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實有這樣一種說法，而且這種基於邏輯推理的說法細細分析下來，比史書上的記載要合邏輯的多！

《國語·周語上》載:“厲王虐,中國人謗王。邵(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中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流王於彘。”

所謂“中國人”是指居住在國都的“公民”,他們有納軍賦和服兵役的義務,是當時國家政治上和軍事上的重要支柱,當國家有危難,有遷都和廢立君主等大事,執政者要徵詢他們的看法,他們會發表意見,甚至採取行動。這時周厲王暴虐,殺死誹謗的中國人,禁止中國人言論,因而被中國人流放到彘,彘在今山西霍縣。

《國語·周語上》載：“周厲王說(悅)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 夫榮夷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 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 ……今王學專利,其可乎? 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王流於彘。”

周厲王之所以要被流放,還由於厲王重用“好專利”的榮夷公為執政的卿士。所謂“專利”就是獨佔山澤之利,獨佔天地間所生的百物。原來山澤是開放的,任何人都可以進入山澤中從事採集活動,這時被榮夷公“專利”而霸佔了。

那麼問題來了，周厲王為什麼要“好專利”？

周的建國在西土,尤以今山西、陝西、甘肅一帶為其根據地。

可是這一帶少數族也很多,成為周的心腹之患。如今山西本為周族的興起之地,但又是少數族薈萃雜居之所,周初唐叔受封於夏墟,受命“啟以夏政,疆以戎索”。夏墟在晉南今之翼城附近。足見今山西南部戎狄很多,所以才稱疆以戎索。一直到春秋時,晉國仍是“戎狄之與鄰”。

在西周中、晚期,雜居在今山西南部的,有鬼方,獷狁(犬戎)、姜氏之戎、太原之戎以及其他戎狄。至於陝、甘一帶,少數族也不少,見於《史記》的《周本紀》、《秦本紀》者就有西夷、西戎,有彭戲氏、邽冀戎等。其中西夷、西戎意為西方的少數族,可能包括很多不知其名的戎狄。在西周政治中心周圍的這些文化落後的戎狄,一遇周族有個風吹草動,他們就會乘機騷擾和掠奪。

西周中、晚期,就是在長期對付東、西方這些少數族的戰爭中,耗費了大批資財,大大損傷了國家的元氣,國庫空虛。西周統治者只好對農民的剝削越來越重,《詩經》有“大東小東,杼柚其空”,民怨沸騰,人民對西周政權失去了向心力。

由於各地的地方政權和少數族不斷髮展,從昭王、穆王時起,他們與周王室的矛盾逐漸加劇,軍事衝突也就不斷髮生。如東南方的楚國在昭王時反周,周昭王十六年伐荊楚,十九年喪六師於漢。《史記·周本紀》則謂:“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

到了周厲王時，連年征戰，耗費巨大！為了應付巨大的財政赤字，周厲王只能是想方設法的找尋來錢門路。

周初以來,西周政權只把已開墾的農田收歸王室,至於其他的山林川澤之利,仍然是任人利用。如孟子所說的古時“數罟不人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人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孟子·梁惠王上》)可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山林川澤對人類的用處越來越大。周厲王在位時,王室由於長年與少數族的戰爭,經濟資源與財政收入漸見枯竭,於是推行“專利”,把山林川澤的資源也收歸王有,這就觸犯了人民的利益,引起了“中國人”的不滿和誹謗。

可以說周厲王這一招，觸動了既得利益集團的“中國人”的利益，自然而然招致中國人的反對。這裡我們要區別中國人暴動不是平民起義，而是西周統治貴族內部一場“政變”。

經過兩百多年的分封，周朝的王室一族已經遍佈天下了，天子的王城之外都是諸侯國，天子的王城之內就有兩種人，一種是貴族，包括卿大夫、士，是居住在內城的，另一種是普通的平民百姓和奴隸，是居住在外城的，也就是野人。

