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學現在對於每個人來說都是最捷徑的路，通過知識改變自己的命運，其實在古代有也是一樣的，這是最快的道路。像是我們聽到的范進中舉故事可以想象到那個時候的人對於科舉是多麼賣力。古代的科舉到底有多難呢？分為多少等級呢？是不是也像我們一樣出分數？

古代科舉人數規模

中國古代科舉制度中，科舉最後級殿試及第者稱為進士。隋場帝大業年間始置進土科目。唐亦設此科，凡應試者謂之舉進士，中試者皆稱進士。

唐武則天長安二年(702年)始置武舉制度。宋代大部分時間的科舉內容與唐代分別不大。元代的科舉不再分科，專以進土科取土，並指定教材，模式變得死板。明、清時，貢土經殿試後，及第者皆賜出身，稱進士。

且分為三甲：一甲3人，賜進土及第，分別稱狀元、榜眼、探花;二甲賜進士出身，三甲賜同進士出身。1901年清政府廢武舉制，1905年停止科舉。到此，近1300年的科舉制度宣告結束。自隋唐至清末，大約考取進士162450人，武進士2萬餘人，狀元近千人。其中，明清兩代先後舉行進士考試201科，取中進士51624人。

據有關學者統計，隋唐五代共錄進士6000多人，宋約50000多人，遼、西夏、金約3000多人，元朝共錄取進士1139人，明朝約24595人，清朝約錄26849人。

古代許多著名文學家都是進士出身，如唐代的賀知章、王勃、宋之問、王昌齡、王維岑參、韓愈、劉禹錫、白居易、柳宗元、杜牧等，宋代的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蘇軾等。考中進士，一甲即授官職，其餘二甲參加翰林院考試，學習三年再授官職。

狀元是科舉制度殿試第一名，又稱殿元、鼎元，為科舉中最高榮譽。歷史上獲狀元稱號的近1000人，但真正參加殿試被錄取的有750名左右。

科舉有什麼好處

科舉考試以八股文為主，因為八股文實在不能有益於世!而且八股在仁義之道上也不盡是空話。

中國古代，考中秀才就已經可以擁有免稅免除徭役，過堂免刑等特權，如果考舉人不中的話，可以選擇當個私塾先生混個溫飽，相比於普通百姓已經非常令人羨慕了!

能夠考上舉人不僅能夠享受國家的津貼，還能免除地稅一二百畝，如果進入仕途，能力還可以的話，最後能混個知府噹噹，不入仕途的話也是個大財主。比如說眾所皆知的范進中舉

能考中進士的那就是頂尖的人了，他們是朝廷官員的主要後備力量，只要能力夠，運氣好，最後混到一二品大員也不是不可能，進士一甲第一名才是狀元。

在古代考試時間比現代要長，共有兩場考試，每場考試歷時三天，也就是六天之久，而且為防止作弊，這段時間吃喝拉撒睡都要在一個小屋子裡面進行，所以要備很多糧食，所以做狀元也是要在極端環境下誕生的，可謂忍常人不能忍。重點是在皇上做主考官的時候，不能上廁所，於是考生都會帶一些偏方來讓自己憋尿。

