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王道”思想是和他的“性善論”一脈相承的。所謂“王道”，就是以德服人，以德治國。只要國君自己提髙道德修養，自然就會施行仁政，而施行仁政，天下自然歸心。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把人感動得甘心情願認你當老大。正如毛遂出使楚國的時候對楚王所說的：“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眾多哉？”成湯就有方圓七十里的土地，但卻能統治天下，周朝天子所管轄也不過方圓百里，但卻能讓四海臣服，難道靠的是實力和大棒，依賴的是兵強馬壯？非也，這些賢明的君主靠的是道德，靠的是自己的威望和完美的品質，才得以讓四海臣服，諸侯揖首。

所以，武力並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仁義才是最主要的。我們不能說孟子這種思想不高尚，也不能說這種思想不深刻。但是，他生錯了年代。可想而知，戰國是一個弱肉強食、你爭我奪的時代，各個諸侯國之間拼的是實力，而不是道德。社會風氣的改良固然重要，但見效太慢了。

當時的諸侯國需要的是讓自己的國家迅速富強起來，擔心的不是人心不古，世風日下，而是被別人吃掉。在這個人人自危的競爭生態中，你大談仁義，有多少人會感興趣？有多少人會聽從？所以，急功近利的戰國年代，“王道”是沒有市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