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田賦制度成為“租”“庸”“調”。租是配給人民以耕種的田地，年老仍繳還政府。在其授田時期，令其負擔相當的租額。這是一種均田制度，承北魏以來。均田制所與古代的井田制不同者，井田乃分屬於封建貴族，而均田則全屬中央政府，即國家。均田是郡縣制度下的井田，而井田則是封建制度下的均田。說到租額，則僅為四十稅一，較之漢代三十取一，更為優減。“庸”即是役，乃人民對國家之義務勞役。唐制每人每年服役二十天，較之漢代每人每年服役三十天又減輕了。“調”是一種土產貢輸，各地人民須以其各地土產貢獻給中央，大體上只是徵收絲織物和麻織物。在孟子書裡即有粟米之徵，布帛之徵，力役之徵三專案，租即是粟米之徵，庸是力役之徵，調是布帛之徵。中國既是一個農業國家，人民經濟，自然以仰賴土地為主。唐代租庸調製，最要用意，在為民制產，務使大家有田地，自可向國家完糧。耕種田地的自然是壯丁，便可抽出餘暇，為國家義務服役。有丁有田，自然有家，農業社會里的家庭工業，最要的是織絲織麻，國家徵收他一部分的贏餘，也不為病。唐代租庸調製，說得上是一種輕徭薄賦的制度。而且租庸調專案分明，有田始有租，有身始有庸，有家始有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