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閥士族是因為王朝的選官制度而造成的怪胎。東漢時期國家選拔人才主要通過察舉和徵辟作為選拔官吏的主要手段，這些被舉薦人成為官吏後，成為那些有權推薦人的門生、故吏，最後發展成為一個個官僚集團，家族累世公卿，譬如袁紹家族四世三公。這就造成一種很壞的現象，社會被人為地分割為做官的層次，平民（包括平民地主階層）基本上沒有做高官的機會。東晉初期，琅琊王氏擁立司馬睿為帝，當時有人稱“王與馬共天下”，門閥士族的權力和皇帝是平行的，甚至能廢立皇帝，東晉時期很多皇帝都是由門閥士族擁護才能做得穩當。

　　門閥士族壟斷朝政，壟斷選官，財富的累積自然不在話下，權力高度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威脅皇權，同時也阻礙國家對人才的選拔，到隋唐時期，皇帝們已經著手廢除門閥士族的特權。

　　名門望族之所以成為名門望族得益於東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選官制度，他們手中有特權，日積月累形成門生故吏滿天下，壟斷了官位，官位上不是這個士族就是那個士族，平民（包含平民和平民地主）基本沒有機會。

　　程咬金

　　李世民時期的大臣程咬金在妻子死後續娶了清河崔氏的一個寡婦為正妻，按照他當時的身份地位娶很多的高官家的女孩是絕對沒問題的，但是名門望族的名望和地位，使得程咬金不得不低下頭來求崔氏的女兒嫁給他，而且還是一個寡婦。

　　隋文帝時期已經開始消除門閥士族在國家政治中的影響力，他率先推行科舉考試製度，從根本上上杜絕門閥士族選官，真正發揚光大科舉考試製度是唐太宗時期了，在此之後的唐高宗、武則天等更是推行科舉考試，大批的寒族人士進入朝堂，穩固了國家的統治平衡。隋文帝、唐太宗、唐高宗、武則天等徹底斷絕了名門望族通過推薦官員形成望族的可能，根源上斷絕特權階層的形成。

　　唐太宗時期，國家修編《氏族志》，當時的修編人員居然沒有把李世民的隴西李氏排在第一位，而是把博陵崔氏排在了第一位，李世民看後勃然大怒，名門望族居然比皇帝還厲害，修編《氏族志》的官員不得不修改，隴西李氏排在了第一位。通過這麼一折騰，名門望族肯定要讓位於皇帝的姓氏了，打壓了名門望族一把。

　　武曌

　　顯慶四年（659年），唐高宗和武則天將《氏族志》改為《姓氏錄》，共收集了245個姓氏，五品以上的官員全部收錄在內，很多科舉人員和士兵升級為五品官員的也都在列，而沒有官職的名門望族根本不在行列。這是因為武則天家族沒有列為《氏族志》中的一員而做的，其實武則天藉此打壓唐朝的門閥士族，不久後因為唐朝的名門望族反應太大而收回了《姓氏錄》。武則天掌權時期重新修編《姓氏錄》，繼續打壓名門望族，徹底斷了名門望族的希望，宋朝時期就有了《百家姓》。

　　唐高宗時期對名門望族，尤其是當時最重要的五姓七望家族的婚姻生活也進行干預，名門望族之間不得隨意婚配，必須要得到皇帝的批准或者備案。但是也擋不住名門望族之間的相互聯姻，不過聯姻的影響也逐漸降低了。

　　雖然隋唐對門閥士族不斷削弱，但是可以發現，唐朝時期的五姓七望有最少有58位宰相，其他官位的人員更是不計其數。

　　李治

　　這裡面有一個官僚體系的慣性問題，雖然唐朝在建國初期就開始消除名門望族的影響，但是他們在各級官僚體制中仍有很多官員，自然成為宰相以及高官的可能性非常高。

　　另一方面，既然唐朝已經徹底改變了原來選官制度，採取科舉考試的方法，也有很多名門家族隨之改變，通過參加科舉考試進入官僚體系。他們相比於普通人員來說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財富和學習的環境都優越普通人家，自然考中的機率大，進入官僚系統後，多得本家族成員的提攜，登上高位的機率也非常大。

