬文嚼字，逐漸思想僵化變成落後不開明。“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只為稻粱謀”龔自珍這一句形象描述了清代文人對於文字獄的恐懼和淪為老書蟲的無奈。

清朝文字獄的背景

清朝文字獄幾乎貫穿了整個康、雍、乾三朝

清朝由少數民族坐鎮江山，因此對漢民族管束得極其嚴格。清朝初入中原，自皇帝開始，為了防止民間對清朝的詬病和譏諷，且當時不少民間武裝組織聯合反抗清朝的統治，叫囂著要“反清復明”，這些行為使得清朝統治者十分恐懼。

有句話叫，“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可見，輿論對於統治者的約束是十分巨大的。

因此，統治者為了控制輿論，文字獄應運而生。自此，大清王朝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文字獄運動。

清朝文字獄的初衷就是為了加強統治者對思想和文化的控制，為了防止和鎮壓漢人和有識之士的反抗，統治者無所不用其極。

大多數的清朝文字獄案件都是從一些作品中摘取字句來羅列罪名，除了少數的案件是事出有因之外 ，其他的清朝文字獄案件均是捕風捉影。一旦被發現，除了自己被冤殺，家人朋友還會受到株連。一時之間，風聲鶴唳。

乾隆朝文字獄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打擊重心在社會底層。中國曆代文字獄，都以士大夫階層為打擊物件。據郭成康、林鐵鈞之《清朝文字獄》一書統計，康熙、雍正兩朝文字獄大約三十起，其中涉及官紳、名士者至少二十起，佔全部案件的三分之二。而乾隆年間觸犯文網者，則多數是下層知識分子及稍解文義的平民。在約一百三十起文字獄中，低階知識分子，也就是童生、秀才、監生、武生等，佔近四十起，平民五十多起，二者合計，佔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二。這些人的職業五花八門，其中有裱背老闆、酒店老闆、當鋪老闆三人，童生四人，教書先生四人，江湖郎中一人，菜農一人，幫工兩人，轎伕一人，算命先生三人，裁縫一人，無業遊民一人，和尚五人，職業不清者二十二人，又各種職業的瘋漢十八人。這一現象，是乾隆以前任何一個朝代的文字獄從未發生過的，這就打破了士大夫階層“壟斷”文字獄“專利”的局面。

這些鄉野小民、精神病患者和小知識分子之所以身陷文字獄，大抵有三個原因。一是為人不安分，“出位妄言”，妄議國家大政；二是涉嫌傳播有民間宗教內容的“邪書”“圖譜”，被懷疑有祕密傳教和結社的背景；三是自稱“託夢”“天命”“下凡”等，舉止荒唐，“妖言惑眾”。———轉自張巨集傑《飢餓的盛世》

乾隆這個人前期可能還算勵精圖治，中後期對某些事的處理近乎一個自憐自艾的瘋子，什麼十全老人，像一個笑話。

有興趣的可以去了解下乾隆親自定奪的一個案子，不過是婆媳爭吵動手幾下。

乾隆最後的處理：

將兒子兒媳當著婆婆面兒剝皮，族長叔伯被絞殺，鄰居因為隱瞞不報罰八十杖然後發配去黑龍江參軍，媳婦的親媽臉上被刺字，理由是教女不嚴。

哦，他還做了個善舉，讓地方給這個婆婆每月發二兩銀子，不知這位婆婆是什麼心情？

所以啊，有人罵這種人也正常

李凌：清朝的文化專制導致中國積弱貧窮。

文字獄，作為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一種專制手段，在歷朝歷代中都不罕見。比較有名如漢代的楊惲案件，宋代蘇軾的烏臺詩案，還有耳熟能詳的水滸故事中宋江的題反詩一事。

其一，滿清入主中原，從漢族的傳統觀念來講，是以夷制華，是“昏天黑地，日月無光”，再加上滿清在南下中原的過程中，喪心病狂的多次屠城，導致在以儒家文化為正宗的漢族知識分子中間有著相當劇烈的民族敵愾心情。

而滿清統治者對明朝留下來的文人，採用兩種方法：一種是採取招撫辦法，另一種是對不服統治的，採取了嚴厲的鎮壓手段。俗話說“既想當彪子，又想立牌坊的”，於是掩耳盜鈴般的文字獄就應運而生了。

