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移民一直貫穿明朝一代，最後的大規模移民是主要集中在嘉靖，萬曆，崇禎三朝的貴州大移民，貴州大移民具有其獨特性，但也帶有明朝初年洪武和永樂大移民的延續性。

除了明初山西洪洞大槐樹移民外，明朝還採取“調北征南”和“調北鎮南”的大規模軍屯制度，在貴州進行進行了大規模的“軍屯”。

明洪武十五年，即公元1382年，在平定了雲貴高原的叛亂後，為了避免這裡再次成為中央的權力真空地帶而重蹈歷史覆轍，朱元璋決定把足夠強大的軍隊留下，屯兵駐守，威懾四方。來自江南、中原的精銳部隊沿著橫貫雲貴高原的咽喉要道次第佈防，建立衛所，按照明軍的編制駐紮下來，這一軍事行動被稱作“調北征南”。

二十萬明軍按三比七的比例，三成軍隊駐紮城市，七成軍隊在農村屯耕，有十多萬人加入墾荒的行列。為了穩定軍心、保障固定名額的滿員，使軍士“有親屬相依之勢，有生理相安之心”，不至於逃散、脫籍，大明王朝規定“正軍”、“軍餘”必須攜帶妻室兒女，無妻室的，政府予以婚配。他們一邊開荒種地，自足軍糧；一邊操練軍事，以防戰亂。從貴州腹地的安順向西到曲靖，過昆明、楚雄直至景東，每六十里到一百里，明軍建立一個屯軍寨子，開墾周圍的土地。

明洪武年間進入貴州的移民在160萬人以上，永樂年間在35萬人以上。據《安平縣(今平壩縣)志》記載:明洪武年間，設“平壩衛”，因“地廣人稀”，由湖廣的長沙等地，實行“三丁抽一”的辦法，發配到平壩衛。偏僻遙遠的貴州就這樣迎來了她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有組織的集團移民。在“軍屯”的基礎上，也強迫大批內地破產的流民和平民遷往貴州，被稱為“民屯”。遷入的平民，按照給予的土地，劃分區域管理，成為“民屯”，也被稱作“調北填南”，使得貴州漢族人口首次超過當地少數民族人口。

今安順、平壩、長順、鎮寧一帶，尚居住著20多萬明代屯軍的後裔“屯堡人”；因其“散處屯堡各鄉，家口隨之至黔”，所住地方多以屯堡如湯官屯、吳家堡之類命名，故又稱“屯軍堡子”。

除了軍屯和民屯的移民人員外，還有大量的“謫遷流放”和自願遷移之人。謫遷，主要限於仕宦；流放，又稱充軍，則包括了所有不同階層之人。明代的充軍分“終身”、“永遠”兩種。終身者，充軍之人單獨至戍所，身死而止；永遠者，“罰及子孫”，舉家遷徙，世代不得返回故里。民間自願遷入的人多是逃荒、流亡、經商之類。如思南府，永樂以來，“土著之民無幾而四方流寓者多”，流寓者中又以四川、陝西、江西人為眾。

到了嘉靖朝時，衛所官兵人數大規模降低，有“貴州軍民鮮少，多系江西、川、湖流民僑居”的說法。御史思南人田秋曾上疏朝廷，請於當地專置官員管理流民，“設道員以鎮撫之”。大量移民中還有部分工匠，多是隨軍而來，至黔後或在軍中或在官府服役，另外無田無地的流民就更多了。萬曆朝，因萬曆三大徵之一的播州之戰後，在黔北遵義設威遠衛，崇禎朝時設敷勇衛，鎮西衛（官兵16800名），嘉靖，萬曆，崇禎三朝先後進入貴州的衛所官兵等達到了二十萬人。

現在貴州深山裡還保留著大量的“屯軍堡子”，筆者也到過幾處，與九十多歲的老人聊天，普通話交流毫無障礙，這些老人都是當年明軍鎮守貴州“軍屯”官兵的後代，與當地苗族，布依族同胞雜居生活，因為相對封閉，文化和語言風俗還傳承著獨特的歷史風俗，令人尊敬和震撼。（獨特的原因是因為這種明代的風俗在其他地區已經丟失了）。

