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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Leon604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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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講實話的老齊
因為西方國家他有一個完整的制度。這個制度就是有一大批各行各業的專家在政府裡組成一個班子,就是給。所有的政府首腦。提供合理化建議,他們都是各行各業的專家,精英。但這也恰恰是。西方走向衰敗的最主要原因。因為他是各行各業的專家,他不是政治家,因為政治家要考慮的是全面,而每個行業的專家,他只是看出了自己的那一面兒是片面的。他給出來的東西只能是他那個行業裡的專業。而那個行業專業的東西又不能全面的來。評判一個國家整體來說所做的一件事情究竟重要還是不重要?這需要政治家巨大的政治智慧起來解決。而不是每個行業的專家來決定的。所以專家給出來的都是片面的。政治家要看你自己有多大的政治智慧來決定。某個行業出現了問題,你是怎麼來做出決定?就說當下的疫情,把美國總統特朗普做出來。他的決定全世界都給出了答案,不用我再說了,這就是專家和總統做出的決定是不一樣的。政治家就是政治家,專家就是專家,我囉嗦半天了。聽懂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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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糊塗蟲
首先我想反問一句,一個政客需要什麼樣的能力?也就是說,一個國家選出什麼樣的領導人才是最好的?柏拉圖在理想國裡說最好由哲學家來當領導,因為他們既有領導人民的能力和遏制私慾的道德。柏拉圖這種想法當然很幼稚,但是能力和道德這兩種品質,應該是對領導者的普遍期望。道德就不用說了,這個沒有任何制度能確保選出一個道德高尚的總統,但是有些制度卻能確保總統不敢太不講道德。能力呢?這裡說的能力不同於一般崗位的技術性能力,不是砌牆做傢俱,而是像Navigator一樣,說我們應該往哪裡去。所以,政治官僚做的是往哪走的事,技術性官僚做的是如何走的問題。技術性官僚需要專業的知識積累,他們的崗位往往是固定的。而政治性官僚不需要專業培訓,也沒法做專業培訓,他們的崗位是需要輪換的。
所以題主問的問題,實際上是在問為什麼政治性官僚不需要從政經驗。第一,多數美國總統在競選時還是有基礎的從政經驗的,就算是特朗普,他的職業生涯未必沒有當過企業領導人,這種經驗對於政治性官僚而言已經足夠。第二,從政經驗能帶來什麼呢?不知道大家看過紙牌屋沒有,個人認為政客從政越久,私慾就會越重,權力腐蝕性超乎想象。越是資深的政客往往越奸詐。第三,政治性官僚必須輪換,因為這個崗位握有的權力太大,稍不留神就有獨裁的危險。而選舉雖然可能選出經驗不足的領導人,但能避免更大的危險。第四,政治性官僚背後有一大批技術性官僚做顧問,其權力有國會裡大批專業政客來限制,以避免其指錯方向。所以說,美國的制度根本不是為了選出一個超人式的總統,而是他們根本不擔心選出一個傻子總統。他們的國家運轉不過分依賴領導人的個人能力和道德水平,而是一套機械化的制度。
關於官僚的選擇問題,其實我們國家是走在最前面的,科舉制度就是官僚選擇過程,迄今為止,人類歷史還沒有一個一定能選拔出合適的政治性官僚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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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Moses顧
這個問題和現象有西方的歷史淵源和政治學原則,值得分析梳理,具體有以下原因:
一、古希臘、古羅馬時期的“古典民主制”