　　滎陽鄭氏是一個比較特別的案例，這一名門望族在唐朝時期很快沒落下去（雖然出了11位宰相），他們沒有適應唐朝的科舉考試製度，家族做官沒有連續性，自然家族也昌盛不起來了。

宋代以前的王朝，是由貴族統治的，隋唐雖然創立了科舉制，可是通過科舉而成為官員的人大多數都是跟貴族有關係的，而真正的寒門士子少之又少。

隋唐脫胎自西魏北周的關隴集團，當年楊堅代周本身就受到了關隴集團的支援才政變成功，可惜他的兒子楊廣一心一意的要削弱關隴集團，結果反而逼得關隴集團成員之一的楊玄感造反，引得天下大亂，隋朝也因此而滅亡。

之後的唐朝之所以能夠帶兵從河東一路直趨關中，就是因為有關隴集團的支援才得以成功。

科舉制始創於隋朝，到了唐朝逐漸興盛起來，唐朝那麼多有名的詩人，可是仔細一看你就知道，沒有幾個是寒門出身，如李白，杜甫，李白出自隴西李氏，是赫赫有名的名門望族，他的母親出自博陵崔氏，是山東首屈一指的家族。

想考科舉，就得讀書，而在當時，雖說已經有了造紙術，可是紙張依然很貴，再加上唐朝時期還沒有發明活字印刷術，用的是雕版印刷術，書籍變得更加寶貴起來。

所謂的門閥，是到了唐末五代以來因為戰爭而被消滅的，如果唐朝一直延續下去，即便有科舉制，上升路線依然被少數貴族所保持。

科舉被譽為繼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造紙術之後的“中國第五大發明”，而之所以能獲得如此高的評價，最主要就在於科舉制度的設立，打破了自漢末以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門閥壟斷，使得王朝內部不再出現固化的階級，從此就算是平民也可以通過科舉考試一躍龍門，為家族、為個人帶來諸多榮譽，有效地緩和了社會階級矛盾，維護了帝國的基層統治。

科舉最先形成於隋朝，到唐朝發展到一個高峰，宋代建國後繼續沿用，明清時期達到了巔峰，就連遼、金、元這些沒有全面統治過漢人的和拒絕漢化的少數民族政權，也不約而同地進行過具有各自特色的科舉制度，可見科舉制度的熱門和延續力。

但是科舉僅僅是一種考試製度，類似的制度自周朝時期就有了，此外，秦有學室、漢有太學、魏有五經，憑什麼科舉就能在眾多制度中脫穎而出，成為歷代帝國的“萬世之法”？而科舉又是如何制約和消除自漢魏以來的門閥階級的呢？究其原因就一個：“統治者的支援”，至於是如何支援的，就讓我從科舉的起源說起了。

不過隨著八王之亂，五胡南下，北方成為了群雄逐鹿的戰場，這時候已經不再講究身份而是力量了，世族們在北方的影響依舊存在，但也不至於能動搖到統治者的地位。而南方在東晉一百多年的國祚裡，世族一直保持著一種“攝政”的地位，基本上東晉的帝王不過只是世家們的一個傀儡而已，期間雖然也有過幾次帝派對世族的抗爭，但最後還是壓不過江左世族，連開國君主司馬睿都鬱鬱而終了。

江左世族伴隨著整個東晉的興亡，直到公元420年，由一個平民出身的劉裕代晉建宋，南方才從世族政治往軍閥政治轉移，而這段時間裡，南北兩方在軍事鬥得你死我活，可在政治上，雙方卻是十分有默契地要肅清九品中正制的流毒：