但是也並非有才學就能夠成為狀元的，有些人可能到死那一天都沒有考上。古代平常百姓家的人也只有考科舉才能夠做官，有些人則是一輩子都在考試中度過。

科舉既是選拔人才的絕佳方式，也是限民和愚民的絕佳方式。

只有把一輩子的時間都用來讀書以求考取功名了，才沒有心思和時間造反。

古代科舉制度的錄取率要比現代大學的錄取率低太多了，多少人費盡一生也沒能取得半點功名。

讀書是一件靠天賦的事情，努力只是起錦上添花的作用。

歷史上的窮酸秀才、落第書生一抓一大把。

並不是說考不上功名的書生都是無能之輩，有很多都是具備大才之人。

世界上總有些人的才學不適合用來考試，有些人即便沒能考上功名，也留名千古。

科舉考試沒有年齡限制，這和中國的文化傳統有很大關聯。

中國是一個以農耕民族為主的農耕文明國家，經過西周的禮制和儒家思想的影響，形成了敬天法祖、崇聖尚古的文化傳統。

中國古代社會，頗有經驗主義的意味。

長者為尊，長者即為智者。

中中國人崇聖尚古，也尊崇長者的意見。

在忠孝之道的影響下，中中國人一般認為長者的智慧大於年輕人。

於是科舉必然向長者開放，不然就違背了儒家的禮制和忠孝之道的傳統。

中中國人歷來講究論資排輩，年齡大甚至比能力大更重要，這是自然經濟時代的經驗主義社會必然導致的。

隨著時代的發展，知識的爆發式增長，年齡大不再能保證知識豐富，甚至成為迂腐的象徵。

在這個飛速發展的時代，與時俱進，學習能力強的年輕人才是社會發展的主力軍。

科舉既是選拔人才的絕佳方式，也是限民和愚民的絕佳方式。

只有把一輩子的時間都用來讀書以求考取功名了，才沒有心思和時間造反。

聊齋先生蒲松齡一生未能考取功名，卻一生都在考取功名。

然而在仕途上的失意並不能掩蓋他的文學天賦，四十歲左右的他完成了《聊齋志異》。

只要一輩子可以讀書，就可以一輩子讀書。

科舉考試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都是一個屢敗屢戰的過程，然而有些人卻沒這麼做。

清道光年間，廣東的一位書生連續三次院試失敗，25歲的他受此打擊重病一場，做了一個夢。

病好之後，他創立了一個宗教組織，但廣東人不買他的帳，於是他跑到廣西傳教，併成功了。

這個人便是導致成千萬上億的百姓喪生，弄得民不聊生的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

洪秀全的心理素質太差，三次失敗就讓他走上了造反的道路。

試想科舉考試有年齡限制，像洪秀全這樣的人一旦喪失考取功名的路徑，同樣有造反的可能。

科舉制度首先是一種選拔人才的制度，其次也是一種限民的制度。

通過科舉制度，給予了寒門士子一條向上的跨越階級的通道，讓讀書人一生都以考取功名為目標。

同時，科舉制度的實施也在意識形態上對百姓進行控制，鞏固專制王權的統治。

明清時的八股取士，既是對思想的摧殘，也是一種意識形態層面的控制手段。

科舉制度是中中國人選拔人才的智慧，和如今的高考一樣，是相對較為公平的制度。

古代科舉考試的主要目的是什麼？答案是為朝庭鱗選公務人員以及人才儲備。科舉考試是專為朝庭服務的一項制度，跟現在的公考差不多。就是要將社會上的人才納為己用，鞏固其統治地位。

古代科舉考試為什麼沒有年齡限制呢？這與受試者將來的職業有很大的關係。因為科舉出來的士子大都會走上各級官員崗位。而做為官員，主要講究的是才德，對身體素質反而沒啥要求，只要你精神健爍，才德過人，便被認為是合格的人才。相較於年輕的舉子，年長一點更顯得社會經驗豐富，給人一種信任感。

其次是科舉的目的是為了選舉人才。俗話說：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為了不錯漏人才，故而不設年齡限制。儘量給那些由於某些原因錯過科舉考試的人一個機會，以儘可能的發掘人才。

三是真正的人才或者說社會賢達都是有傲氣的，古人有云：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試想某位名士有意報效國家卻由於年齡限制而被擋在門外是何種境地？出臺這種政策的人腦袋可能是被驢給踢了，一定會被士子們罵得永世不得翻身，更不要說招攬人才了。畢竟古人不像現在人那麼豁達。

古代的人讀書人少，能參加科舉考試的人更是鳳毛麟角。為了不錯過任何一個人才，故而不設年齡限制，以期為朝庭招覽到更多的人才。

科舉考試是中國古代實行的一項重要的選拔制度。它為朝庭選拔人才起到了積極而深遠的作用和意義。它的最大特點是試圖營造選拔制度的公平性，以期為國家選取優秀的人才。但從歷史的實效來看，營私舞弊，科場腐敗也同樣嚴重。歷代的統治者大都採取了嚴歷的懲治手段，但是收效甚微，因為裡面的利益太大了。

科舉的積極意義不容抺煞，科舉的腐敗也同樣令人深惡痛絕。雖然以現在的眼光來看不適合時代的要求，作為後來人，一定要公正，客觀的評價科舉制度。單就科舉考試不設年齡限制這一點，我覺得已經很難能可貴了。

