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

天，指的是晝夜、寒暑、晴雨、四季更替等天候情況。用兵者應認清環境形勢，順應天時，因時制宜，善用氣候之勢。

地，是說要知地利，因地制宜。用兵者需縱觀全域性，掌握地形，利用好有利地勢。

將，是說要善於任用將領，選用“智、信、仁、勇、嚴”方面突出的將領，做好用人決策。

法，指的用兵者要知法度，要會規劃軍隊運作方式，明確軍隊將士各自職責與獎懲措施。

在此，引用《大秦帝國之裂變》歌詞—赳赳老秦，共赴國難，赳赳老秦，復我河山。血不流乾，死不休戰！西有大秦，如日方升，百年國恨，滄桑難平！天下紛擾，何得康寧！秦有銳士，誰與爭鋒！秦國之志可見一斑。

古之戰事，不管是凝聚民心，還是選用將領，制定法度，從而善用天時地勢，均取決於一國之君主。

商鞅變法設立的軍功爵制，大大提高了士兵的積極性，從而增強了秦軍戰鬥力。同時，廢除井田制，允許土地私有，從而刺激了農民耕作的積極性。此外，商鞅嚴明法令、提倡法治的政策也使得百姓遵紀守法，秦國法度自此基本確立。

秦惠文王之後，秦武王繼位。秦武王不喜治理國家，醉心於追求力量。他先是驅逐了張儀，又出兵攻打南韓。不過，他在位僅四年，便去世。

此後，秦昭襄王繼位，文臣范雎、武將白起共同輔佐，並在著名的"長平之戰"中大敗趙國。後來，昭襄王更是直接進入洛邑，滅掉了名義上的天下共主周天子。

這一舉動換來了其它諸國的聯合抵制，再加上連年征戰對秦軍消耗巨大，昭襄王所創造的大好局面被迫失去。昭襄王的統治長達五十六年，他去世後，其子嬴柱繼位，是為秦孝文王。

但嬴柱繼位僅僅三天後便去世，王位由其子子楚獲得，即秦莊襄王。子楚繼位後，先是徹底剷除了東周政權，又繼續積極地對外擴張。在位三年後，莊襄王也去世，其子嬴政繼位，開啟了嶄新的時代。嬴政繼承這六位國君留下的基業，從而建立了流傳千古的秦朝。

公元前221年，秦滅六國，結束了戰國以來各諸侯國割據爭霸，互相混戰的混亂局面，建立起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國家。秦的統一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和產物。春秋戰國之際，中國是在分裂割局的形勢下進入封建社會的。各諸侯國利用割據奪取政權，在夲國內進行改革，這對用封建制取代奴隸制，是一個有利的途徑。但是，隨著封建生產方式的發展，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階級矛盾日益加深，統治階級為了維護和擴大自身利益，要求打破這種割據狀態，實現封建國家的統一。

國家的統一需要一定的物質條件，而這種條件，在戰國後期，已經逐步具備成熟了。這時，由於冶煉技術的高度成熟，鐵器在農業、手工業以及水利灌溉工程施工中被大量廣泛使用，社會生產力有了很大的進步和提高，商品交換有了新的發展，各地區之間的經濟往來和聯絡也大大增強了。那時，北方的走馬，南方的犀角、象牙，東方的魚鹽、西方的皮革等，都可以在中原地區自由交易。偏據西方一隅的秦國，象良馬、美玉、金錫、絲絹等物產，都能從很遠的地方販運過去。各地間曰益密切的經濟關係，構成了國家統一的政治基礎。這種統一的要求形成了一股強大而廣泛的思潮。戰國時代百家爭鳴，學派不同，但許多人都主張國家儘快統一。如孟子的“定於一”，苟子的“四海之內若一家”韓非子的專治集權思想，都是統一要求的體現。國家統一己是人心所向，大勢斦趨。那麼，由誰來完成這個統一使命呢？從當時各國實力的情況來看，最有條件完成統一事業的是秦國。戰國時代，各國間社會經濟發展是不平衡的。這種不平衡，同社會改革的程度有關。戰國初期，因為東方各國最先進行了社會改革，強國都在東方，而秦國是落後的。但戰國中期以後，東方各國由亍長期混戰，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致使其一個個由強變弱，秦國卻由弱變強，後來居上。原因就是東方各國社會改革不砌底，新舊勢力妥脅，政治腐敗，生產力發展受阻。小農經濟很快破產，衰落，社會經濟發展緩慢下來，停止不前。從而削弱了國家的綜合實力。

