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綰(1477—1551),字宗賢,一作叔賢,號石龍,又號久庵,黃岩縣洞黃(今溫嶺市岙環鎮照谷村)人。 少時求教於謝鐸,刻苦治學,卓有所得。後承祖蔭官後軍都督府都事。明正德五年(1510),經友人引薦,結識王守仁,訂終生共學之盟。官至南京禮部右侍郎、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早年深受朱學影響。從學王守仁後,轉而對王學篤信不疑。為維護其“知行合一”說,與人反覆論辯,得王守仁器重,稱其為“吾黨之良,莫有及者”。 王守仁去世後,始對王學產生懷疑,“予始未之信,既而信之,又久而驗之,方知空虛之弊誤人非細。信乎?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可不慎哉!”在王學風靡當世之時,獨樹一幟,批判王學,成為中國思想史上較早對王學進行系統批判的人物。批判王學“良知說”的禪學傾向,對“知行合一”觀點也不以為然。還批判王學的基礎——宋代理學,反對空談性理,主張經世。重視國計民生,寫有大量關於軍政、民政的奏稿與筆錄,如《論治河理漕疏》、《上明罰安邊疏》等,涉及農墾、戍邊、賦稅、水利等。著有《思古堂筆記》、《明道編》、《石龍集》等
黃綰(1477—1551),字宗賢,一作叔賢,號石龍,又號久庵,黃岩縣洞黃(今溫嶺市岙環鎮照谷村)人。 少時求教於謝鐸,刻苦治學,卓有所得。後承祖蔭官後軍都督府都事。明正德五年(1510),經友人引薦,結識王守仁,訂終生共學之盟。官至南京禮部右侍郎、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早年深受朱學影響。從學王守仁後,轉而對王學篤信不疑。為維護其“知行合一”說,與人反覆論辯,得王守仁器重,稱其為“吾黨之良,莫有及者”。 王守仁去世後,始對王學產生懷疑,“予始未之信,既而信之,又久而驗之,方知空虛之弊誤人非細。信乎?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可不慎哉!”在王學風靡當世之時,獨樹一幟,批判王學,成為中國思想史上較早對王學進行系統批判的人物。批判王學“良知說”的禪學傾向,對“知行合一”觀點也不以為然。還批判王學的基礎——宋代理學,反對空談性理,主張經世。重視國計民生,寫有大量關於軍政、民政的奏稿與筆錄,如《論治河理漕疏》、《上明罰安邊疏》等,涉及農墾、戍邊、賦稅、水利等。著有《思古堂筆記》、《明道編》、《石龍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