而反清思想通過各種形式的文字作品在民間流傳，並與以恢復明朝為目的的反清鬥爭結合起來，使滿族統治不得安寧。不斷衝擊封建統治秩序，對清政權構成的威脅日甚一日。

文字獄使廣大文人學者無所適從，於是不少人逃避現實，埋頭於古紙堆中作考據性的學問，摧殘了人才，禁錮了思想，不利於中國社會進步的發展和人才的進步，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大弊政。

文字獄，說白了，就是皇權和士大夫的博弈，是皇權同士紳集團爭奪話語權主導的手段。

明清文字獄，是伴隨著士紳集團的不斷壯大，文官制度日益成熟這一歷史背景發展起來的。

明、清初期，無論滿漢統治者，均著力於獲取高度集中的統治權力，力圖打造廣泛小農社會支撐下的中央集權體制，這無疑與士紳階層的利益產生衝突。士紳階層反擊的手段從來是採用輿論攻勢，借用文化上的高姿態來彌補權力上不對等造成的劣勢局面，以方便未來的博弈。從統治者的出身上來攻擊，是最好的突破口。對應在明朝君主上，就是指著和尚罵禿子，攻擊其低賤出身，嘲笑其沒文化。對應在清朝君主身上，就是攻擊其異族身份，繞了一圈還是指責對方沒文化，蠻夷懂什麼？！說的無非是些沒營養的陳詞濫調，中國文人有個臭毛病，就是喜歡裝逼，他們雖然知道借用文字的力量來控制輿論，但是因為自我感覺良好，他們的理論對老百姓而言，說好聽點，叫曲高和寡，說不好聽點，叫然並卵，既不能改善民生，也不能經邦濟世，純粹無病呻吟，借題發揮，所以在遭到鎮壓的時候，除了同類會有些物傷其類的感覺外，很難有共鳴。為了讓士紳集團閉嘴，統治者的應對方式一般都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從文字下手。明初、清初都曾有過殘酷的文字獄。所以面對政府的大棒政策，一般人都是惡意圍觀，當笑話看，士紳集團單憑自身的力量，無法與國家機器抗衡，所以屢屢失敗。只是因為清代統治者的民族身份緣故，清代文字獄以民族話題為觸發點，相對明朝而言，容易遭到後世漢人主體社會的詬病。

從文字獄收到的效果來看，明代明顯不如清代。究其原因，主要是統治基礎的變化導致的。明代自永樂開始，為防範和制約軍人勢力，開始同士紳集團合作，強化文官體制，久而久之，士紳集團成為明王朝重要的統治基礎，明王朝無法與之做徹底切割，所以明代文字獄到宣德以後基本不了了之，明代中後期文人的裝逼現象更是謂愈演愈烈，根源正在此處。

清王朝的統治基礎是旗人勢力，基本盤穩固，士紳集團的地位遠沒有明代那麼重要，所以清代士紳一旦出現裝逼的苗頭，統治者立馬給他們鬆鬆骨頭，康雍乾莫不如此，只是太平天國運動以後，漢族地方官僚集團興起，清王朝需要依靠他們，文網漸馳。同時，伴隨著炮艦東來，為了對抗外部壓力，國際爭端引發的族群危機壓倒對清廷民族出身的忌諱，清代文字獄才偃旗息鼓。

歷朝歷代的文字獄和清朝的文字獄有巨大的不同。

首先，我們要了解一個事實。所謂的清太祖努爾哈赤其實是明朝東北王李成樑父子的家奴，東北一直都是華夏領土。後來努爾哈赤佔領了這片領土以後，對漢人大肆殺戮，幾近滅絕！

清朝奪天下與其他王朝不一樣，明朝不是滿清推翻的。我們知道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打入了北京城，崇禎皇帝召集文武百官，無人應答而吊死煤山。文武百官向李自成磕頭乞降，李自成在北京建立了大順王朝，宣告明朝滅亡！

這時，發生了一件事情，滿清入關。

滿清聯手山海關總兵吳三桂，打著替明報仇的幌子剿滅了農民起義軍。而李自成的部隊缺乏根據地，缺乏鋼鐵般的軍隊紀律，缺乏行之有效的政治綱領，這樣的部隊打打順風仗可以。一旦兵敗，樹倒猢猻散！