慶曆二年（公元1042年）春日，20歲出頭的青年小子王安石以有一點成績進士及第，隨即任職淮南判官，開啟自己夢寐以求的入仕報國之旅。而在五百多年後，明朝嘉靖年間，再敗再戰36年的考生劉珠，在自己66歲這一年，才圓了自己的進士夢。這還不算，清朝還有位名為謝啟祚的考生，實實在在地奮鬥了一輩子，最後以98歲的高齡考中舉人，102歲時受到皇帝提拔。

雖是殊途同歸，卻也能在強烈對比中讓後人唏噓一二——管你是垂髫小童還是黃鬚老者，只要下得了決心，還真就能在科舉路上一直暢行。難怪前不久一個話題衝上熱搜，說的就是讓現代公務員考試把年齡限制放開。

可事實真的這麼簡單嗎？

興設科舉：“高效選官”的不斷調適

大業二年（公元606年），37歲的隋煬帝幹了件大事。

這年秋天，煬帝下令，建立進士科。第二年四月，煬帝又下發詔令：“文武有職事者，五品以上，宜依令十科舉人。有一於此，不必求備。朕當待以不次，隨才擢升。”

自此，前朝的“九品中正制”被徹底拋棄，以考試成績選拔官員的科舉制漸漸成型。或許煬帝沒能想到，自己興起而設定的進士科，逐漸成為一枝獨秀，替代和取代了其他科目，整整堅持了一千三百年，幾乎成了科舉制的代名詞。

幾百年前的兩漢，考試就已經成了選拔官員的一種途徑。尤其是東漢時期，透過選舉、辟召都可入仕，選舉就包括貢舉，考察的科目有賢良方正、孝廉、秀才、明經，還包括太學生博士弟子考試為官。然而，這時候除了成績，還有太多因素影響著“考生”的最終命運，由此造成的選官混亂、濫察腐敗也直接將“察舉制”扔進了歷史的“回收箱”，興於魏晉的九品中正制也走了這樣的老路，揹著“不公正、寒門學子無門路”的罵名被灰溜溜地驅逐出歷史舞臺。

痛定思痛，為了面朝天下廣納朝廷需要的真正人才，後續的統治者們也是真的花了心思。南朝的宋明帝制定了《策秀孝格》，明文規定以考試取士，此後的北齊武成帝河清年間，已經出現了“舉秀才進京”。也就是考生進京選官的做法。此後北周宣帝等都有過類似舉措，雖說朝廷交替，朝令夕改，可“重視考試”還真就成了統治者們為了抵抗“門閥專權”，公平、覓才、效率選官而共同走的關鍵一招。

或許也是這個目標的指引下，開皇十八年（公元598年），隋文帝的一封詔令“京官五品以上，總管、刺史、以志行修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便已分科考試之舉基本廢除了官方舉薦，吹響了往日選官制度的退場號角，也為後期真正的科舉制登臺打好了伏筆。

那麼，如果只談科舉制的興盛，煬帝能不能擁有姓名呢？也不然。事實上，從誕生以來，科舉制便在歷朝歷代的統治者手中，不斷地發展和調整，變來變去也大都是為了一條——公正、高效地選舉能幹的官員。

比如，有了隋朝的鋪墊，李唐王朝徹底廢除了九品中正制，把考試擺在了關鍵環節，規定無論是學校生徒還是州縣鄉貢，都要經過考試決定去留。為此不僅發展出了一套粗線條式的考試流程，還逐步確定了進士、明經等常客科目三場式的制度，完善了評判的標準，讓全國計程車子真正看到了希望，有了“其應詔而舉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的局面。到了宋朝，為了更充分地用科舉選官，朝廷直接規定，考試成績是取士的唯一指標，科舉的程式也更加詳密，還開闢了最高統治者親自出題，親手給自己選職員的“殿試”之舉。如此還嫌不夠，便又有了“制舉”一說，多是皇帝臨時決定，下詔天下，就為了“以應天下士”，到了明清，科舉流程更加嚴謹，考察更為嚴苛，也是為了高效募集天下英才，朱元璋詔令中的那句“有司預為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簡直就差把“朝廷需要人才，能幹的人都請來報考”寫在臉上了。

也正是為著人才的這股子韌勁兒，讓馳騁千餘年的科舉制度變過來，改過去。而針對考生條件的“限制”與“放開”，也是在這樣的語境中形成和化解的。

考生年齡：限制中的“次要”選項

在古代，是不是什麼人都能跨進考場、提筆答題呢？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捋一捋就能發現，科考自誕生以來，圍繞著“考生資格”也有著寬、嚴兩說。

