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之前不管是“鬼子六”恭親王帶頭搞的洋務運動，還是康有為、梁啟超攢到皇帝弄得戊戌變法，(其他人倒也罷了，不過一提起這一段的時候，梁啟超樑先生，他的文章每次看，都能讓人心情為之一振，任公就是有這個本事，實在是了不起…)為了表達對任公的敬意，不得不錄上一段文章與諸君感懷一下：“日本人之稱我中國也，一則曰老大帝國，再則曰老大帝國。是語也，蓋襲譯歐西人之言也。嗚呼！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梁啟超曰：惡！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國在！”

“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陽；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戲文。老年人如鴉片煙，少年人如潑蘭地酒。老年人如別行星之隕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島。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比利亞之鐵路；老年人如秋後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瀦為澤，少年人如長江之初發源。此老年與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任公曰：人固有之，國亦宜然。”

“故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

　　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潛龍騰淵，鱗爪飛揚。乳虎嘯谷，百獸震惶。鷹隼試翼，風塵翕張。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將發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蒼，地履其黃。縱有千古，橫有八荒。前途似海，來日方長。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說實話，這種躍然紙上，一目瞭然的振奮，就叫：氣度，而梁任公有之！

這兩次改革雖然都是人才濟濟，各領風騷！但參與的人不是朝廷勳戚，就是小部分理想主義的知識分子，他們這些人憑著自己的想象閉門造車，和現實肯定會有很大的出入，我前面說二十多歲的光緒皇帝成了“朕躬總未康復”之前，能被他“親爸爸”舉手之間就給拿下，也實在是不能算虧了他了！戊戌變法其實就是康有為帶著他胡搞亂搞，病重哪能用急藥？從1898年1月29日開始，光緒允許康有為隨時上書。同一天，康有為第6次上書。2月份康有為第7次上書，建議皇帝效仿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的改革，並且呈上他自己的著作《日本變政考》和《俄大彼得變政記》皇帝之後每日閱讀…

康黨出於想象胡搞的例子其實多的很，譚嗣同給其老師歐陽中鵠寫信談及變法，到改革經費的籌措辦法時，譚嗣同說：“試為今之時勢籌之，已割之地不必論矣。益當盡賣新疆於俄羅斯，盡賣西藏於英吉利，以償清二萬萬之欠款。以二境方數萬裡之大，我之力終不能守，徒為我之累贅，而賣之則不止值二萬萬，仍可多取值為變法之用，兼請英俄保護中國十年。”，認為蒙古、新疆、西藏、青海“毫無利於中國”，不如賣掉“供變法之用”。話說左宗棠左文襄公1877年以七十高齡抬棺收復新疆，正式設省！結果譚嗣同一張嘴就要賣了…這宗棠要知道真要氣活了…！當時左宗棠可不容易！有人寫詩稱讚他說：大將西征久不還，湖湘弟子滿天山。栽成楊柳三千棵，引得春風度玉關。湘軍是主力嘛！你聽“湖湘弟子滿天山”怎麼會不動容？所以說平新疆的功績怎麼能說不要就不要了？

我看資料在103天裡，光緒與慈禧同住69天、請安68次、侍早膳32次、侍晚膳22次及侍看戲15次。變法期間，光緒12次前往頤和園請安。當時光緒下詔書時，多寫有“朕欽奉慈禧……皇太后懿旨”。6月11日至9月20日，軍機處一共向慈禧太后上呈折、片、呈及書等共計462件，單日最高紀錄上呈29件。

9月18日，御史楊崇伊上書慈禧，稱大同學會蠱惑士心，紊亂朝政，引用東人，深恐貽禍宗社，籲懇皇太后即日訓政以遏亂萌。據袁世凱的日記，之後譚嗣同於9月18日去法華寺夜訪袁世凱，透露慈禧聯同榮祿，要廢除光緒；並說皇上希望袁世凱可以起兵勤王，誅殺榮祿及包圍慈禧住的頤和園。兩日後（9月20日），袁世凱回到天津，將譚嗣同的計劃向榮祿報告。所以綜上種種，光緒和康黨根本就不可能成事，所以我覺得大家也沒必要對戊戌變法失敗耿耿於懷，覺得可惜到不行…

9月20日凌晨，康有為攜僕人離京（跑的比兔子還快...）。光緒皇帝第三次召見袁世凱，之後袁迴天津。慈禧太后、光緒皇帝接見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當天深夜又接到榮祿密報，說光緒帝欲軟禁慈禧。

9月24日，剛毅奉慈禧諭令開始搜捕四軍機章京等變法份子。楊銳、林旭當日被捕。劉光第投案自首。楊深秀因詰問慈禧太后為何罷黜光緒帝，在聞喜會館住處被捕。

9月25日，譚嗣同在瀏陽會館被捕。

戊戌政變前後一百零三天，所有新政，除京師大學堂外，一律都被廢止。廢止的原因，則是牽涉康有為對外宣稱的光緒帝“密詔事件”。因此事件，讓已宣佈訓政的慈禧太后，受到各界質疑訓政的正當性，擔憂被事件所影響，於是之後便發生廢光緒帝的“己亥立儲”事件，遭到各國反對，使慈禧對外國列強不滿而仇視洋人，所以才有了後面老佛爺破罐子破摔，豁出去了！新賬舊賬一塊算，不可思議的向十一國同時宣戰的事兒，結果慈禧不得不化妝成農村老太太連夜逃出北京城....

