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禪讓”這塊來說，還是分兩個階段的，第一個階段是最開始的“傳賢”階段，這個還是在“公天下”時期，典型案例就是“堯→舜→禹”的傳承；另一個階段就是後來的“家天下”時期，這個時候的禪讓大部分是侷限於自家人的更換。

① 不管是公天下時期還是家天下時期，禪讓時若是擇賢而立，那麼對於國家而言，就是選擇了一位有為的君主，利在國家發展；

② 於兩位君主而言，方便更好的交接工作，畢竟禪讓是在活著的時候主動進行的，退休的君主可以照應著新上任的君主，交接工作、傳授經驗會更方便，利在能夠使得新君主快速熟悉職能。

畢竟賢能這一塊，比較籠統，不像考試成績那樣，有具體分數、具體排名作為評判依據。若是你說候選人甲賢能，我說候選人乙有賢能，各有各的說法，哪怕最後君主一錘定音，可結果也不是讓各方都能接受的。

如堯舜禹的禪讓時期，擇賢而立是一種固定的接班手段，但到了後世的那些王朝，大部分皇帝選擇禪讓之後，自己就成了太上皇(也有禪讓後就代表王朝覆滅的，如漢獻帝)，就開始過退休生活了，而這種皇帝禪讓的情況比較少，並且有時候也不是那種找個精英來接班，而是屬於一種無奈之舉。

咱們舉兩個例子說說:

① 宋徽宗

宋徽宗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的一位太上皇，他選擇退位做太上皇，也不是說他覺得自己可以功成身退傳位下一任了，而是他自個壓不住當時的場面了。

② 清朝乾隆帝

清朝的乾隆帝，也是做過太上皇的皇帝，但他做太上皇，也是沒辦法。

乾隆帝小的時候，被康熙帝接到宮中養育在身邊，言傳身教，他對於自己的爺爺康熙帝，也是十分敬重，在剛繼位時，曾說自己在位時間絕不超過康熙帝的在位時間，而康熙帝在位時間長達61年，乾隆帝可能也沒料到自己真的能夠在位這麼長時間，到了即將超過康熙帝在位時間的階段，有言在先的乾隆帝也就開始禪位了。

對於歷史上的皇帝來說，那是處於王朝權力的巔峰，他們會選擇儲君，方便後來繼承帝位，但是沒啥意外情況，是不會主動禪讓的，畢竟九五之尊的皇帝當的好好的，又怎麼會選擇退位呢。

禪讓這一制度來自於上古時期堯舜禹的傳說中。有人說類似於現代的民主選舉，但其實有所不同。

我個人觀點認為禪讓更像是由統治者培養下一任接班人的制度。這種制度有優點，但過於理想化，在上古時期可以實現，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必定會被淘汰。

優點是可以選擇有領導能力的人來做統治者，缺點就是容易造成政權的不穩定。這種制度，與家天下的制度本質上是嚴重對立的，而家天下又有著先天的優勢。因此，在統治者的權力、勢力越來越大的情況下，很難維持禪讓這一制度。

首先，統治者家族在掌權的時期，勢必會得到較多的利益。這與統治者本人的品德無關，即使統治者本人不願意以權謀私，但因其地位的特殊性，其後代在政治層面也會擁有諸多便利，這是難以避免的。

其次，掌權者的後代較為容易接觸政治，先天上比其他人更加熟悉政權的結構、政策等諸多層次。即使憑才能公平競爭，也未必輸於其他人。

因此，如果在掌權者後代較為弱勢的情況下堅持禪讓，那麼問題不會很大。但如果，在掌權者後代有野心，且有實力的情況下仍然堅持禪讓，那麼勢必會造成政權的不穩定。在很多時期，政權的穩定遠比統治者具有大的才能更為重要。

況且如若掌權者有了私心，即使採取禪讓制，也未必就會選擇精英來接班。更大的概率是選擇能為其帶來利益的人來接班。當這個位置帶有利益因素，其實未必就會比家天下的制度好在哪裡。

禪讓制的好處相比世襲制來說又比較民主。不會形成以家族君主為核心的權利集團。缺點是政治權利分散，無法行成固定的政治系統。

在中國古代，所謂禪讓制時代。指“五帝”時代，又稱堯舜禹時代。按照儒生編造的神話，堯年老以後傳位給舜，舜年老之後傳位給禹。從而，表現這些首領的大公無私。禪讓，是把統治地位傳給別人。“禪”意為“在老祖宗面前大力推薦”，讓，是指讓出帝位。禪讓可分為內禪和外禪。內禪是把自己的帝位給同姓族的人，外禪指禪位給外姓，如堯禪位給舜。