寬，指的是考生身份、出身。

一方面，“投牒自進”，也就是考生自由報考，是科舉制和察舉制最為關鍵的分野，即不需公卿大臣推薦，也不論出身寒平，都能參與考試，共同競爭，合格則取。

另一方面，隨著科舉制的成型和完善，士子的職業、出身條件也不斷放寬。比如，初唐時期，濁吏、試官、商賈、服孝之人都不允許參加考試，但到了中晚唐，願意辭職的試官、濁吏都能走進考場，後來商賈子弟也擁有了報考資格，唐代的陳會就曾“家以當壚為業”，最後還是順利考中進士。再後來，小吏、將校子弟、乃至僧人道者，只要願意吃得下科考這份苦，想著出仕這條路的，基本都能如願進入考場。

當然，一味地放寬資格也會帶來許多副作用，比方說唐代就因考生鑽空子，出現了許多“冒籍”現象，這也有了“嚴”一說，對考生資格審查的日漸嚴苛。

最開始，德行被設為一道硬槓，將許多人攔在了考場之外，唐憲宗曾直接規定：“州府所送進士，如跡涉疏狂，兼虧禮教……有一事不合入清流者，雖薄有詞藝，並不得申送入。”

不僅是舉子，哪怕是先人有犯罪記錄，後代都不允許參與考試。而後，為了彌補科舉中可能漏掉的德行考察，范仲淹、司馬光曾向朝廷建言獻策，比如廢除糊名法、考察品行沒有虧缺後再報上姓名，甚至一些朝代還因此有了暫停科舉的做法。

再有，對考生資格的嚴格審查，唐時建立起了交納家狀和舉子相保制度，要透過戶籍、德行、學業等種種考察，這才有了跨進考場的可能。發展到了清代，就連最初的童生試都有了嚴苛的資格限制，必須身家清白，也就是本人無過犯、三代無賤民賤役，本籍報考、無匿喪之舉、無槍替之弊、廩生保結，做到這些，尤其是其中的本籍貫、廩生保結的限制，一是防止考生為了“容易錄取”（不同地區的童試錄取難易不同）而大膽“冒籍”，二是防止徇私舞弊從而讓童生為自己選擇擔保人，保證自己“德行無虧”，總之一查再查，一驗再驗，才獲得童生應試資格，開啟自己漫漫的科考之旅。

其實，圍繞考試資格的眾多設限中，並非完全沒有“年齡”這一項。

比方說，唐朝為了在科舉中兼顧到民間的“神童”們，專設“童子科”，要求“凡童子科，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卷誦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結果還沒實行多久，發現這招根本沒能召集來真正的“神童”，相反成了各路塞人的渠道，許多年齡大、學業平庸計程車子頂著“童子”之名被送到統治者面前，“痛苦不已”的統治者們趕忙調整規定，要求將童子的年齡嚴苛限制在十二歲以下。

宋朝碰到多次參加省試或者御試落榜計程車子，實在不忍心，專門設定了特奏名制度，允許40或50歲以上的落榜者由禮部奏名，直接參加殿試，但到後來，因為此舉多半換回的是才能平庸、年齡偏大的仕官，朝廷又對特奏名的年齡和人數都做了嚴格規定，最先要求65歲以上，後來又改到五十五歲以上。清朝時，童生也被嚴令禁止謊報年歲，以防有人“裝小”來降低考試難度或者“倚老”在鄉試中獲得恩賞。換句話說，科舉中“年齡”的收縮與放寬，雖然存在於不同場景，但基本上都依循著以往的路數，保證公平公正、確保考生德行，當然，無論是“謹德行”還是“查三代”，甭管是選“神童”，還是特奏名，改來改去，也都是為了一件事——幫朝廷選到真正的人才。這也就為了科舉背後的“年齡之寬”種下來根本之因。

放開限制：選賢舉能的背後法則

奧克斯納姆曾於1888年在英國和愛爾蘭皇家亞洲學會雜誌上發表一篇《中國科舉考試的考生年齡》，文中奧氏大肆慨嘆——“中國考試製度的一個特別之處就是對考生不存在任何的年齡限制，十二至十五歲的稚童可與八十歲的老翁同堂應試。屢試考場的老手常常不會成功，而每次中榜者都有二至四個年齡在二十歲之下的神童。”