秦國的倩況與此恰恰相反。因秦國的社會改革比較徹底，自啇鞅變法以來，繼續提倡耕戰，鼓勵各行業發展生產，小農經濟得到穩歨發展，社會經濟一直蒸蒸曰上，使秦國迅速富強起來，無敵天下。正如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說：“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秦國不僅財力雄厚，而目社會政治情況也是東方六國所望塵莫及的。大思想家荀子曾到過秦國，他親眼目睹：“百姓樸”，“百官肅然”，士大夫“不比周，不朋黨”，朝庭“聽決百事不留”。他讚譽秦國是“治之至也”。秦國的這種優勢，在秦始皇以前已趨具備。李斯入秦後即勸秦始皇：“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秦始皇親政後，抓住有利時機，以強大的軍事力量，展開了統一六國的強烈攻勢。他釆取遠交近攻，分化離間，各個擊破的策略，重用王翦、等名將，發動了對六國的最後一擊。公元前230年，首先滅掉近鄰南韓，趙，魏相繼滅亡。隨後不久，滅掉楚國。靠近秦國的四國全部攻滅，近攻的戰略任務順利完成。接著，秦國集聚力量，劍指遠交的燕國和齊國，燕國滅亡。公元前221年，即滅燕的第二年，滅掉齊國。這樣，秦國僅僅用十年時間，就消滅了東方六國，完成祖國統一的大業。秦的統一，是我囯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對中國歷史的發展有著深遠而偉大的意義。國家的統一，結束了長期割據混戰的局面，有利於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繼而，那種因分裂割居而造成的攻城掠地屠殺，“以鄰為壑”的糾紛，來往交通的障礙，以及制度的不同，文字的異形等等，在統一的環境下，都可以避兔和消除了。隨著時間的推移，統一對幹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的作用，赿來越顯現出來。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和文化，只所以一開始就得到迅速發展，並且在很長時間內一直居於世界文明的前列，這與秦的統一是分不開的。統一也促進了多民族國家的形成。

春秋戰國以來，中原地區華夏族與周邊一些少數民族的關係曰益密切，他們逐漸與華夏族融合。在統一的地域裡，戌族、狄族，夷族，和華夏族進一步融合，形成了最初的漢民族。同時，南方的蠻族、百越、也加快了同中原各族的融合，陸續加入漢族的行列。北方的匈奴族，與中原地區的聯絡，也更加密切。秦的統一，為中國形成多民族的封建國家奠定了基礎。全國統一及所帶來的歷史進步，是勞動人民通過長期的鬥爭，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換來的。而秦始皇順應了歷史發展的趨勢，實現了全國的統一，他對中國歷史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秦國作為當時作為七國中較為強大的國家，對於統一六國具體如下:

一、民眾渴望統一，秦國順應了民眾的期望。春秋戰國時期，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戰爭對於老百姓的影響我們不得而知，戰爭的殘酷導致家庭勞動力的損失慘重，作為農耕文化時代，勞動力對於家庭生活的意義非同凡響，而戰爭所導致的勞動力下降使得家庭生活條件以及生存造成了極大的影響。所以民眾對於統一的渴望我們可想而知，並不是一朝一夕。

二、秦始皇嬴政自身的雄才大略，秦始皇對於當時六國的處境相當明確。秦始皇親政前，呂不韋把持朝政。但是他利用自身的謀略最終成功將大權握在手掌。同樣，他對於六國所採取的蠶食策略也是打敗六國的關鍵因素。利用六國間相互矛盾，逐步瓦解六國。