禪讓制是可以選出精英出來的，但是卻不能一直保持這個制度的實施，根據歷史的發展它是一定會走向一個終結的。

禪讓並不能選拔精英，其目的也不是選拔精英，而只能構建出政治強權與軍事霸權。

荀子言：“夫曰堯舜禪讓，是虛言也”。韓非子曰：“舜逼堯，禹逼舜”。禪讓從來都不意味著道德層面的傳賢，而是一種因勢力變遷而發生的權力轉移。

權力的轉移要麼依靠血緣，要麼依靠實力。

上古時期，五帝禪讓的傳說一直是中國歷史中的美談，然而上古時期的禪讓或許和大多數人所想象的完全不同。

五帝等人或許並非單純的個人，而是不同部落的領袖或象徵。

《史記·五帝本紀》中記載，堯46歲即位，在位98年，活了140多歲。

《本紀》又記載，舜家裡窮了好幾代，被堯看見了他高尚的品質而立為了接班人。

這種記載根本就不可靠，因為在上古社會，血緣和出身就決定一個人的社會地位。

更何況上古時期的衛生條件和生活水平根本就無法和現代相比，活一百多歲活一百多歲是近乎不可能的事情。

在人類文明的歷史中，將一個群體的形象對映到一個人身上是很常見的事情。

於是五帝等人所代表的部落的人格化象徵，是帶領部落崛起的領袖。

五帝所代表的不僅僅是一個個賢能的個人，還是一個個先後興起的強大的部落。

部落強盛的時間就對映為了五帝的壽命，一個部落強盛一百多年就要比一個人活一百多年靠譜多了。

每一次禪讓的發生，都意味著一個部落的崛起和政治霸權的轉移。

上古時期的社會，應當是以部落和部落聯盟為形式的社會。

部落聯盟需要一個盟主，而盟主只能由最強大的部落首領擔任。

隨著不同部落的興起，政治霸權開始轉移，就如同春秋時期霸主輪流坐的局面一樣。

在上古時代，不大可能出現大範圍統一的國家，政治形勢應當是部落聯盟。

最強的部落成為政治中心，號令所有部落。

當一個部落衰落以後，新崛起的部落就替代了其地位，成為新的聯盟共主。

上古時期的人們在部落和部落之間、群體和群體之間，找到了一種相對平和的霸權轉移和權力交接的方式。

這就是中國早期的政治智慧，也就是所謂的禪讓制。

“禹傳子，家天下”。

無論是上古社會還是古代社會，禪讓的發生都建立在雙方實力不對等的情況下，往往一方受到另一方的威脅，還伴隨著各種政治交易。

比如三國時，漢獻帝禪讓給魏文帝曹丕，還有南朝政權的更迭，無不遵循了禪讓的形式。

禪讓本身並沒有那麼美好，只是被古人所美化了而已，因為中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有崇聖尚古、敬天法祖的傳統。

禪讓並不以傳賢為目的，而是以權力轉移為核心。

禪讓並不能選拔精英，其目的也不是選拔精英，只能構建出政治強權與軍事霸權。

相對於古代“家天下”的世襲制度來說，“禪讓制”的選拔方式面更加廣。

世襲制是在皇子皇孫中進行選擇，可以選擇的範圍非常小。這有點我們上街買西紅柿，如果只有一個店鋪賣西紅柿，無論這堆西紅柿如何如何差，總能選到其中相對最好的——但仍然是爛的、壞的、不是自己期望的。

“禪讓制”是一種傳說，傳說的東西我們總會附加各種美好而理想的因素於其中，而一旦用到現實當中往往是走樣的。如自戰國時燕王的禪讓開始，後世也不斷地出現禪讓形式，只不過是權臣稱王的一種將非法篡權變成“合法”手段而已。

“禪讓制”需要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權力只是服務，不與金錢、地位掛鉤。因而，馬克思主義對於原始社會的道德品質是稱讚有加的，這種自發形成的道德品質在私有制產生之後反而成為了需要提倡的，如儒家、宗教對道德的重視，在其中作祟的就是權力的異化。

如果要談“禪讓制”的利弊，以及是否一直都能選到精英來治理的問題，理想狀態下，堯舜禹的禪讓是成功的，因為堯的高壽以及開明，能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對舜進行考察。既包括舜的孝順以及持家的品質，也包括舜對周圍的人的引導作用，還有擔任官職的協調能力、處理犯人的態度，甚至還需要有進原始森林而不迷路的“天命”。經過長期的考察，特別是對其道德品質的考察覺得非常滿意，堯才決定選擇了舜。

因而，長期的考察是有可能選擇到精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