關於今聊城市的洪洞移民，明朝文獻中有明確的記載。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八月戶部郎中劉九皋的建議： 古者狹鄉之民遷於寬鄉，蓋欲地不失利，民有恆業，今河北諸處，自兵後，田多荒蕪，居民鮮少。山東、西之民自入國朝，生齒目繁，宜令分丁徙居寬閒之地，開種田畝，如此則國賦增而民生遂矣。（《明太祖實錄》卷一九三）朱元璋採納了劉九皋的這一建議，很快作出決定：“山東地廣，民不必遷，山西民眾，宜如其言。”明廷立即著手對山西平民實施了一次向外移民行動。“於是遷山西澤、潞二州民之無田者，往彰德、真定、臨清、歸德、太康諸處閒曠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種，免其賦役三年，仍戶給鈔二十錠，以備農具”（《明太祖實錄》卷一九三）。臨清，轄丘縣、館陶兩縣，隸屬東昌府。實際上，明政府劃定的山東移民區不只是臨清一州，而是整個東昌府。 洪武二十二年（389年）八月，後軍都督朱榮上奏稱：“山西貧民徙居大名、廣平、東昌三府者凡給田二萬六千七十二頃。”（《明太祖實錄》卷一九七）這次移民影響很大，山西沁州百姓張從整等一百一十六戶願應募屯田，戶部以聞。於是，“賞從整等鈔、錠，送後軍都督僉事徐整分田結之。仍令回沁州召募居民。時上以山西地狹民稠，下令許其民分丁於北平、山東、河南曠土耕種，故從整等來應募也”（《明太祖實錄》卷一九七）。這裡的“山東”應指東昌府。 同年十一月，“上以河南彰德、衛輝、歸德、山東臨清、東昌諸處，土宜桑棗，民少而遺地利，山西民眾而地狹，故多貧。乃命後軍都督僉事李恪等往諭其民，願徙者驗丁給田，其冒名多佔者罪之，復令工部榜諭”（《明太祖實錄》卷一九八）。 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後軍都督府都督金事李恪、徐禮還京。先是命恪等往諭山西民願徙彰德者聽。至是還報。彰德、衛輝、廣平、大名、東昌、開封、懷慶七府民徙居者凡五百九十八戶。” 文獻中記載的往東昌移民，從洪武二十一年起，至洪武二十五年止。 明朝東昌府轄3州15縣。3州是：臨清州（州治今山東臨清），轄丘縣（今河北丘縣東南）、館陶縣（今山東館陶東北）；高唐州（州治今山東高唐），轄恩縣（今山東平原西南）、夏津縣（今山東夏津）、武城縣（今山東武城）；濮州（州治今河南濮陽東北），轄範縣（今河南範縣西南）、觀城縣（今河南清豐東北）、朝城縣（今河南南樂東）；聊城縣（今山東東昌）、堂邑縣（今山東東昌西北）、博平縣（今山東茌平西）、茌平縣（今山東茌平）、莘縣（今山東莘縣）、清平縣（今山東高唐西南）、冠縣（今山東冠縣）。 今山東臨清、高唐、平原、夏津、武城、東昌、茌平、莘縣、冠縣一帶洪洞移民村落分佈比較密集，印證了文獻記載。 另一個洪洞移民村落密集地區是今菏澤市。菏澤，明朝屬兗州府。明朝官方文獻中也提到兗州為洪洞移民區。洪武二十八年，“詔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劉謙、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陳春、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朱榮往彰德、衛輝、大名、廣平、順德、真定、東昌、兗州等府，勸督遷民屯田”（《明太祖實錄》卷二三七）。可見兗州也是一個洪洞移民區。兗州轄四州二十三縣。但今洪洞移民村落分佈較密集的主要是今菏澤市，即兗州西部地區。 文獻中載明的洪洞移民山東的地點只有東昌府和兗州府。所謂的“洪洞大槐樹移民”是指明朝的山西移民。那棵大槐樹巍然挺立在洪洞縣城北約1公里處，滔滔汾河的東岸，相傳始植於漢代，故名“漢槐”。唐太宗李世民稱帝第三年上，在距大槐樹不遠處修建了一所廣濟寺，殿宇巍峨，僧人濟濟，香火很盛。有一種鳥，名叫“鸛”，形似鶴亦像鷺，覓食於河灘溪流，嗜食魚蚌，夜棲河邊樹。大槐樹遂成為汾河灘上鸛鳥的天然良居，紛紛搶佔樹杈，構巢壘巢。山西移民主要今晉南與晉東南一帶的太原府、平陽府、汾州、沁州、澤州、潞州、遼州等。平陽府人口最多，洪洞又是平陽府人口最多的一個縣。 因此，洪洞移民的數量應是較多的。不僅如此，洪洞交通便利，喬逢辰《惠遠橋記》雲：“洪治隸平陽，壯哉縣也！其始為城也，適當大路津要，驊驂之所賓士，商旅之所往來。”因此，洪洞成為移民的集散地。 洪洞大槐樹移民文獻記載。

