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農工商，在中國古代，士大夫地位最高，而商人的地位最低。

漢武帝重農輕商【其實商鞅變法也是重農抑商】，在古代，商人地位最低，讀書人最受敬重。

白居易和琵琶女，地位是有天壤之別的。白居易是在心靈上和琵琶女平等，這在當時，是很大的進步。

雖然被貶，但白居易在江州過的並不差。

長江、漢江的水奔流向海，在“九江”眾流歸一，可見九江水勢之澎湃寬廣。

秦始皇一統天下，將包括今天的安徽、河南淮河的以南地區、湖北的東部、福建的西北部和江西的大部列為九江郡。【大家可能最熟悉一句，在下九江蔣幹】

西漢時九江隸屬揚州柴桑，晉武帝司馬炎時劃為江州，有湓口城之稱。

白居易所在的唐朝元和年間，江州屬江南西道。唐元和期間 ，江州有戶籍17945戶約10萬人，在1000多萬人口的唐朝人口占比中，其實比今天還高。三國的蜀漢，也就100萬人不到。

江州治所【治所類似省會，比如徐州的治所是下邳】在潯陽，世傳是西漢大將灌嬰於公元前201年所築。

九江為江西北大門，北臨長江，坐擁鄱陽湖，西北有漢江連長安、通巴蜀，南面有唐初張九齡拓寬的大庾嶺商道可通閩禺，聯絡東西、貫通南北，是一個物資集散、移民匯聚的水陸交通碼頭。

南北朝以來受益於“衣冠南渡”，“安史之亂”北方士庶舉族南遷，先進的中原文化和生生不息的勞動力的不斷注入，使得原本處於漢文化邊緣地帶的江南地區，逐漸得到發展，成為魚米之鄉。

由於白居易的才名，到江州的時候，江州刺史崔能有禮有節，親自到江邊以朱輪車迎接白居易。長官的優待，司馬官職的閒散，讓白居易得到了一個較為幸福的身心空間，他在此創作了大量的作品。

白居易把眼光放大放遠，他審視自己的人生際遇、宦途得失；他把視野放長，盤點文章千古、進退去留。他聽著潯陽江畔的浪濤，神思馳騁在曲折蜿蜒的大河之上，決定效仿河流的開洩轉向，從“志在兼濟”轉向“行在獨善”，他要從詩歌“美刺”的社會功利性，轉向更貼近人間與人民。這才有了琵琶行。

九江的山水、風物、人文都使白居易心神盪漾，興致勃發。他正當壯時，年紀在45左右，是從政後第一次有足夠的閒暇可以遠遊，司馬一職的名頭在地方上還是響亮的，雖然，只是個閒職。

白居易拄著他的藤杖，遊九江山水名勝，“惟司馬綽綽可以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湓亭、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

白居易的腳印遍及潯陽城內外，連不在江州範圍內的建昌區域也去遊玩。當時還沒開發的大林寺、北香爐峰等地，他也登山遊覽了一番。【人間四月芳菲盡，大林寺桃花】

九江山水佳盛，高僧逸道文友傾情相招。如果碰上春秋佳日，天時地利人和，使得白居易的遊興和詩興大發。

只有在九江的水邊，白居易才會與琵琶女產生這樣的相逢，只有在江邊深切生活過，白居易才能營造出這樣感人的文學意境。

對於白居易而言，在江州，他只是失去了政治理想，但生活悠閒自在。他在這兒才真正與普通民眾打成一片，只有擱淺在人生的困境裡，從宦海傾軋中抽離出來的白居易，才能把握住大珠小珠落玉盤的精彩瞬間。

白居易因人造謠誹謗，被朝廷貶為江州司馬，在江州待了三年多時間。在江州期間白居易的生活物質條件雖說不能跟在京城時相比，剛到江州時生活很不習慣，但也算不錯的，畢竟也是朝廷官吏；但白居易的心情卻是十分苦悶憂鬱的，這從他被貶謫的原因過程及在江州時所作詩詞和給友人的書信內容中就可以反映出來。

沒想到在白居易任職的第二年（元和十年），一場巨大的政治風波向他襲來。當時的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於當年六月三日遭人暗殺，宰相元衡當場死亡，裴度受了重傷。

但是當時掌權的宦官集團和朝廷大臣們居然對此事保持鎮靜，而不急予調查處理。白居易見此景氣憤至極，認為這是國家的奇恥大辱，無法緘口不言，便即刻上疏朝廷請速速捕殺刺客，以肅法紀。

可是別有用心的掌握權力的人卻認為白居易是東宮官，不應該在諫官還沒有上奏章之前就搶先議論朝政，說這是一種僭越行為。

這些人不但不覺得白居易是熱心國事，反而因此嫉妒低視他；並且造謠誹謗說白居易的母親是因看花墮井而死的，白居易就不該寫賞花和新井詩，這樣有虧孝道，這樣的人不能再陪伴太子讀書，必須驅逐出京。如此便由中書舍人王涯參奏一本，朝廷便把白易居貶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