三、商鞅變法。商鞅對於這場六國戰爭中的作用不可小視，眾所周知，商鞅變法對於秦國軍隊的戰力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軍功制對於軍隊而言那是極大的加官進爵的機會，這樣便使得秦國軍隊在戰爭中對於軍功的渴求大大加深，提升整體戰力

一方面是變法，秦國的變法力度最大，執行最徹底，那可是從割王子的鼻子開始的。六國雖然也變了，但是力度不夠大，說到底還是人治而非法治。在強悍的法治下，秦國能最大限度調動戰爭潛力。商鞅入秦推變法，可以說是天時。

二是秦國地勢很好。關中為什麼叫關中呢？西有散關，東有函谷關（潼關），南有武關，北有蕭關。函谷關一閉，六國聯軍都很難開啟，基本上只有他出去打人，別人很難進來打他。這可以說是地利。

三是運氣也很好。秦國從秦孝公變法開始，幾乎沒有過昏君。最沒作為的君主，一個是舉鼎把自己玩死的武王，一個是當了幾十年太子但只當了三天國君的孝文王。可是這兩個，比起六國的昏君，也強得多。秦國不拘一格，六中國人才來投，名將名相輩出，哪怕很多都是外中國人。可以說是人和了。

再看六國，楚國吳起死後便不再變法，南韓地少無險可守，齊湣王惹來各國伐齊，趙王先後拋棄廉頗李牧這種大將。可以說他們不亡，就沒天理了。

▂ ▄ ▅ ▆ ▇ █ 精彩分享 █ ▇ ▆ ▅ ▄ ▂

首先非常感謝在這裡能為你解答這個問題，讓我帶領你們一起走進這個問題，現在讓我們一起探討一下。

我們談秦朝總是會談到商鞅變法。但是我認為，沒有秦國前期的國君的努力，也不會有後期商鞅變法的基礎。

這裡我們來看秦國前期的三位國君，首先是秦襄公，這位秦國領導做的最對的一件事就是支援了周平王，不光被封諸侯王還得到了岐山以西的地盤。封了這個諸侯王，就為以後的逐鹿中原贏下了自己的政治資本。

其次咱們要說的就是秦穆公，這位秦國國君在位期間滅了戎族大小十幾個國家，極大的擴充了自己的地盤。並且在他在位期間，秦國位列春秋四大國之一，不光穩定了大後方，還提升了秦國的政治影響。

最後要說的這位就是秦獻公，在秦獻公之前的時期，秦國內戰頻繁，朝政不穩，國君的廢立更是任由幾位大臣所決定。

在以上的分享關於這個問題的解答都是個人的意見與建議，我希望我分享的這個問題的解答能夠幫助到大家。

在中國歷史上秦始皇是一個令人尋思的人物，他在公元之前，就經過賈誼的責難。迄至近代，既受過章炳鄰和蕭一山的恭維，也受過顧頡剛和郭沫若的批判。可是我們的好奇心不能因這樣的“褒貶”而滿足。假使我們撇開嬴政的個性與作為，單說中國在公元前221年，也就是基督尚未誕生前約兩百年，即已完成政治上的統一；並且此後以統一為常情，分裂為變態（縱使長期分裂，人心仍趨向統一，即使是流亡的朝庭，仍以統一為職志），這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現象。我們也可以問，以歐洲人才之多，何以不曾在公元前後，同樣由一個地方較偏僻，交通也不是頂便利的國家（有如波蘭或保加利亞）作主，以幾代的經營，打敗英，德，法，意，奧和西班牙的聯軍，併吞他們的領土，斷絕他們各國皇室的繼承，並且將各國文字劃一為一種共通的書寫系統？這事不但在兩千年前不可能，即使兩千年後的拿破化和希特勒都不敢存此念頭。由此可知，中外歷史之不同，不光是人才和個性的問題。