在明朝中後期的人口遷徙是由內部和外部等多方面的原因所造成的，如政治混亂、沿海倭寇的騷亂，以及明朝長期推行的禁海政策等等，但從實際情況來看，這次人口遷徙與其說是移民，更像是一次人口逃難，本人將嘗試闡述其中的緣由。

南洋貿易的繁華和明朝沿海人民眼界的提升

明朝時期，鄭和下西洋的行動成就了中國航海史上的創舉，也為中國古老的封建社會打開了一扇同外外界的大門，不僅促進明朝和國外政權的經濟和文化交流，還宣傳了國威，讓官方和民間百姓對國外的情況有了更進一步的認知。“鄭和每至一國，先宣讀明帝詔書，行封賞，促進友好關係”。隨從人員馬歡著有《贏涯勝覽》，費信著有《星槎勝覽》，鞏珍著有《西洋番國志》等記述航海見聞、史料價值頗高的歷史文獻”。

從現行的歷史航海軌跡和資料來看，鄭和船隊在東南亞地區停留時間最久，對當地的記錄最為詳細，交流也就最為密切。可以說，鄭和下西洋不僅讓海外之國知道有明朝，也讓沿海地區的人知道了在海的另一邊還有許多適合生活棲息之地。

16世紀的馬六甲被稱為“東南亞最繁忙的國際市場”，可見其由於東西方的航海發展，已經給這一地區帶來了巨大經濟貿易的流量，當時的馬尼拉也是明朝於墨西哥的貿易之間的中轉站，大量的西方冒險者在此經營和發展，這對於長期生活在中國沿海地區的人民來講，就好像抱著一個金蛋但是無法使用，所以去經濟繁榮的南洋地區，可以說是一條最佳的謀生之路。

明朝中後期的政治腐敗

明朝中後期幾位皇帝包括明武宗、明世宗、明穆宗、明神宗這幾位，熹宗和崇禎時期，已經到各種矛盾的大爆發時期。宦官專權是明朝這一時期的最大頑疾，這也是導致明朝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如劉瑾被稱為“立皇帝”，在朝內大量的扶植自己親信，同時還壟斷官吏升遷權力，當時劉瑾曾狂言：“天下公卿，皆出我門。”可見其權勢之囂張，穆宗在位僅五年，就算他很有治國之才，五年時間也不能讓國家興旺發達；武宗尤其喜歡四處巡遊，造成了大量的浪費和額外的花銷，加重了百姓負擔。所以武宗正德年間，政治已經腐爛不堪，當時不少人都有“天崩地解”之感。

明朝不僅有宦官專權之禍，還有士林清流之疾，明朝中後期基本上就處於文官集團和皇帝爭奪權力的拉鋸戰中，由於明朝設有內閣，如果皇帝不夠強勢，就容易形成權力過大，從而架空皇帝，其他文官們為此也常常結黨結朋，相互傾軋排擠，這就造成了政局混亂，如明世宗長期迷信於道教，不問國事，使得朝政大權落於旁人之手。

著名權臣嚴嵩就是通過權術之爭出任首輔，他為官專擅媚上，竊權罔利，並大力排除異己，“貪婪成性私藏充溢，半屬軍餉”。更是“廣佈良田，遍於江西數郡”。正是在嚴嵩的專政時，使得邊防廢弛，明朝的北面受到了俺達汗進攻，而在東南沿海地區則又受到倭寇入侵。而明朝政府的邊將卻把“諸邊軍糧百萬，強半賄嵩，以致軍士飢疲，邊防大壞”。

明神宗時期更是發展到30年不上朝，雖然如此，但明朝的橫徵暴斂一點沒有變少。為搜刮財富，神宗設立稅監和礦監等職務，使“苛捐雜稅多如牛毛，行貨有稅矣，而算及舟車；除此之外，土地兼併程度和速度超越前代歷朝，皇帝帶頭佔田建皇莊，這是明朝土地兼併主要特點。明武宗即位之初，新建皇莊七處，繼而又擴充套件到了300餘處，據正德九年統計佔地達37595傾46畝”。