這也是大多人對古代科考的印象。只要樂意，就是百歲高齡杵著柺杖進考場，也沒人攔著你。當然，這也把很多人搞得稀裡糊塗，為啥不給考生設定年齡限制呢？

要說這個問題，得考慮兩個層次，一是能不能設，二是應不應設？

先說能不能設，自然是能，上文提到的童子試和特奏名制度都能證明，你要非讓朝廷動動心思，“年齡”也能被拿來做文章。此外為科考設定的“捷徑”和“他途”的國子監和館學，也都對入學學生的年齡做過嚴格規定，元代的科舉中也曾明確要求推舉“年及二十五以上、鄉黨稱其孝悌、朋友服其信義、經明行修之士”。可問題是，這些條條款款一旦被發現對人才選舉沒有作用，很快就會遭到廢除，比如洪武初年就破除了“二十五以上”這個要求，為的就是“幫青年舉子脫穎而出”。

那麼應不應該設？

從考生角度來說，肯定不應該。一來一旦把年齡框死，肯定會打擊大夥的應考熱情，也會讓不符合年齡的考生“求路無門”。二來，如果年齡再成為枷鎖，對很多士子而言，誇張點說，科考也就“名存實亡”了。這就得提到科舉考試本身。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可這背後往往是一條漫長而曲折的道路。先說考試流程，拿明代為例，科舉每三年舉行一次，稱為“大比”，想入天子朝堂，士子們得先透過鄉試，成為舉人，再入京參與“會試”，會試需考三場，初場考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二場論一道，判五道，詔、誥、表、內科一道；三場經史時務策五道，經過這重重“銼磨”，才能得到天子親策的殊榮，進入“殿試”環節，其後再論成為進士以至於狀元、榜眼、探花。

士子本就需寒窗苦讀，才能應對艱難複雜的考試內容，即便歷經多年終於蓄積了足夠的學識，可經過這麼一輪下來，就算是一路順風，也得頗耗一段時間，更別說生產力、交通都不發達的古代，歷朝歷代都有數不清的學子為了入京趕考，吃足了苦頭，甚至為此丟掉性命。晚唐著名的文學家劉蛻就曾為自己叫苦，說自家住九江之難，離長安有四千多里，無奈出身貧寒，只能徒步前往長安，每天要行六十里路，光往返就需要半年時間。除去這些，每年還需要有三個月侍奉雙親，兩個月積攢路費，直到最後“頭髮變白，田園荒蕪，養老無著”都還在努力備考。

關鍵是，哪怕一輪接一輪，真正能走到最後關卡的人少之又少，有人曾做過統計，明代洪武四年到萬曆三十二年之間，能有跡可查的會試中，平均錄取率僅為8.16%，67科會試中，錄取率不足10%的達到50科。做一個不恰當的對比，2021年，咱們的高考錄取率有望突破90%。雪上加霜的是，一旦作為“大多數”科考失敗，想要一鼓作氣再來一次，還得足足等上三年，這還不算因為家庭變故、婚喪嫁娶等瑣事耽誤，一來二去，折騰到中年還“顆粒無收”簡直是常事，如果這時硬生生地設定年齡限制，無異於徹底堵死了大多數考生的前路和念想。

話說回來，科考就沒有輕鬆一點的路可走？還真有，都說“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科舉制興設初期，科目“明經”主要考經義，難度相比進士削弱了很多，以至於錄取率甚至能達到三成。可這，也偏偏拉開了二者的含金量差距。外廷士大夫之任宰相者，也多由進士出身，由此形成的“唯進士為貴”的社會風氣更加劇了考生們擠破頭、跑斷腿也要考取進士的執念。也有著這個緣故，大部分能高中進士計程車子，年齡都不會太小，大名鼎鼎的賀知章37歲考中進士，有著“今之歐陽修”之名的歸有光，也是歷經八次科舉，在60歲這年，才終於圓了進士夢。換句話說，哪怕對於學問足以出仕為官，甚至被明經錄取都綽綽有餘的人來說，衝著進士一考再考，已經無論成敗，化為一種堅持和信念，為此賠上一輩子，也在所不惜。在這樣的心境中，一道年齡限制，根本不再是報考條件，反而成了誅心之舉。