西方國家的民主制起源發展於古希臘,古羅馬時期,政治學的奠基人是古希臘百科全書式的名人學者亞里士多德。
古希臘最初是由部落發展出的城邦,進入奴隸社會後,由於城邦人不多,就沿襲了“直接民主”的制度。城邦每個成年男子都是公民,組成公民大會,並推選出500人議事會,那些有財富有口才有樣貌有情商的就可以通過運作,成為執政官的候選人。比如雅典的梭倫和伯里克利都是直接選出來的執政官。
古羅馬繼承並發展了古希臘的選舉制,建成了強大的地域遼闊的古羅馬共和國。一是由元老院選舉有資歷軍功名望的貴族男子擔任執政官。為了達到權力限制和制衡,通常一次性選出兩個執政官,互相製肘,執政官任期不長,每年選一次,可連選連任。比如古羅馬將軍愷撒在成為獨裁者之前曾多次當選執政官,甚至率軍出征期間為了政治權力也會從戰場返回羅馬,參加選舉。
二、近代政黨制度
近代以來從英國的參與執政的貴族議員們分化而形成的政黨制度,逐漸被多數西方國家所效仿和傳承。政黨是以奪取和參與政權為目的的政治組織,一個歷史悠久的成熟的政黨擁有遍佈全國的“組織的力量”,具有廣泛的動員力。
一個人要想通過選舉成為國家元首、政府首腦或部長等,通常有兩個途徑:
1、加入某個政黨,獲得政黨的支援,成為大選候選人。英美還略有不同。
(1)、英國是代議制民主,略顯保守,所以百姓只能選政黨。成為政府首腦必須首先是執政黨的議員,在黨內熬資歷,從議員幹到部長,成為黨魁老大後,贏得同黨多數議員支援後,才可能得到女王任命,成為首相。
(2)、美國就相對變通靈活點。民主黨、共和黨都是“政見認同政黨”,只要大選前你有一定的民意支援,都可臨時選擇加入兩黨之一,在全國範圍內去競逐黨內提名,成為總統候選人。一旦獲得黨的正式提名,就可以組建競選團隊。而一旦當選後,競選團隊就可以轉為執政班底,追隨者可能被新總統任命為部長要職。特朗普這個政治素人就是這樣當選為總統的,而美國法律賦予總統可以分配提名3000多箇中高階行政職位,包括國務卿(外交部長)等部級高官。
2、自己在大選前組建競選團隊(政黨),登記成為總統候選人,進行大規模造勢、演講和宣傳。法國年輕的總統馬克龍就是脫離傳統型政黨,臨時組建“前進(運動)黨”,憑藉個人魁力和組織領導才幹,迅速脫穎而出,成為繼拿破崙之後的最年輕的法國領導人,當選時39歲,他的“前進黨”組建還不到一年。
題主的問題更適合美法兩國的政治生態,畢竟政治上一夜成名,國民願意看到政治新面孔,都是符合人性的選擇。
三、政治行政兩分
西方國家還有“政治行政兩分”和公務員“政治中立”的原則。 1883年為了杜絕“政治分肥”的弊端,美國通過了面向公務人員 ,要求政治中立的《彭德爾頓法案》(Pendleton Civil Service Reform Act),法案要求: 對文官的錄用實行公開考試競爭的辦法,擇優錄取;定期考核,按能力和政績大小予以升降獎懲;文官常任,不與執政黨共進退。
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提出“官僚制”,美國政治學者古德諾提出“政治行政兩分”,這一系列原則指出“公務員也是一種職業,是事務官,隨專業經驗資歷增長而逐步升遷”,公務員必須恪守政治中立原則,“官僚制”下升遷而成的高階事務官必須所命於民選(或任命)的政務官。這就是事務官只能擔任助理部長或副部長,制定政策,而經過大選總統任命的人士(政務官)可以擔任部長,負責決策。
四、富而優則仕
備受推崇,同時也備受詬病的就是候選人“富而優則仕”的心照不宣的規則。古希臘的“梭倫改革”時就對候選人的財產做出明確要求,這可視作西方的競選政治通常被批判為“富人政治”的濫殤。其實也很好理解,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財務自由決定個人選擇。財富也是一種資源要素,當你的財力豐厚,年富力強,足以照顧好自己和家人時,你想用財富和才幹去回饋社會,服務選民時就可以去從政競選。西方有很多的創業家、企業家在事業上功成名就“不差錢”後,就去從政服務社會,不拿或象徵性地領取少量薪資。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紐西蘭史上最富的總理約翰.基(John Key),他本是華爾街金融精英,千萬富豪,他從美國回紐西蘭從政完全是為了實現政治報負。所以他當議員時就經常把自己的議員工資寫成支票給選區內陷入困境的選民,他的“豪爽多金”也為他贏得民心,得以通過大選迅速問鼎總理的最高權力寶座。