李自成是死是活，一直是個謎。不過就算活著，也無力迴天了！

李自成被消滅了，北京的文武百官們再次向滿清磕頭乞降！

滿清入關以後，面臨著兩個大問題，一是天下漢人不服它的統治，各處起義部隊在全國各地四處造反，起義之火燒遍整個中國！面對疆域如此之廣、人口如此之多、經濟文化如此複雜的國家，滿清自身的力量和組織模式明顯不足；二是中華文化改朝換代，要明正朔。說簡單點就是要求政權更替要有合法性！滿清的政權沒有這個東西，它的江山不是明朝禪讓的，也不是類似湯武革命一般的改朝換代。

滿清本是明朝的附庸，卻狼子野心陰謀反叛，自萬曆開始，經常四處搶劫掠奪人口。為了入關，又假惺惺地打起替明覆仇的口號，這就更有問題。這個口號其實是承認了明朝政權繼續存在的合法性，如果明朝繼續存在，滿清怎麼辦？說不好聽點，這個江山是滿清趁虛而入騙到手裡來的！等到哪一天主人回來了，你連反對別人的合理性都沒有！

所以，滿清的江山是很不穩固的，滿清皇帝做夢都害怕漢人起來造了他們的反！

那麼，最後這個問題怎麼解決了？

這要提個人，就是康熙。

可以說康熙六十一年的皇帝主要就是在解決這兩個問題。我們主要說一下後面一個問題。

康熙解決了鰲拜、三藩以及部分殘明餘部以後，開博學鴻儒科，修明史，編字典，開科舉，想盡一切辦法籠絡天下文人！因為意識形態領域的合法性只要漢人們承認了，它的問題就暫時解決了！（原因到後面再說）

那個時候，很多前明的遺老遺少被康熙的高官厚祿和青史留名的手腕所吸引，紛紛變節，為滿清服務！

如果開個名單，這裡面的人有很多。

當時的人對這些無恥文人極盡嘲諷，比如這首詩:

聖朝特旨試賢良，一隊夷齊下首陽。

家裡安排新雀帽，腹中打點舊文章。

當年深自慚周粟，今日幡思吃國糧。

非是一朝忽改節，西山薇蕨吃精光。

滿清得到了這些文人，在他們的幫助下對歷史對文化進行了全面的篡改、修正，比如凡是帶有“蠻”“夷”“貉”字樣的書籍要刪改、塗抹甚至焚燬；罵滿清的書要禁，罵元朝罵金朝等蠻族政權的書也要禁。

《明史》一書經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歷百年時間才完工！

裡面的私貨非常多，比如抹黑明朝歷代皇帝，明太祖朱元璋殺功臣，萬曆皇帝幾十年不上朝，大明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大清順天應人等等。而這些無恥文人也在這個過程中洗白家族和祖先的漢奸史，大講大明文人如何威武不屈，為民請命。明朝皇帝昏庸殘暴，東林黨是正人君子，遭人陷害等等。

再有中華文化有一個命題，華夷之辨。

華夷之辨簡單來講是文明與野蠻、人與禽獸的區別。我中華文明為什麼如此偉大，中中國人民為什麼如此偉大。是因為我們的文化從小就教導我們做一個有道德的人，做一個有原則的人，做一個有擔當的人！我們不讚美殺人放火式的富裕，不歌頌滿地白骨的世界，也不會向任何一個劊子手政權屈膝投降！

滿清文人避而不談這些，反而曲解華夷之辨是地理歧視！說我們自居中國，胡作非為倒行逆施卻自以為文明。我大清雖然僻處極北，卻愛民如子四海安康，還歪曲大禹、周文王來證明我大清也是合乎正統的！

通過篡改明朝歷史來否定明朝政權的合法性，再通過那些無恥文人歌頌“文治武功”來肯定滿清政權的合法性！

這麼幾十年上百年的洗腦，問題就這麼完美的解決了。大家真是雙贏啊！

但是問題真的解決了嗎？

沒有！！！

既然滿清政權的合法性來自於士紳，來自於中華文化，那麼哪一天士紳否定了它，說中華文化不是這麼說的，那麼滿清的日子就難過了！

所以，滿清皇帝對士紳尤其是文人是又利用又提防，一手拿糖，一手拿刀！

滿清的刀就是文字獄，文字獄是滿清為了防範文人們在意識形態領域造他們的反而特意準備的！可以說，滿清文人是中國歷史上人格和尊嚴地位最低下的一群人！他們是被滿清豢養的狗，可以肆意屠殺！