南朝宋文帝時期，由於當時在舉薦的秀才、孝廉中濫竽充數的資料很大，所以朝廷下令要求各地士子要得到舉薦的話，一律必須要有三十歲以上這個年齡限制，像曹操二十歲就舉孝廉的情況，在南朝宋是很難發生，就算他爸是太尉都不行；北朝對士子的要求就更嚴厲了，北魏時期主考“問策”，舉薦上來的士子必須在當著皇帝和百官的面，在朝廷上一一回答皇帝提出的五條問題，稱為“問策”，五條全中才為上等，同時也注重考試，為防止作弊，考完繼續由皇帝親自詢問，以錯誤不同所得到的處罰也不同；南北朝對待九品中正制的壓制，也開始逐漸發展出一套以考試為主、舉薦為輔的選官制度，為了不被欺瞞，南北朝比較有能的皇帝都會親自和舉薦、監考的官員們一起，在朝廷上進行“終審”，以便責任到個人，而且還規定了“考階”的制度，要求每隔一段時間就對做了官的士子們進行考試，考試的成績直接影響到是升還是降的前途。

在南北朝這一百六十年的時間裡，各朝都在有意地擴充人才選拔途徑，限制士族把握選官的權力，以控制新門閥的興起，而在舊門閥相繼隕落，新門閥又在打壓下，無法形成一個穩固的集團之下，隋朝開國皇帝隋文帝楊堅就開始進行對人才選拔制度的換血了。

而隋煬帝楊廣更是以“十科”舉士，包括禮義、忠孝、德行、清廉、學業、文筆、將略、武力等等，分科取士，廢除門閥掌握的舉薦制度，重視以考試選拔人才，不再以家族出身來決定未來的地位，這是隋朝政治上的一大突破，但歸根結底也還是從南北朝時期就形成的，而隋文、煬二帝將其繼承過來後，再繼續鞏固。

當然隋朝科舉制不過是一個草創的階段，所以在一定程度還是脫離不了舉薦制的影子，而皇帝本人有時也會因個人好惡而破格提升心腹，比如最後謀害了隋煬帝的宇文化及，就是世家出身，又被隋煬帝引為親信的。科舉要到達真的能限制門閥士族的局面，打破流傳千年的門閥政治，則要到武則天時期了。

唐太宗李世民雖然重考試，輕舉薦，但因為自己本身就是出於關隴貴族，對門閥政治這塊或多或少還是會有點偏袒的，尤其是玄武門的功臣班底，到後面更是演化出以國舅長孫無忌為首的關隴集團門閥，其勢力之大連高宗李治都不得不聽命行事；直到武則天時期，以血腥的手段剷除掉了長孫無忌的門閥，而其中幫助她最多也最重要的，就是以李義府為首的科舉寒門士子，武則天十分重視科舉，首創了文武科舉和“糊名考試”的制度，以免主考官們看菜下筷，專挑對自己有利的人；到了唐玄宗時期，科舉進一步完善，除了考試之外還注重學校教育，規定士子們必須在地方和中央舉辦的學校進行學習，達到了一定的學歷後再去禮部參加省試，這樣就把之前由地方直接舉薦士子的途徑給閉上了，一些通過後門做官的士子成了反面典型，受當時社會不恥，“開元以後，四海晏清，士無賢不肖，恥不以文章達”；

為了保證科舉的公正，唐廷規定犯過法的、從事商業的、出身衙門的皆不得參加考試，一旦在中央應試時查出來的，則送考的地方相關官員接受懲罰，查出一個不符合要求的，官員流放一年，最高刑罰三年，捉到作弊而不管的、未通過地方考試要求而被送去參加科舉的，一旦查出一個則相關官員降級一等。而如果主持禮部考試的考官，家屬裡如果有人蔘加科舉的話，那他必須去吏部考試，考完再經由吏部稽核（考四科）。

同樣的，唐朝對科舉考試也非常嚴格，就算是在禮部中考過了，也只是取得“出身”的身份，之後還得在吏部考四科：“書、判、身、言”，看書法、看文章、看外表、看口齒，內在外在缺一不可，禮部考試、吏部考核，兩部起到了互相監督的作用。像著名的大文豪韓愈在地方取得科舉資格後，隻身前往長安省試，結果連考四次才通過，省試之後再考四科，三次不過，搞到韓愈都鬱悶到要去找當朝宰相幫忙開後門了。