當然西方也不乏清貧拮据的政治家(政客),這些人多為“職業選手”,學生時代就學政治專業和公共管理,投身公益社團活動,以從政執政為追求、抱負和職業。年輕時積極鍛鍊組織領導和演講能力,領取一份不高的公務薪資。這類職業政客,有人直到中晚年擔任或選上總統、總理和部長等高階職務,依然家無餘財,過得很儉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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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巴黎鹹魚日誌
一人當選,政黨光榮。西方國家的選舉不是選一個人或一支團隊,通常這個沒有從政經驗的人背後是整個政黨的支援。
舉例,選舉的時候X黨派推出了候選人A、B、C參加競選,敵對黨派出了D和E, 不知名小黨派推出了候選人F。
競選過程中,一般會針對每個候選人做民意調查,看看哪個候選人最有可能競選成功。X黨派發現自己的候選人A民調一般,呼聲不高,而敵對黨候選人D的民調最高,他一個人的選票可能就超過了其他所有候選人的選票。
那麼這個時候,X黨派就會讓A退出競選,有策略地把A的選票轉移到自己的重點物件B身上,同時C作為備選,也隨時有可能退出競選以保證B能夠當選。
如果到了最後,X黨派發現自己的候選人ABC都不行,那麼他可能就會去拉攏不知名小黨派的F,爭取自己的選票能夠多過於敵對黨
總的來說,只要接下來上臺的人能代表自己的利益就行,不論這個人是誰,背後都會有整個政黨的智囊團負責一切。而這個候選人只要讓民眾喜歡他就行了。
所以看西方的部長和總統,不是看他本人多厲害,而是他所代表的政黨和利益是哪些。
巴黎鹹魚日記座標巴黎,路過歐洲10國,書籍、電影和旅行,想把我看到的世界說給你聽。我是陷阱中的陷阱,被居住的居民,被擁抱的擁抱,回答問題的問題。 -
6 # 鴻鵠高飛一舉萬里
這可能更多涉及到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在政治體制上採用西式選舉制度的日、韓、印等國可能是受傳統的東方思維影響較深的緣故,以致於實際上在其政界高層仍在一定程度上沿襲著世襲制遺風:日本政界高層多數系出自世代從政的世家子弟,從小耳濡目染的就是政治上的爾虞我詐、勾心鬥角。現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外公甚至是臭名昭著的戰犯岸信介,日本人寧願選擇一個臭名昭著的戰犯的後代,也不願選擇一個沒任何從政經驗的政治素人治理國家。南韓政界的高層其實也幾乎是被軍方、財閥等既得利益集團所把持的,從無從政經驗的政治素人是難以坐上高位的。印度的種姓制思維幾乎認定每個人的命運自出生之日起就確定了,不同階層之間的壁壘可謂涇渭分明,以致於其開國總理尼赫魯的家族連續誕生了尼赫魯、英迪拉和拉吉夫三任總理。由此可見東方國家從政的一個先決條件就是擁有政治經驗,而人們對缺乏經驗者幾乎存在一種天然的排斥感。在東方國家升官的一般路徑是:從最基層公務員幹起,得到領導賞識提拔,再逐級上升。這種模式的優勢是使公務員隊伍得以積累豐富的從政經驗;缺陷則是容易造成權力壟斷、階層固化,甚至還可能出現世代把持國家政治的政治世家的出現。
那麼相比之下在有些西方國家從無政治經驗的政治素人也能直接成為總統、總理、部長,這難道不會引起國家的混亂嗎?如果站在傳統的東方思維上考慮這個問題只會使人百思不得其解,只有從東西方社會文化的差異性入手才能找到問題的正確答案:東方國家在社會生活層面基本上是一種叢集生活狀態,在這種生活狀態下政府對老百姓社會生活的干預力度是比較大的,而人們在處理各種紛繁複雜的社會問題時的第一反應也是找相關的政府職能部門,這點即使是在實行西式選舉制度的日、韓、印等國也是一種普遍現象。然而西方國家的社會生活狀態更多的是一種自治生活狀態——大量紛繁複雜的社會事務不是由政府職能部門解決的,而是由群眾自發組織的各種民間協會解決的。在自治狀態下很多社會事務是完全可以由老百姓自行解決的,因此對政治經驗的要求並不像東方國家那麼強烈。況且嚴格意義上西方國家的領導人中真正意義上毫無從政經驗的素人其實是相當少的——因為在西方人看來:所謂從政經驗並不是要實際在政府職能部門中擔任過諸如市長、州長之類的具體職務,而是隻要參與過社會事務的組織、協調、管理就叫做有從政經驗,因此那些商業組織、民間社團協會的領導人、管理人也會被視為是具有從政經驗。事實上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就是屬於後一種情況的典型代表。