1974年之後，“秦俑”出土，這更增加我們思考的機會。這批陶器塑像據估計約為六到七千個，個個不同。從臉上的表情，還可以看出各人的年齡和性格。有時一人面目緊張，貼鄰一人則輕鬆而微笑，士兵的頭髮，好像根據“規定”剃束，但髮辮之間，既大同又有小異之處。他們所著靴鞋的鞋底有圓釘。所穿的甲，鐵片以皮帶穿貫，都根據實物絲毫不苟的模製，步兵和騎兵的制服也不同。並且這幾千個塑像帶著戰車和兵器構成戰鬥隊形，又能大概一致儲存藝術和技術上的同一標準。這些地方，也使我們對秦始皇的為人，另有超過以往歷史評價的感想。

比如說，以今日科技之發達，我們要重新塑制這幾千個（也可能幾萬個，因為現在出土之秦俑，尚只有驪山陵墓東部帶北的一角）陶俑，也勢必要組成委員會，由軍官，藝術家，科學家，工程師集思廣益的研究設計，才製造得出來。秦始皇既為一個“焚書坑儒”的專制魔王，為何有這樣的耐性？他為什麼不以軍事形式的雷同劃一為原則，將幾千個人像以模型翻砂式的套制，有如波斯大流士宮殿前的裝潢，又有如羅馬的康斯坦丁上在的側面人像，成排結隊的出現，既不必講究生動，也毋須在藝術角度上斟酌？又很多人指摘秦始皇的迷信。像在陵墓附近配置陶俑就有迷信的嫌疑。可是他如果信神權的話，為什麼不採取埃及的辦法，將人像塑成幾丈高，又設計為鳥頭人身，或照印度的辦法，造成三頭六襞？而偏偏像希臘雅典一樣，儲存了集體作品之個別的美感？

這些問題，尚待研究。可是從新發現的資料來看，我們也敢確定中國初期早熟的政治統一，造成“書同文，車同軌”的局面，是一種有歷史地理性的組織和一種帶群眾性質的運動，有如陶希聖和沈任遠的提議，我們應從秦始皇的後面，看清戰國時代的社會經濟因素，認識農業技術的進步，商業的興起，客卿在各國政治的地位，以及遊俠的活動情形。這些因素，促使中國在秦的領導之下統一。

最近幾十年來地質學，氣象學和考古學的發現，也可以連貫到中國初期早熟的統一。中國文化發揚於黃河流域。黃河通過黃土地帶。黃土鋪蓋著華北幾省的廣大地區，土質鬆疏，經常有100尺到300尺的深度，因之黃河夾帶大量泥沙，隨時有阻塞河床，衝破河堤，淹沒人畜，損壞耕作物的可能，區域性治理無濟於事。本來世界主要河流夾帶泥土4％或5％，已算很高，南美的亞馬遜河夏季能帶砂10－12％。然而1940年間在陝縣附近的觀測發現，黃河夾砂以重量計達46％。夏季其中三個支流的夾砂量從42．9－63％。由此也可以看出這問題的嚴重和龐大了。

因為人口增加，農業技術之進步，所以即使是春秋時代，各小國在黃河附近築堤也已經妨礙了彼此的安全。但有些國家，還惡意的將災害加諸鄰國。公元前651年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其中有一段盟誓，在各種古籍之中紀載略有不同，有的是“無曲防”，“毋曲堤”，有的是“毋雍泉”或“無障谷”。到戰國期間，這問題加緊，公元前332年，趙國與齊魏作戰即曾將黃河河堤決潰以浸淹對方（見諸《史記》）。又《孟子》一書中，提到治水十一次之多。亞聖自己就對白圭說：“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吾子過矣！”足見光是治水一事，中國之中央集權，已無法避免。秦始皇並非不知道這事，他統一和國後碣石頌秦德，自稱“決通川防”。他又改名黃河為“德水”，更稱秦為“水德之始”，這都是確切的證據。

