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句話出自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這本書實際上是包羅永珍的政體論。亞里士多德對乃師柏拉圖頗多批評，但是其宗旨實為一脈相承，即把政體視為一種生活方式。政體的優劣，決定了生活方式的優劣。換句話說：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順序不同，亞里士多德的順序是倒過來的，城邦的建制，決定了個人修身的質量，城邦的目的，也是為了塑造卓越的個體，而這個體，當然反過來有責任捍衛優異的城邦。亞氏對一國詰難，必先責其政體。在亞里士多德的視野中，君主制是非常高階的政體，但也非常難實行，因為這種制度要求君主具有哲人的德性，否則容易墮入暴君制。所以亞里士多德更喜歡偏貴族的共和制。貴族，其意義在於，足夠的金錢保證其有足夠的自由閒瑕來從事高等的精神活動，其生活方式足以為世人楷模。古儒，某種意義上也是貴族，只是儒家思想中，無政體論思想。“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邦無道，卻沒有以道改邦的思想資源，獨善其身之時，難免釋儒不分，心性之學遂生。心學之癥結，正在於此。古儒而至宋明儒而至新儒家，其政治視野愈下，其因也在此。

“人是政治的動物”可這個命題可以結合以亞里士多德的另一句名言“城邦之外，非神即獸”來理解。亞里士多德認為人的本性決定了人必須過城邦生活，人總是趨向於追求物質的富足、身體的健康和良好的道德這三種善業，而想要實現這三種善業就必須過城邦生活。城邦是一個至高而廣涵的有機體，作為個體的公民只有在城邦中才能實現其作為人的意義和目的，而城邦生活本質上就是一種政治生活，這就是為什麼亞里士多德說“人是政治的動物”，當然，他這裡的人僅僅指城邦公民，不包括沒有資格參與城邦政治生活的奴隸、外邦人與女性等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