問題在於:隔行如隔山——即使一個人能管理好一個民間民間社團協會組織,可這並不代表也能管理好一個國家吧?這當然是不確定的,然而那些曾在政府職能部門中擔任過具體職務的人在此之前也只管理過一個州、一個市或一個部門,他們就一定能管理好一個國家嗎?其實任何一個新領導人的上臺對國家而言:都存在不確定的風險。真正的關鍵不在於領導人的政治經驗多寡,而在於國家必須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事實上在三權分立的制衡機制下總統是不可能逾越憲法的底線而肆無忌憚行事的,國家的立法機構和司法機構都會對其形成牽制作用。退一步講即使是單純在總統管理的行政事務領域也不大可能出大亂子,這是因為即使總統本人施政有差錯,可他身邊還有一個龐大的智囊顧問團隊,要知道這些人可都是熟悉政治運作的老油條。除非他們全在同一時間發瘋了,否則總統也不大可能推出一個可能導致國家混亂的瘋狂政策。甚至再退一步說即使他們真有什麼瘋狂之舉,在自治生活狀態下政府政策對民間社會生活所造成的衝擊影響也比東方國家的叢集生活狀態要小得多,了不起就是吸取了經驗教訓的選民們下次不再選擇這個政治團隊而已。也正因為選民的制約作用,這也使各政黨在推出自己的候選人及其政治班底時必須慎之又慎,否則真推出了一個白痴弱智,過幾年這個白痴弱智任期一滿就離職了,可這個政黨恐怕得在接下來幾十年的選舉中背上沉重的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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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風輕雲淡有情天
那就是西方的所謂民主競選機制決定的。
投票競選需要選民,而怎樣讓選民把票投向自已呢?靠讓所有選民考察自已的人品,工作能力,為人道德?那是不可能的。於是只能宣傳自已,顯擺自己,最後吹噓自已,承諾選民。
老百姓必竟是老百姓,有一張票可以技,當然可喜,但不能說老百姓一定會保持理性,往往會隨著感性行事,誰長得順眼,說得好聽,演得到位,往往,欣然投向他。
當然,其中也許有真的有能力者,但是那種競選投出來的往往由於基層經驗缺少,從政經驗不足等原因造成國家運轉方面極大浪費,更受制於反對派的約束而無法施展個人才能。
我們採用的代表大會制度,保證從上到上選出能真正為人民服務的人,這是傳統的選賢任能機制在新中國成立後新的運用。保證任上的領導人受政績德才的監督。
而西方的這種競選方式,在當今社會條件下,已質變為相互攻訐,嘲諷,漫罵。欺騙和瘋狂承諾的表演場。只要誰會吐沫橫飛,口若懸河,譁眾取寵,那麼當上領導人的機會就很大。
讓我想起滔滔不絕的奧巴馬,口無遮攔的特朗普,油頭粉面的馬克龍,裝腔作勢的安倍晉三,奶腔奶調的特魯多等那一幫政客的嘴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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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圓窗觀點
西方國家是很多沒有從政經驗的人,直接當了部長、總統。笑話也不是沒出過。
早年間,有一位美國的通用公司Quattroporte,直接就出任政府內閣成員,可是這位舊Quattroporte,還持有250萬股通用公司的股票。於是一位記者就問他,在通用公司的利益和美國國家利益衝突時,當如何取捨。這位老Quattroporte霸氣的回答:凡是符合通用公司利益的事情,也必定符合美國的利益!
