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散文講究煉字琢句，有新奇以至險怪的字眼和句法，點綴著精心選擇的富於色澤的詞藻。有時連說理的文章也寫得古奧艱澀，例如韓愈的《本政》、柳宗元的《說車》。韓愈認為“文無難易，唯其是爾”(《答劉正夫書》)。宋代散文家只提倡他的“易”的一面——“句易道，義易曉”(王禹杗《小畜集》卷一八《再答張扶書》)，放棄了他的“難”的一面，略過了他所謂“沉浸醴鬱”，而偏重他所謂“文從字順”。這符合於而且也附和了道學家對散文的要求：盡去“虛飾”，“詞達而已”(周敦頤《通書》第二八章)。所以宋代散文跟唐代散文比起來，就像平原曠野跟高山深谷的比較。這點差異宋人已有覺察，例如有人注意到：蘇軾罵韓愈所推奉的揚雄“以艱深文淺陋”，還瞧不起蕭統《文選》，因此自己寫的散文也“長於議論而欠弘麗”(張戒《歲寒堂詩話》捲上)。欠弘麗而長於議論，可以移為宋代散文的概評。宋代散文明白曉暢、平易近人，是表達意思的比較輕便的工具。元、明和清中葉以前的散文基本上承襲了宋代散文的風格；號稱“唐宋八家”，實際上也是歐、蘇、曾、王比韓、柳被後人更廣泛地效法，譬如茅坤、歸有光和桐城派的“古文”或公安派、竟陵派的小品文，都是主要地得力於宋代散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