那麼另一方面，對朝廷而言，應不應設年齡限制？倒真沒這個必要。一方面，常年科考都沒考中計程車子真的沒有真才實學或者對朝廷一文不值麼？真不是，考不考得中，有時還真是命說了算。比如，著名詩人顧況的兒子顧非熊就曾在科考場上苦熬了三十年，愣是沒中，但顧非熊是有真學問在肚子裡的，詩文之妙連皇帝都知道他的名聲。所以一看榜上沒有他的名字，皇上自己都吃了一驚，趕忙讓官員呈上顧非熊的文章，經過特批增加名額，這才讓顧非熊中第。可若是增加了年齡限制，把垂垂老矣的“顧非熊”們攔在場外，無異於硬生生地放棄掉了一部分人才。事實上，據研究，即便科考不設年齡，歷朝都有大批計程車子因科考失敗而灰心放棄，或遁入山林，或流於街市，其中就不乏有才之士。再者說，失敗計程車子一年接一年地重新準備，再次赴考，一次次的準備中，士子的才學也在充實、增長，相對應的人才質量也是蹭蹭提高，即便是真遇到了平庸之輩，就衝著這份耗費半生以出仕報國的忠心痴念，對統治者而言也絕對是益大於弊的。

再往廣裡論，科舉的初始內涵和憧憬，就杜絕了“年齡設限”之可能。於大部分出身貧寒計程車子而言，或是想擺脫祖祖輩輩居於社會底層的現狀，或是滿腔熱血唯願報君報國，苦讀以備科考都是他們的唯一選擇，看似曲折困苦的科考長路，卻是等級森嚴、階層固化的古代社會唯一的仁慈和博愛。這也就證明了，為何那麼多士子會為半生難中的科考，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於端坐高位的統治者而言，或許有著諸多私心考慮，可他們最終的所思所想，多半也都落於兩個字——求才。就是衝著高效地選出真正有用的人才，他們才會拋棄已經成熟和便捷的察舉與中正制，非要硬生生地擯除已有勢力的阻礙，開掘出新的制度。當然，人才的選拔自然服務於統治，縱然諸多曲折變化，“選賢舉能”的追求卻始終高掛在歷朝歷代的治世指標上。只要是才，只要能幹，年齡高低，又能有多大影響呢？

再者說，根據研究，在中華選官曆程中屹立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早就不止為寒門學子開闢入仕道路這麼簡單，反而紮紮實實地影響了社會的讀書風尚。所謂“五尺童子恥不言文墨焉”，不誇張地說，正是“開科取士”這一招，把好多對前途無望的學子拉回了讀書修學的道途上，甚至清朝時，許多不滿清人統治甚至念及復辟計程車者，看到科考這條路後，同樣參與其中，再度迴歸清廷的懷抱。

試問，對士子而言，有什麼鼓勵能比親眼看到百歲老者仍然堅持考試，更加震撼和直接？對朝廷來說，有什麼政令和號召，能比讓大家目及杵著柺杖、扶著曾孫的手來到考場的老士子，更能鼓舞向學？這也能解釋，為何面對連路都走不穩的考生，許多統治者選擇的不是不屑和驅逐，反而是重視和厚待。

相傳，明末耶穌會士來華，曾專門迴歸介紹中國的考試；鴉片戰爭前後，一批英人曾將中國考試文獻帶回，從而仿效建立一種公職競爭的考試製度。

也許，被他們帶回國的，不僅是一種名為科舉的制度，更是來自東方的智慧、理想、抱負與浪漫。

參考文獻：

劉海峰著,科舉制與“科舉學”,貴州教育出版社,2004.

李樹著,中國科舉史話,齊魯書社,2004.

朱志先著；劉玉堂，王玉德主編,科舉永珍,長江出版社,2019

李鵬責任編輯；《國學經典文庫》叢書編委會. 清聖祖康熙[M]. 2018

張希清，毛佩琦，李世愉主編；張希清著.中國科舉制度通史宋代捲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張希清，毛佩琦，李世愉主編；金瀅坤著.中國科舉制度通史隋唐五代捲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張希清，毛佩琦，李世愉主編；張希清著.中國科舉制度通史宋代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張希清，毛佩琦，李世愉主編；郭培貴著.中國科舉制度通史明代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