當然,這樣的霸道Quattroporte畢竟是少數。
事實上,儘管很多人是沒有在政壇上混過,可是並不代表他們沒有政治頭腦。比如艾森豪威爾,就有成功領導上千萬盟軍組織的經驗,而且很早就被視為懂政治的將軍。早年還有另外一位美國將軍,為了和華盛頓的政客競選總統,刻意把自己塑造成一個英勇無畏,身著軍裝在邊境上喝著蘋果酒,守衛國家的英雄,而他的競爭對手,只是一個會吃會喝,很懂華盛頓政客圈的公子。如果你是選民,看到這樣優秀的宣傳,你會不會被打動?
很多人可能是沒有從政經驗,只是個律師(林肯)、農場主(華盛頓),或者是個演說家(希特勒),但是他們還是能夠憑藉自己積累的人脈,以及過往的名聲,通過提名預選關,最後成功當上總統或者部長。
看上去奇怪的事情,總是有它背後的邏輯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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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鬥天鬥地鬥自己
你問得非常好!
這牽涉到民主制度一個最大的弊端:公務員。
很多人把歐洲政權,特別是美國政權認為是“三權分立”。這個結論對也不對!
西方選舉制度,從英國開始,制定初期就是為有權的人皇帝服務的,有權的人在核心圈子如果不流動也會產生問題。那麼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英國採用了上下議會制。上議員完全控制在皇帝手中,下議院被民主選舉產生,這就是最初的兩議院制度。
美國在建國以後,美國從聯邦過渡到今天的制定也經歷了很長時間。第一任總統華盛頓有沒有想過永遠連任總統,甚至過渡到皇帝?不知道。但我們知道的是為了維護憲法,傑斐遜,亞當斯牢牢把持者最大州州長,參議員議長等職位,華盛頓就是想也沒有指望。後在傑斐遜的領導下,美國終於從聯邦制過渡到共和制度。一直到南北戰爭結束。美國的政治制度才徹底成型。
十九到二十世紀,老一輩人的去世(富不過三代世界通用),出現了新的家族,一個家族通常經過一代變富翁,二代加入參議員,三代競選總統的經歷。這時美國就出現了完全沒有執政經驗的人加入到國家核心圈子。如何保證這些人能夠順利執政。當然只要有權利就會有人去爭取。這就是著名的幕僚和公務人員制度。
公務員,是美國最有權利,也是最沒有權力的組織。有權在於他們具有執行權。如果他們一條心,抵制某個政策,什麼好的政策都執行不了。英國政治劇《大臣》 中當執政黨大臣去詢問反對黨大臣如何對付這些人時。反對黨大臣說:“我們如果知道,還會下臺嗎?”白宮幾萬工作人員如果有人中間協調,他們就會影響甚至改變美國國政。
誰協調?幕僚。幕僚是什麼?是一群在白宮周圍的老油條。他們因為各種原因沒有競選。但他們執政熱情非常強烈。幕僚有分為體制內幕僚。如一個素人蔘議員當選,這時就有體制內的人去接待,通常他們會明確告知參議員,從此效忠於他。如果參議員不接受,那就好玩了。辦公室得到最差的,開會找不到地方,不知道參與什麼會議。絕對摸不著頭腦,除非你是二代執政者,早就摸清套頭。然後你想通過一個法案需要別的參議員的支援。如何溝通,如何交換利益都需要這個人。如果一部分這種人聯手,基本上政策就是靠他們制定。體制外幕僚,通常來自於一直跟著競選的人,他們對參議員忠誠無疑。但經常有人來收買這些人。記住不是要他背叛參議員,而是利益交換。如:你支援某參議員禁槍,某參議員就支援你禁菸。
那麼這個收買的人又是什麼人:白宮遊說集團。支援槍支協會,猶太人協會,銀行協會等。都是勢力龐大,手眼通天的遊說集團。如:你投了支援美中國人持槍,那麼支援槍支協會在你退休以後就會請你去演講,你的孩子可以去他們那兒工作,你競選時,可以免費做他們的飛機。一句話,有錢,而且都是合法的。