注：事後查明，此次刺殺事件是平盧節度使李師道勾結宦官，派中嶽寺僧人圓淨具體行刺的。

因此白居易只和來送別的親戚楊虞卿一個人話別，其他的人都來不及見面。他一路經過秦嶺、藍橋驛、商州等地，到達襄陽；過了襄陽之後，換船由漢水入江開始走水路了。

一個遭到政治迫害被打擊，而遠貶南方的人，心境是悲涼的。白易居一路上寫了不少詩，在鄂州寫了《夜聞歌者》，及一首《舟中雨夜》，很能表現他此時此刻的狀況和心境：

江雲暗悠悠，江風冷修修。

夜雨滴船背，夜浪打船頭。

船中有病客，左降到江州。

江迴望見雙華表，知是潯陽西郭門。

猶去孤舟三四里，水煙沙雨欲黃昏。

十月上旬終於到了江州，白居易又寫了一首表達自己觀感心情的律詞《初到江州》：

潯陽欲到思無窮，庾亮樓南溢口東。

樹木凋疏山雨後，人家低溼水煙中。

菰蔣諉馬行無力，蘆荻編房臥有風。

遙見朱輪來出郭，相迎勞動使君公。

江州已到，白居易自己所說的“流落江湖，幾淪蠻瘴”的生活從此開始了。

被貶謫到江州做司馬，白居易的心中自然是無限憂鬱的。照唐代的官制，州司馬是刺史下面的輔佐官職，實際上無事可幹。

白居易自己說過：“若有人畜器貯用，急於兼濟者居之，雖一日不樂。”他本來是很有才幹而又“急於兼濟”的人，現在讓他當這種閒官，自然是無所事事、鬱鬱不樂了。

這個女人曾經在長安當過歌妓，紅極一時；可好景不長，年老色衰後不得不與一重利寡情的商人結合，但又被拋棄在江州。白居易聽了她的自述，對其表示深深的同情，同時聯想起自己過去在京城的榮華生活，又不幸遭遇權貴的打擊而被驅逐出京的情景，與這個可憐的女子相類似，因而興起了“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認”的感慨。

白居易借這首《琵琶行》，將自己不幸的遭遇和失意悽苦的心情渲瀉出來。從他的詩句“我從去年辭帝居，謫居臥病潯陽城”，一直到“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溼”，就是白居易在江州生活的真實寫照和最好的自白。

《與元九書》中談及的問題很廣泛，對於研究中國古代詩歌現實主義的發展，提供了極其重要的線索，是中國文學史上很重要的一篇文章。

《與微之書》裡，白易居敘述了在江州的生活情況，他本來準備“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可是元和十三年十二月，得到朝廷敕令升任忠州（今四川忠縣）刺史；白居易於元和十四年的春天，結束了在江州三年多的生活，離開江州到忠州去上任。

讓我感覺，怎麼白樂天就有那麼點點孔子的影子呢？

白居易被貶為江州司馬，給白居易以沉重的打擊，他自稱已是 “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詩人早年的佛道思想在這時雖有一些滋長，但也有一些“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感慨，給了自己做了一個悲天憫人的自畫像。

三年後，在好友崔群的幫助下，他升任忠州刺史。當他再次回到京城後，一開始，做事風格依然如故，骨子裡透著“春風吹又生”的志向。但現實複雜的傾軋，使他由憂慮變為失望，最後不得不躲避政治漩渦，甘心外放，做了地方官，理想在現實中漸漸消磨。反過來思考，也說明他在江州並沒有徹底反思自己。

這裡讓我聯想到一個重要歷史人物——孔子。孔子積極入世，但卻不能如願從政，除了時代原因，還是他自身性格使然。孟子這樣平說孔子，“三月無君則吊”——這是性急、敏感。在《論語·鄉黨》還有一個傳神的描寫，說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這是性急、敏感。當“圈內人士”略施小計時，孔子就自動辭職——還是性急、敏感啊。

白居易不也是這樣嗎？為了建功立業，一生坦蕩剛直，壯年氣盛，直言無忌。白居易和孔子雖不能並論，但兩個人都曾是積極入世的鬥士，在政壇邊緣徘徊，孔子創立了儒家學派，其思想澤被後世；白居易用他的天才，在文學史上留下了寶貴的財富。

一生顛沛流離的蘇東坡，曾經羨慕白居易的詩“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因為白居易工資高，會享受生活啊。

能對自己的工資饒有興致，自我陶醉，這說明工資對他生活的重要，白樂天的生活應該是充滿興致和樂趣的，這正是樂天派的風格，他一不假清高，不恥談錢；二敢在作品中，為他人之不為，知足就會常樂，晚年生活他是快樂的。

人無完人，白居易當然也不是完人。他也會像孔子一樣“知命”，但他有掩蓋不了的光彩，後人記住他，最終還是他的詩篇。

白居易被貶至江州，導火索是轟動一時的盜殺宰相武元衡事件。一、被貶江州緣由

中央政府的這些行為，自然觸動了藩鎮割據勢力的利益，引起了他們的強烈反對。

當時，白居易官居左贊善大夫，本來“武元衡被刺”事件跟他也沒有太大的關係，他大可以不聞不問；但是處於內心憤，白居易上書朝廷：

“急捕盜賊，以雪國恥”。

白居易的這一行為早到了權貴的攻擊和陷害，權貴們以白居易

“越職上書言事”