像韓愈這樣心高氣傲的人，都寧願放下身段、忍受日後將要面對的社會鄙視去找人舉薦自己，可見唐朝的科舉是嚴苛地幾乎不近人情了。也就是因為捉得過緊，士子們千辛萬苦地擠破頭才能科舉高中，拿到一個芝麻綠豆小官做做，但同時也造成了很多有能之士中途放棄，寧願隱居田野也不再入仕了，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唐朝的文人們大多都是遊戲人間的，而在朝廷為官的很少。

連韓愈都是連考七次而不過，何況是其他人，但是朝廷又需要人才，面對著士子的空缺，自然而然就又出現了各種舞弊、走後門的情況了，唐朝陷入了對科舉捉得越嚴，結果弄虛作假的情況卻越多的窘況，連號稱盛世的開元年間都有張奭這樣的“曳白（交白卷）狀元”，更別說後面的亂世了。

更嚴重的是，科舉的嚴格也直接逼出了反抗制度者：黃巢。這個本來一心通過科舉飛上枝頭的商人子孫，甘願捨棄家族富有的生活，入朝做一個九品小官，就因為科舉把他給刷了下來，對朝廷越發不滿的他，所做的《不第後賦菊》，一句“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更是成為了唐朝的催命符，把一個復興有望的中唐直接拉往了衰唐末路。

當然北宋如此做法，有利於維護國家政權的穩定，宋代文人和唐朝不一樣的地方就是：他們基本都在朝廷做過官。不過伴隨著過度開綠燈而來的，則是中央、地方機構冗官的局面，並且之後的帝王也不敢違背祖制，進一步加強科舉的地位，當時社會的主流風氣是以文入仕為榮，以武參軍為恥，過度的重文輕武，導致了兩宋後來被遼、金等少數民族欺凌的苦境。

我們知道，相比起門閥壟斷，科舉雖然可以擴大招攬人才的途徑，可是其中也有不少的弊端，首當其衝的就是“舞弊”事件，不管是考生作弊還是考官作弊，舞弊很容易就使得考生們選擇考官，分黨分派，之前漢朝的太學，就是因為老師講解的經義不同而引起了考生各自站隊，形成了影響了整個東漢的士族集團。所以自宋朝以來，對舞弊的處罰就很嚴格。

宋朝規定，每個地方考官都要在考生的卷子上進行批覆，並在末尾寫上自己的名字，一旦發現卷子內容上有任何作弊情況的話，則考生、考官、監考官一起受罰。而考生在通過地方考試後，在前往中央進行禮部省試的時候，必須要有十個以上的擔保人，保證其資料屬實，如果考生有行賄、作弊的情況的話，擔保人也要處罰，考生取消資格，所以考生要想在科舉後回家不被打死的話，最好就是乖乖地憑能力考試。

宋朝之後的明清，也基本都是沿用了這樣的套路，因為之前的朝代會經常性地因皇帝喜好而加入考試科目，比如唐玄宗愛道教，就加了道科，宋朝皇帝愛詞，就加了詞科等等，所以除了規定必須得考試科目，以固化考試模式之外，對考生考試的檢查十分嚴格，而對舞弊的情況，處罰也是相當嚴厲，明清兩朝對科舉舞弊是容不下一絲寬容的，這兩朝也是因舞弊而興大獄最多的兩個時代。

可是漢末亂世以及西晉門閥的不作為、東晉朝士族的位高權重，使得之後朝代認識到了門閥制度的危害，雖然在建國之處，門閥可以起到很好的統治作用，但不經考核就能做官，長此以往其家族銳氣大衰，要麼影響皇帝、要麼影響社會，反正到最後都會引起王朝的統治不穩，所以自南北朝之後，歷代帝王皆以科舉取士來取代門閥政治。也就是因為統治階級的支援，科舉才能走和太學不一樣的道路，成為帝國的統治基石。

題外話：唐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強大的時代之一，它對周邊小國的影響很深遠，有極強的文化“滲透”，在唐太宗時期，一批批遣唐使的溝通交流，新羅乃至以後的北韓、越南、日本都在國內實行過科舉，或是說類似於科舉的選拔制度。其影響深遠甚至到了十七世紀的歐洲，孫中山先生就說過：“各國的考試製度皆出自於英國，窮流溯源，英國的考試製度，也是從我們中國傳過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