除此以外,美國各集團已經獲得的利益絕不容侵犯。武器國有化,槍支協會打死你。銀行國有化,收回鑄幣權,銀行滅了你。一個政策需要,總統支援,半數議員支援後通過,再公務員不扭曲你的意見,這才有可能全過關。一個環節卡住,就全過不了。美國只有一個權力目前不受侵犯,總統宣戰權。因為關鍵時期,美國沒有那麼多時間來磨磨唧唧,到底要不要打。(等你研究完,美國早被滅了。)所以美國總統打仗,是最有可能完成的工作。
看了這麼多 ,可能有人會問美國到底誰做主。回答是:誰都做主,但誰都做不了主。這就是美國最大問題:民主內耗。如果在周圍沒有一個活力十足的外患。耗就耗唄!如果有,立刻暴露出執行力的弊端。川普為什麼要推特治國?就是內耗太重,他的一言一行,如果不用推特解釋,不知道要被執行成什麼樣子。
最後總結你的問題:素人如何執政,有公務員門保駕護航。最後到底是公務員執政,還是參議員執政,那就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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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登入法國
我可以說說法國的情況。法國的總統是民選的,但是部長不是,一般是由總統任命的。部長們不一定全是總統的哥們兒,還有可能不是一個黨派的人。最重要的是那些沒有從政經歷的部長們都在原來的行業做得非常出色,特別是有良好的溝通能力,能把一個剛接收的部門運作起來,能在出了問題的時候主動承擔責任。
法國現在的總統,就是那個和大自己二十多的中學老師結婚的馬克龍,他就是一個沒有什麼政治經驗的人。他在上一屆政府裡當過兩年財政部長。在當財政部長前,曾經在財政部的一個部門工作過,後來又在一家投資銀行做高管。幾乎沒有政治經驗,但是他年輕,溝通能力強,被總統周圍的人推薦當了部長。
另一位是現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席拉加德女士。她做過法國的農業部長,貿易部長,工業部長和財政部長,夠能幹的吧!其實她在從政前就是一位律師。
法國現在的青年及體育部長也沒有從政經驗,她以前就是一個運動員,父母還是從外國來的移民。
回覆列表
因為西方資產階級革命後,商人階層從封建領主和教士階層手中奪取立法權的控制權,之後其實就是寡頭制度了。寡頭制度也可以叫影子政治,是一種傀儡代理人模式。
寡頭和職業政治精英天生就是一對冤家,高度私有化社會的寡頭取代過去舊貴族的地位,通常他們佔據太多社會資源,政治精英需要為全域性考慮的時候免不了要讓他們放棄很多利益,這也是為什麼美國要搞小政府的原因,因為寡頭階層認為政治精英權力太大一定會損害到他們的利益,因此一定要把公權力踩在腳下。所以選擇代理人自然是要業餘水平,因為這類短期執政者必然只為自己名和利來討好投資人。
本質上講,西方的黨派是“少數投資者利益黨”,只對資助他們的投資人負責,並不真正對人民負責。中國的黨派並不是投資人利益黨,而是層層選拔考核出來“政治精英”治國,作為一個和國家生死繫結在一起的執政團體,需要為整個國家負責。這兩者的區別導致中西方在抗擊疫情上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
多黨票決製作為一種短期執政者代理的群體性鬥爭政治。因為任期有限,所以他們首要考慮的是在任期內獲取儘可能多的個人名利,因此出了事一定要想辦法把鍋甩給別人。
所以多黨票決制可以說是各種政治制度中最不負責任的一種,因為政客甩鍋是為了選票,為名利,為連任。衛生問題政治化其實就是為了甩鍋。甩鍋成功能連任一屆,失敗也無非就是通過下臺把責任撇的一乾二淨。沒有正經的問責制,他們覺得下臺就算問責了。只要資方滿意,下臺後的高薪崗位就有了
這在很多政治制度裡可沒有下臺就可以把責任撇的一乾二淨這種說法,執政失敗可就意味著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