明朝大移民始於洪武三年(1370年)，永樂十五年(1417年)結束。五十年間組織了8次大規模的移民活動，又稱之為明初大移民、明初洪洞大移民、洪武大移民、大槐樹移民、洪洞大槐樹移民。

據說，剛開始的時候，政府廣貼告示，說不願移民者需到洪洞大槐樹下集合，並規定時限，於是人們紛紛來到大槐樹下。有一天，晉北、晉南、晉東南三日之內在大槐樹周圍集中了十幾萬人。

我理解的是1370-1417年的大遷移。元末起義戰爭，人口損失嚴重。但是山西因為優越的地理位置，戰亂影響不大，人口得以發展，據《明太祖實錄》記載: 1380年，全國總人口為59873305人，而山西人口卻達4103450人。山西差不多是全中國人口的十五分之一。於是，朝廷有了【移民屯墾】的政策。

根據史料記載，朱元璋洪武時期，大規模移民就多達10次。很快，移民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1392年，遷徙到彰德、衛輝、廣平、大明、東昌、開封、懷慶七府的598戶移民，喜獲豐收，“計當年收谷粟麥三百餘萬石，棉花11830000餘斤，麥苗13180餘頃。”

後來受到【靖難之役】影響，燕王朱棣所屬河北地區人口損失嚴重，又進行了一次遷移，直到1417年結束。

元1402年，也就是燕王趕走建文帝進入南京的哪一年，燕王就是後來的明成祖永樂皇帝。永樂打勝進入南京，由於河北一帶連年戰爭，人民被殺傷擄掠，伕役差徭，折騰的百姓死的死，亡的亡，逃的逃，在河北這塊大平原上赤地千里，沒有人煙。永樂登基後開始辦兩件大事：第一件是建設北京城，備日後遷都；第二件是往北京附近這片無人耕種的土地上大量移民。派十萬人馬督押移民的事情，下令把山西的眾多百姓移到河北及其它人少的地區來。

　　因為山西地處太行山西邊，沒有什麼戰事，那裡的人民比較安居樂業，人口也有較大的發展，所以就從山西往這邊移民。

朱元璋建立明朝後，各地官吏紛紛上書，盡言各地荒涼景象，其中中原地區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蕪”。“積骸成丘，居民鮮少”，勞動力嚴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蕪，財政收入劇減，直接威脅著明朝政權。

查《明史》可知，朱元璋定鼎之後，即下詔免除山東田賦，為了恢復經濟，又制定了一系列發展生產的措施:一是獎勵墾荒，二是移民墾荒，三是實行屯田，四是興修水利，其中移民墾荒是重要舉措之一。朱元璋採納了鄭州知州蘇琦，戶部郎中劉九皋和國子監宋納等人的奏議，制定了移民屯田的戰略決策。

於是，從洪武初年到永樂十五年前後，歷時四十餘載，明朝政府結合當時的民屯，軍屯，商屯，向人少地多的河南、河北、山東、安微、江蘇、湖北等省以及當時的邊疆地區遷移。

《明史》記載:洪武三年，僅這一年移民就達五萬多戶，移民最多為平陽府，大量移民領取“憑照川資”後，向全國各地移民。當時規定，“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遷移，其時間之長，規模之大，影響之深，不僅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在世界移民史也是罕見的，這對於當時的明王朝以及後來的社會發展，都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據《明實錄》記載，遷往全國各地的移民達到百萬人之上。

明朝大移民又稱明初大移民、明初洪洞大移民、洪武大移民、大槐樹移民、洪洞大槐樹移民。始於洪武三年(1370年)，永樂十五年(1417年)結束。五十年間組織了8次大規模的移民活動，其中涉及到了18個省的490多個縣市的882個姓氏。

由於歷經20餘年戰亂，朱元璋剛統一的江山已是遍地瘡痍，佈滿了戰爭的創傷，山東、河南、河北一帶多是無人之地。 為了恢復農業生產、發展經濟，為了使人口均衡、天下太平，鞏固明王朝的統治。明洪武年間，朱元璋採取了移民屯田政策，按"四家之口留一、六家之口留二、八家之口留三"的比例遷移。

明代人口的大遷徙有著重要的意義。促進了人口的增加。促進了經濟的發展。移民主要是墾荒屯田，這對於促進農業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還有促進了民俗的重組，人是民俗事象的"綜合載體"，一個人或是少數幾個人進入一個新的民俗圈，往往被當地的民俗所同化，這便是所謂的"入鄉隨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