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16日，美國亞利桑納州州立大學讀書的江玥在駕車返家途中被戴維斯追尾，戴維斯隨後對江玥連開數槍，導致她搶救無效最終身亡。美國時間6月15日，戴維斯在鳳凰城被判二級謀殺罪，將面臨25年的有期徒刑。判決結果震驚了江玥家屬，他們表示審判結果不公，將會保留向聯邦政府進行申訴的權利。

美國的槍案今年以來發生多起，似乎已經成為了一項沒有時間限制的犯罪行為，至今也沒有看到政府對槍支氾濫承擔過相關責任將全部追回。問題的關鍵是，包括法官和陪審團在內的每一個人，至今都無法理解罪犯戴維斯如何思考才會形成了她的犯罪動機，這也是所有人形容她“怪”的主要原因，似乎她犯罪的那一刻處在自我關閉的狀態裡。

檢方解釋稱，由於此案在種族傾向較嚴重的地區審理，如果以一級謀殺罪起訴，可能更難以讓陪審員同意給被告定罪。這種說法非常荒唐，難道美國的法制精神可以被民意去左右和動搖嗎？毫無疑問，檢方對悲傷的受害者家屬的態度表明了這一邏輯，從未考慮還有更多的民意不會對其的行為達成共識，只會一味漠然的尋求與戴維斯達成低等級的認罪，直到把自己引到了公眾的譴責聲中。

司法是懲治罪惡的力量，但不能總以生命作為無辜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