（滿清文字獄在乾隆時期達到了一個頂峰，殺戮的人數和規模非常大！居然還有人說乾隆是漢人出身，被抱養到宮裡。一個內心如此敏感，聽到蠻夷、明清這些字眼就嚇得舉起屠刀亂殺人的暴君流著的會是中華兒女的血）

雖然很需要他們，但是滿清皇帝對這些無恥文人很鄙視的。比如乾隆在位的時候，就編過一本《貳臣傳》，將這些變節反水的文人按照貢獻大小分別歸類。他們的豐功偉績被乾隆曝光在天下人的眼裡，瞧瞧吧，這都是些什麼東西！

包括歷代的滿清皇帝為什麼一方面熱衷於學習漢文化，一方面又對漢文化極盡摧殘，就是為了證明他們才是中華文化最優秀的代表。從這點看，明太祖和康熙都是一類人，不光要抓槍桿子，還要把筆桿子也抓到自己手裡，道統法統集於一身！

以上。

在清王朝250年的統治中，對漢族人進行了殘暴統治，甚至對中中國人的精神力量造成了巨大的損害。而這一切都與清朝百年的文字獄息息相關。

文字獄，即是因文生禍，鉗制思想自由。清朝文字獄橫行，其中康雍乾三朝甚為突出，在那個華麗的盛世外衣下，掩蓋的卻是極度的專制和黑暗。

文字獄鼎盛的歷史原因

從順治時期起，到乾隆時期，共歷四朝，長達150多年，在此其間，文字獄不絕於縷。據史書記載，僅乾隆帝一朝，文字獄多達120起以上，即便是個瘋子也沒有被放過。在這100多起文字獄的背後，埋葬的是成百上千條人命，也是無數個家庭的悲歡離合。

歷朝歷代以來，文字獄一直存在，幾乎沒有斷絕過，而發展到清朝時，文字獄也到達了頂峰。而在清朝如此興盛，也是有其特殊的歷史因素。

明末，李自成推翻了明朝，吳三桂則引清軍入關，最終清朝統一天下，建立起最後一個封建一統的王朝。滿清統治者能夠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都是少見的。

故而從漢族的傳統觀念來看，清朝的崛起也被稱作“乾坤反覆，中原陸沉”。這也就註定了在中原大地上，漢族千百年來所形成的華夏正統思想，是清朝統治者註定無法用武力奪得的。

明末清初，漢族知識分子具有著強烈的民族思想和反清意識，這個時期裡面的各種著述裡都流傳深遠。而對清朝統治者來說，這是巨大的一種潛在威脅坐。

於是為了鞏固滿清王朝的統治地位，統治者對漢族的反清思想防範十分嚴格，打擊力度極大。乾隆時，更是發展到了病態的猜忌，想要徹底泯滅漢人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氣節。

從順治到乾隆年間，其中的大部分案件可能都有反清的性質，又或是被人蓄意羅織的反清罪狀。由此可見，清朝文字獄的特殊歷史背景便是滿漢民族之間的矛盾、鬥爭的持續存在。

因錢財而掀起的誣告之風

民族之間的矛盾是時代背景，那麼誣告之風便是直接的導火線。這裡所說的誣告並非是指官員之間的權力相鬥，而是民間的風氣。

據清朝記錄在案的文字獄共有194起，而在這194起文字獄中，有25起是被誣陷的，而誣陷之人大多是名不見經傳的市井小民。他們與被誣陷之人大多是沒有淵源的，原因只是在於他們誣告的物件是士紳階層，而其目的是敲詐錢財。

清朝時期人口逐漸增加，而土地卻是逐步減少，人多地少，百姓生活也就無法保障，百姓也就把錢財看得極重。無法靠農業生產來果腹，就導致了一些膽大的刁民通過其他手段斂財活命。