季候風與農業的關係，也促使中國在公元前趨向統一。中國農產區的雨量，80％出現於夏季三個月內。季候風由菲律賓海循西北方向吹來，有賴於由新疆方向自西至東的旋風將這氣流升高，才能將溫度降低，使其中水分凝結為雨。這樣一來，下雨或不下雨，全靠兩種氣流適時適地的聚會。要是它們經常在一處碰頭，其地必有水災；反之即有旱災。《史記．貨殖列傳》裡說：“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大飢”，已經表現出中國初期農業的艱難。姚善友人《圖書整合》及其他資料統計，中國在民國前2270年，有旱災1392次，水災1621次，見於官方的報告（此外尚有蟲災，如“蜚”如“螟”，經常見諸《春秋》）。到災荒時，鄰國如不加接濟，是為“阻糴”，即可能發生戰事。各諸候可能因婚姻細故，個人恩怨及擴大地盤的野心而動兵戈，參與的人民則更因饑荒所迫而活躍從事。上述的葵丘之會，也有“無遏糴”的彼此保證。《左傳》裡記載因糧食問題發生的爭執其著得有如公元前720年，鄭國取溫之麥，又取成周之禾。公元前647年晉國發生饑荒，秦國予以接濟。次年秦國發生饑荒，晉國不感恩圖報，反而阻糴。因此兩國發生戰爭。敘事的時候，《左傳》也提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這次戰爭，秦國勝利，俘虜晉候。恰巧次年晉國“又飢”，秦伯再加以接濟，並且說：“吾怨其君，而矜其民。”還有很多戰事，書中未敘明原因，根據我們現在推想，類似爭執必然不少。

從春秋到戰國，上述背景，只能增加國與國間的衝突。根據周朝以前的規定，各國不能隨便築城設防。但這幾百年長期擾攘，卻大開各國違“禮”築城之門。有關的鄰國，則因對方設防而備感威脅，更要先發制人。凡此種種設施，都增加中央集權的趨向。過去通過貴族的間接管制，像歐洲騎士樣的職業軍人都成往跡。現今則只有全面動員，履畝徵賦。而且大國控制資源愈多，對賑災恤鄰更有效，參附的更多，是以有自然的因素支援兼併。春秋時楚國和隨國衝突，一大一小即有“隨民餒，楚之贏”的說法，戰國的時候，梁惠王語孟子，“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經過如此的措施，他就覺得他的地盤應當擴大，人口應當增多。梁惠王個人的希望沒有達到，他的想法卻有長期歷史上的合理性。

所以，全面競爭之後，小國無法生存，因而有趨向整個統一的趨勢。始皇滅六國的期間，公元前243年“蝗蔽天下”，235年“天下大旱”，前230年和228年均是“大飢”，見於《史記．秦始皇本紀》。所以嬴政又稱自己的功勞為“墮壞城郭”和“夷去險阻”，也就是全國對內不設防，食糧全部流通。這樣才能“振救黔首（老百姓）周定四極”。由此看來，再參閱戰國以降戰事的慘烈，和《孟子》經常提出的“若大旱之望雲霓”，“途有餓莩”，以及“凶年饑歲．．．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之四方”，更感到我們無法責罵秦始皇，雖然我們無從贊同他焚書鉗制思想，而他的坑儒（所坑的也未必都是儒），其行動殘虐，更不是令人所能同意。無從“褒貶”之餘，我們只好強調中國在公元之前統一，而且自嬴秦之後，以統一為正軌，實有天候和地理的力量支撐著。

還有一件事，我們無法忘記，即秦始皇是歷史上“萬里長城”的首創者。這是嬴政統一中國之後命蒙恬率兵三十萬，收河南，伐匈奴，在團結對外的條件下，全面築城。此舉更表示他的極權政治，有實際的需要。這一事可以留著下面再說。