為罪名，又攻擊白居易母親去世期間不忠不孝、有傷禮教，詆譭白居易。

二、白居易對被貶一事的認知

對於被貶江州司馬一事，白居易一直鬱憤不平：對權貴們的陷害，他極度憤慨；但同時認為皇帝是受了矇蔽，責任是在權貴而不是皇帝。

“遭時榮悴一時間，豈是昭昭天上意”

同時，在《過昭君村》中寫到：

“獨美眾所嫉，終棄於塞垣。唯此希代色，豈無一顧恩? 事排勢須去，不得由至尊。”

就職務職責而言，司馬只是終日無所事事的閒散官職，無實權也無明確職責。

白居易到了江州，不只是在生活上的很不習慣，更有心靈上的無所歸依。

原因之一是由於故舊的疏闊、親知的乖隔、生活環境的不習慣等；二是突然被拋落在政治和事業的圈子之外，強烈的濟世情懷一時又無法消退，感到恬惶無依。

白居易在詩中《司馬宅》寫到：

“蕭條司馬宅，門巷無人過。”

很顯然，在擔任江州司馬期間，白居易的宅居人跡罕至、冷冷清清，其中透出許多世態炎 涼、人情冷暖。

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寫到：

“今雖謫佐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飢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之子矣。”

白居易將被貶謫江州的的遭遇歸結為命運的安排，那麼順從命運，可以消除胸中的鬱悶，保持泰然寧靜的心境。

在白居易任職江州期間，國家正值多事之秋，藩鎮勢力正熾，淮西戰事猶酣。白居易對淮西 戰事強烈關注，寫下了多首詩，來表示自己的報國忠心。

《春晚寄微之》：“南國方譴謫，中原正兵戈”

《送幼史》：“淮右寇未散，江西歲再徂”

《首夏》：“舊國無人來，寇戎塵浩浩”

唐憲宗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書要求稽查凶手，得罪了朝中的權貴，被貶為江州司馬。他被攆出長安，九月抵達襄陽，然後經漢水入長江，東去九江，十月到達江州。

白居易顯然是不滿意這種狀況的。他還在渭北村居的時候，就已經下了決心要“兼濟天下”，而不欲“獨善其身”了。他本來打算回到長安之後有所作為的，不料卻很快被排擠出來，他的苦悶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他的生活雖然比較悠閒，江州刺史對他的照料也很熱情，然而這都不能消除他政治上的苦悶。在《與楊虞卿書》中，他寫出當時的心情，這表示出了他對於世事的消極態度：

師皋足下：……今且安時順命，用遣歲月。或罷免之後，得以自由，浩然江湖，從此長往。死則葬魚鱉之腹，生則同鳥獸之群，必不能與培聲攫利者榷量其分寸矣。足下輩無復見僕之光塵於人寰間也。

香爐峰北面，遺愛寺西偏。

白石何鑿鑿，清流亦潺潺。

有鬆數十株，有竹千餘竿。

鬆張翠傘蓋，竹倚青琅玕。

其下無人居，悠哉多歲年。

……

時來昔捧日，老去今歸山。

倦鳥得茂樹，涸魚返清源。

舍此欲焉往，人間多險艱。

白居易曾經有一個短暫的時期，完全沉醉在這裡的自然環境中。但是，世外桃源畢竟是一個Phantom，詩人的心情依然是不平靜的。在《汝陽歲晚寄元八朗中、庾三十三員外》一詩的結尾，便流露出這樣的慨嘆。

白樂天《琵琶行》一篇，讀者但羨其風致，敬其詞章，至形於樂府，詠歌之不足，遂以謂真為長安故倡所作，預竊疑之。……樂天之意，直欲寫天涯淪落之恨耳……

提拔出泥知力竭，吹噓生趣見情深。

劍鋒缺折難衝鬥，桐尾燒焦豈望琴？

感舊兩行年老淚，酬恩一寸歲寒心。

忠州好惡何須問，鳥得辭籠不擇林。

可以看出，白居易在江州三年多的時間裡，他的心情變化是複雜的。這種複雜的心情變化在他的詩歌中分明地反映出來。他在早年詩歌中表現出來的蓬勃朝氣和戰鬥精神，正在逐漸衰退。像《新樂府》和《秦中吟》那樣的慷慨激昂的呼聲很難聽到了，在詩人許多作品中，更多的低沉的感嘆和鬱悶的悲吟。

白居易我們很熟悉了，他的詩流傳上千年，卻經久不衰。他是唐代現實主義詩人，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可白居易不僅僅是一個詩人，他還是朝廷官員，他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白居易在仕途中，曾在江州（江西九江）擔任司馬，他為什麼會去江州，在江州過得又怎樣呢？我們一起來看看。

所以白居易的心態，我們是可以學一學的，雖然不得志，但是他能自我安慰，自我寬解，晚年的白居易，生活也算過得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