周朝同時實行世卿世䘵制，爵位、官職、土地、財富都是世襲的，可以一代一代往下傳，人口逐漸增多，到了周厲王時期，能居住在內城的人，基本上就是最早與周天子有血緣關係，並被封為卿大夫的王室子弟的後裔，或者是周朝建國之初受封功臣的後裔，按照宗法制和分封制來說，起初周天子分封自己非嫡子時可以分封官職、爵位與土地，但是封到最後，已經沒有土地可以封了，官職、爵位可以創造，但土地就不能創造了，這就有了矛盾。

周厲王想要壟斷這些，動了中國人的利益，這才是中國人暴動的真正原因，那些所謂的貪財圖利、重用小人、王行暴政、奢侈傲慢等不過表面的原因，根本原因還是周天子與貴族的利益之爭。

周天子與貴族的利益之爭的根源還在於分封制與宗法制，這是周朝的國策，但土地資源是有限的，人口資源卻是無限地增長，當人口越來越多時，周天子已經沒有土地可以分封了，分到最後，周天子自身所擁有的土地及其他資源甚至不如手下的卿大夫多。

看看周朝最後的結局就知道了，周王室分封到最後成了城中之國，成了天下勢力最弱的，甚至都不如任何一個諸侯國勢力大，這樣能不滅亡嗎？其實這個苗頭到了一定時間就會發生，至少在周厲王時期，就是如此，周天子與貴族爭利的根本原因還是因為利益，天子都沒有土地和資源了，所以周厲王就通過一些辦法把這些土地和資源據為己有。

（正文完）

歷史書裡講的一個典故，西周厲王十分殘暴，將原來中國人可以自由利用的山林川澤收歸國有，禁止中國人利用。中國人對此強烈不滿，怒罵譴責，沸沸揚揚。周厲王遂命衛國神巫監視中國人，中國人道路以目。公元前841年，終於爆發了中國人暴動。中國人衝進王宮，厲王倉皇逃走，隨後西周進入一個“共和執政”時期。

很多人認為這是中國最早的共和制度。

但是，根據出土的戰國竹簡《竹書紀年》記載，厲王奔走後，朝中大臣就公推共伯和代行天子之職。“共和執政”實際上講的是一個叫做和的共伯在執政。伯是爵位，比如晉侯秦伯，共伯和就是諸侯國共國的國君和。

周厲王統治無道，民眾不滿私下經常指責.怒罵周厲王，結果周厲王派人監督百姓，誰敢罵他就殺了誰，後來百姓實在受不了了於是中國人暴動趕走了周厲王，然後才出現了2個大臣聯合執政。

周厲王，（前890年－前828年），姓姬，名胡，為周夷王之子。厲王為西周第十位君王，在位約49年，連同共和的十四年。

周厲王22年至26年，周朝連續六年大旱，《詩經》描述：“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長時間的大旱，加上厲王的腐朽殘暴，結果是餓殍遍野，民怨沸騰。但周厲王貪財好利，繼續任用小人採用巧取豪奪，變本加厲的盤剝和掠奪民眾。造成“下民胥怨，財力單竭，手足靡措” ，甚至到了“民不堪命”的地步。

周厲王是暴君，這個事實毋庸置疑，有很多史料和典籍記載，還有相關的青銅器銘文佐證。其中在陝西岐山縣周原出土的毛公鼎內鑄有銘文500字，記載周厲王之子周宣王的冊命書，也反映西周晚期政治、社會不穩定的現實，也可以作為側面旁證。

1、所謂的暴動，實際上是一次有貴族和平民共同參與的具有恐嚇性質的非暴力行為，起主導作用的還是貴族；

2、暴動的特徵還是道德反抗，主要是反對周厲王不履行周王室“王人”的傳統，“廣施恩澤開周業”，而是獨佔財利，並不是要對周王室趕盡殺絕；

3、暴動表現得很理性，並沒有人改號、稱王，平民恭敬的接受貴族推舉和承認周公和召公共和行政，就好比周厲王跑去養豬玩去了，由貴族們代理他辦公直至死後由他兒子繼位。

以上三個點說明，“中國人暴動”並不具有農民起義特徵，只是體制內的一次人事變革，與周厲王是不是暴君也毫無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