秦能統一六國主要在我看來還是這兩方面。

第一，商鞅變法。晉代謝安說，秦用商鞅，五世稱皇。商鞅變法的精髓是全民皆兵和軍國主義。全國分成兩種人，種地的人和打仗的人。獎勵耕戰，嚴懲私鬥。戰場上提回一個敵人腦袋加爵一級。遊俠辯士商人贅婿等等不勞而獲者將被關進大牢，或者送往前線。國家不定時召開表彰大會，動員秦人蔘軍入伍，在戰場上一刀一槍搏個封妻廕子，獲得地位榮譽和實惠。因此秦人在戰爭中都是玩命架勢，被稱為虎狼之師，衝鋒的時候甘冒矢石連頭盔都不戴。現在出土的兵馬俑秦人武士都不戴頭盔。因此幾乎每戰必勝，所向披靡。

第二，遠交近攻。遠交近攻是秦人對六國的戰略規劃，李斯給秦始皇出的主意。離秦國近的國家比如韓趙魏出兵攻擊，遠的國家如楚國齊國，重金賄賂其當權用事者，讓他們在秦國攻擊韓趙魏時候不要出兵相助，甚至成為秦國的盟國攻擊被秦國攻擊的弱國。破壞六國連橫戰線，讓他們搞合縱。如果有些國家的用事者是有識之士，看穿了秦國的狼子野心，就派刺客把用事者暗殺了，或者使用反間計連環計美人計等等各種計把用事者趕走。楚國的屈原就是被張儀各種手段搞掉的。遠交近攻使得秦國能夠集中精銳力量各個擊破敵人，最終完成一統天下的大業。

因為秦這個國家從開始建立，歷代君主都是以征服天下為最高目標。無論哪個掌權者都一樣，即使中間被外戚奪權，可是國家的領導者依然是為秦的崛起而努力。並未為了貪圖享樂。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莊襄王。

武王在位時日很短，貢獻是奪得東方重鎮宜陽，使秦勢力真正進 入中原。 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昭王時代，昭王成功的外交策略和凌厲的軍事打擊，使秦疆域之大，六國罕有匹敵者，楚、齊、趙三強被秦嚴重削弱，楚、趙幾乎被滅國，“韓王入朝， 魏委國聽令。

秦對六國戰爭取得決定性勝利，秦統一天下的趨勢已不可逆轉，這個時代是秦的強盛期和決勝期，是秦統一大業的奠基時期，其後諸王，在此基礎 上鞏固勝利擴大戰果，是昭王統一事業的繼續，是水到渠成的收穫期。

總之，在消滅六國的鬥爭中，昭王時代是極為重要的朝代。 秦始皇在位之時，吞併六國，併發兵南征北討，史載“百越之地，盡皆俯首”，“北擴千里”“秦王掃六合”，按戰國地圖看，領土幾乎比戰國七雄控制範圍擴大了一倍。

而且秦始皇“設定郡縣”，對征服後的土地注重統治和制度建設，不似其它同時代的征服者如馬其頓的亞力山大，或羅馬只重征服，不重製度建設；因此使統一的土地統治穩固，這才為中國現在的版圖奠定了基礎。 後人認為，“功莫大過秦皇漢武”。

意指秦始皇在武功方面，排在漢武帝之前，歷史上無出其右。至今，英語中對中國的稱呼China，也是從羅馬語Chin（秦）演變過來的，這在一個側面上表現了秦帝國的影響力。

從公元前 230至公元前 221 年,秦用了10年時間進行統一六國的戰爭。先後滅了韓、趙、魏、楚、燕、齊六國，統一全國！

歷史之所以選擇了秦國而不是其他國家，值得深思！我認為原因如下：

最重要的一點，秦朝的法律制度最適合當時的社會狀況，還有重視人才、戰略精準、地利位置優越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秦國必勝、六國必敗的局面，具體如下:

其一，秦王嬴政是法家思想的崇拜者，而法家思想最適合當時社會狀況。史載，嬴政在稱帝之前讀到韓非《孤憤》《五蠹》等豪文後，激動不已，崇拜有加，說：“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意思是說，我要能見到韓非，與之交遊，死而無憾了。而韓非就是法家重要代表！後韓非從南韓到秦國，在嬴政為政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極力推崇“法治”，以法治國。秦在戰國時開始變法，簡公七年（前408年），頒佈“初租禾”，確認了確認土地私有的合法性，這是秦國最早的封建性法令。獻公時頒佈“止從死”的法令，禁止用奴隸殉葬。秦孝公時，商鞅變法，開始大規模製定封建法律。嬴政即位後，繼承了原有的封建法令，同時根據封建經濟、政治發展的需要，又制定了許多新的法、律、令。完備的法律制度為秦國的強大打下了堅實的制度基礎，真正實現了變法圖強。