於是在朝廷大興文字獄之際，這些人開始告發士紳，並從中牟利，甚至還有了以文字獄為政策而背書的另類現象。

因為文字獄的一旦罪名落實，這些士紳便大多都被以謀反大逆罪論處，諸如凌遲、連坐等，處罰極重。

與此同時，朝廷為了發動群眾進行舉報，還提供了豐厚的物質獎勵，不僅對其授予官職、軍職，就連罪犯的全部財產也會作為獎賞，送給這個舉報者。

這些獎勵政策極為容易讓人產生誤讀：一旦舉報並且抓獲犯文字禁忌的士紳，也就可以升官發財了。

儘管清廷對於誣告陷害也有很多處罰，但是耐不住漢字的博大精深，一字多音、多義，還有比擬借喻的存在，即便是行文者無反逆之心，好事之人也可以從中挑出毛病來。

只要是有一個解釋觸動了朝廷的神經，那麼就是成功的了。可見當時的文字誣陷基本是無成本，收益高的買賣，最終導致了清朝時期的誣告之風盛行。

眾所周知，文字獄的危害是許多的，那麼這其中有沒有一點對於國家的好處存在呢？

是否真的百害而無一利？

文字獄的危害確實不少。首先，敗壞官場風氣；清朝時期，官員以科舉入仕。一方面，作為文人，這些臣子也極有可能成為文字獄的犧牲品。而另一方面，作為官僚，他們又是文字獄的幫凶，甚至是製造者。

因此他們不願意自己身死家破，又不願因遵諭旨不力，不能嚴究他人的文字之責而獲罪。如此迴圈往復，導致了清朝的官員向著謹小慎微、沒有節操的方向發展。

滿清時期的文字獄是隨著統治的穩固而加深的，在統治穩定的時期，文字獄更是登峰造極。所以到了乾隆時期，更是無以附加的強化，導致了中國的傳統文化被扭曲變形，甚至變成了不折不扣的“奴才”文化！中國文人的氣節更是每下愈況。

在近代的侵略戰爭中，湧現的許多賣國賊，又何嘗沒有這個緣故在其中呢？沒有民族的氣性，沒有文化的氣節，怎能夠為國家的發展繁榮做出應有的貢獻呢。

文字獄造成的另外一個嚴重後果是大量文字書籍的泯滅。滿清統治者收繳了全國藏書，一旦其中不利於滿清的文獻史實，都會被禁燬，契丹、女真、蒙古、遼金元的正史中，還要進行篡改和加工。乾隆時期，被銷燬的歷代史書典籍將近三千餘種，多達六、七萬卷以上。

第三，封建愚昧的滿清統治導致了中國勢力漸弱，落後於世界。在世界工業革命如火如荼之時，清朝卻仍然頑固地緊閉著與西方交流的大門，還蠻橫地推行著文化專制主義政策，利用文字獄這樣的極端手段，禁錮思想，統制言論，以維護其封建統治。

於是最為直接的便是造成了當時中國整個社會的落後，從而拉大中西方的差距，阻礙了中國社會的進步發展。

再來談一談這個好處，最為明顯的便是對於封建君主專制加強的促進作用。

文字獄是盛世時期的產物，是統治者為了穩定政權、鞏固統治的極端手段。無疑，文字獄確實使得統治者對於整個國家的思想文化控制大大加強，從而使得國家的發展更加穩定。

再者，文字獄的興起使得當時的文人不敢發展新思想，於是轉向研究一些古典詩經，社會風氣也由此轉為古雅。清朝時期對於前朝的文化遺產進行大量的整理，使得很多古典書籍再度普及，也為後人的研究留下了無數寶貴的文學財富經驗。

於是在這樣背景下，清代考據學潛移默化地發展了起來，並逐漸在學術史上佔具了極其重要的地位。

小結

縱觀古代王朝的盛世時期，不難發現，其中大都有著文人的血淚辛酸，這是出於大一統王朝統治需要。唯有在戰亂之時，才是各家各派思想鳴放之時，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現象便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出現的。

從以上種種分析來看，文字獄束縛了清朝的思想進

滿清統治者作為外來民族，面對人數佔優，又有著先進文化的漢民族，他們是非常恐懼的，為了維穩，必須加強思想管控，尤其對漢人自古以來的“華夷之辯”很是頭痛，於是開始剃髮易服，開始了中國史上最嚴重的文字獄，徐駿一句“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居然被指思念明朝，蔑視清朝，按“大不敬”被處死!正是紅樓夢裡說的“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