其二，秦國重視人才，天下人才爭先恐後事秦。秦國商鞅變法後，具有了先進的制度優勢，不拘一格吸收各中國人才，秦國成為當時各類人才嚮往、爭相奔赴的聖土。許多具有超強政治、軍事、文化才能的人才都雲集秦國，為之效力。比如，商鞅在魏國不受重用，到了秦國卻被重用變法；韓非在南韓遭受排擠，到秦國卻被認可，被秦王崇拜有加，等等。人才匯聚，強國之本，大批人才的歸心，為秦國統一六國打下了堅實的人才基礎。

其三，經濟發達，有錢才能打好仗。商鞅變法後，秦國經濟實力不斷加強，土地私有的合法性得到確認後，大大調動了人民的積極性，生產力水平不斷提升。據考古發掘，最早的鐵器出土遺址在古秦國統治區域；鄭國渠、都江堰都是聞名天下的巨集偉工程，澤及子孫後代，為農業發展奠定了基礎。

其四，虎狼之師，戰鬥力奇強。秦朝獎勵軍功，充分調動了軍人戰鬥的積極性，打仗衝鋒在前，攻無不克戰無不勝，就能靠軍功獲得爵位，必然喚起軍人爭強好勝出人頭地的爭鬥之心，打起仗來不要命，必然以一當十！另外，秦朝打仗策略也很精準，不是一次全部幹掉六國，而是採用遠交近攻的策略，逐個消滅六國有生力量，避免了戰鬥攤子鋪得太大，戰鬥力過度分散的缺陷，消滅一個會對另一個國家形成震懾，到滅最後一個國家時，最後一個國家已經看到五個國家都被秦國滅了，自己被滅只是早晚的事兒，因而，信心頓失，信心沒了戰鬥力降低至零，必然不堪一擊！

其五，地理位置優越，易守難攻。關中自古被稱為“四塞之地”，東有函谷關，西有散關、北有蕭關、南有武關，渭河守護國土，崤山屏障家園，這種優越的地理環境，易守難攻，易於發展經濟，韜光養晦，悶頭髮財，而其他國家隔著河，隔著關，根本不知道秦國老兄在忙些啥，等到回過神了，秦國早已羽翼豐滿。而六國則平原相連，天天爭戰不休，你打我我打你，打的精疲力竭。等消耗殆盡了，秦國從關中抬眼一望，好嘞，看好了，我來了！等死吧！大批虎狼之師一出動，六國灰飛煙滅。

歷史具有偶然性，但歷史也具有必然性！就像我們常說的，沒有誰能隨隨便便成功，秦國不就是這樣嗎？

秦能統一天下，就不得不說商鞅，因為秦國的轉折就是從商鞅開始的，商鞅變法之前，秦國是奴隸制社會，奴隸只能是奴隸，永遠沒有希望，秦國族士眾多，私鬥成風，也極大的削弱了秦國的有生力量，商鞅變法開始，就是致力於將秦國變成一臺強大的戰爭機器，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秦國一樣變法徹底，老百姓想要改變命運，就只有通過戰爭，所以秦人人人爭相參軍，戰鬥力極強，而這樣一部戰爭機器的持續運轉，就是在不斷的國家博弈中爭取更大的利益，同時等待一代雄主的出現，同時，商鞅的變法還致力於國家財政的擴大並且保持高速增長，戰爭機器的執行加上強大的國家財政的支援，只要有一代雄主崛起，就有可能完成統一，反觀其他六國，變法都只走一小步，法令半新半舊，且不能令行禁止和法不容情，看似法制實為人治，這是六國最終不能抗衡秦國的最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