我們在學習與認識及分析歷史、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過程中，一定要把握歷史事件的時代性，歷史事件的必然性。從中才能總結出其成功或者失敗的真實原因，從而得到事件深層次教訓，為現實改革與發展提供寶貴的經驗。

戊戌變法是一次資產階級自上而下主導的一次變革，是中國近代資產階級首次登上政治舞臺，進行的一次革命償試，但是由於其自身及社會各和原因最終l以失敗告終，其中有幾點可以總結。

其中之一為革命的目的性不明，沒有明確的指導性與綱領性的文獻，缺乏社會廣大民意的支援，不具備時代賦於的各項使命，沒有為大眾謀利益的措施，因而沒有廣泛的民意基礎作支援。失敗也就成了必然。

其二:變法沒有形成社會成員的共識，只有一部分人支援，統治階級內部的頑固派堅決反對，對各階層利益體兼顧不周全，各階層對其有抵制作用。

其三:變法在思想與文化宣傳上不到位，沒有明確的政治綱領性的東西，加上宣傳上不明確，廣大普民眾對其一無所知，不明白其最終目的是什麼，想達到什麼社會理想。

以上種種原因造成其失敗，這也顯示其階級的軟弱性，幼稚性。沒有成熟的，明確的目標是不可能成功的，這也是中國資產階級的弱點與缺點，也是中國資產階級沒能掌握國家政權的必然性。

最近剛看《走向共和》，重溫一下戊戎變法，為什麼變法最終失敗而且慘烈收場？

戊戌變法實際上是在維護君主體制不變的前提下進行的一次社會改良，在當時中國社會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兩次鴉片戰爭和甲午戰敗後，深刻刺痛了士人之心，廣東的康梁接觸了一些西方近代史，瞭解到歐洲一些專制國家通過改革實現了工業化強國，如彼得一世、路易十四等改革，公車上書光緒帝要求變法圖強，年輕的光緒彷彿找到了挽救大清帝國最後的救命稻草，施行變法，這個過程中觸犯了以慈禧為首保守派的利益，結果戊戌六君子被殺、光緒被囚、康梁流亡海外，變法失敗。

很多人講失敗是因為光緒無實權，這個似乎不是主要原因，變法之初慈禧是贊同的，而且慈禧的底線是維護大清帝國皇權體制不變，這與光緒是一致的，打擊一批高官勳戚的利益慈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關鍵時刻在用人上出現問題，什麼袁世凱告密、康廣仁被捊、什麼圍園殺後的傳言等等，導致一些行政改革變成了政治鬥爭，

中醫治病講究循序漸進，如果病情還沒有緩和就用猛藥或大補無異於飲鴆止渴，維新派廢科舉立新學這一舉措直接切斷了讀書人進身之階，士大夫無用武之地，這種做法是極為不利的，所謂政治團結大多數打擊一小撮，或者說團結所有的朋友戰友來打擊敵人，即為政治，反之失道寡助，光緒主觀上是強國，但做的卻是盡失人心，這樣的變法焉能不失敗？

當時大清帝國正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僅康梁這些人和一個熱血青年光緒是改變不了數千年的封建專制傳統的，法國大革命之前經歷了一個半世紀的文藝復興，又出現了思想啟蒙運動，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成果最後還是為拿破崙所竊取，因此社會的發展不可能通過一次變法能解決的，必須是持續的不斷改進，

戊戌變法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變法派自身力量較小，但改革動作較大。外在原因包括缺乏堅強且有實權的核心領導，操之過急的觸動守舊派的利益。變法方式過於簡單，且沒有軍隊支援，只是希望於簡單的“和平”和“合法”辦法解決。維新派政治經驗不足，沒有平衡各方利益的意識，並對守舊派抱有政治幻想。

戊戌變法的失敗是必然的，變法本來就是以失敗者居多，而戊戌變法是歷來變法中最不成熟的一次變法之一，但由於其引發了整個社會對新思想的啟蒙，對封建主義的固有體制產生了動搖，所以意義非常的大。

至於失敗，總結一下，主要由以下幾個原因：

1. 權利不在自己手中，任何變法，都是在和大部分的權勢貴族為敵，如果沒有絕對的權力的支援，一定會被反撲，而戊戌變法是光緒帝和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在全力推進，甚至連當朝的主流官員都沒參加，且不說光一個李鴻章他們都邁步過去，更何況後面還有一個實權在握的慈禧太后。

2. 變法本身漏洞太大，只能說，戊戌變法思想是正確的，但是實施環節太過異想天開，很多東西都是想當然的， 無論是光緒也好，還是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全都是沒有什麼理政的經驗，只是一些讀書人，說說理論還可以，真的動手操作，卻引發諸多的問題，以至於到後面原本很多支援變法的人也開始反對了。

3. 急功近利，短短三個多月，鬧得全國都是草木皆兵，我們教育一個孩子也需要個十來年，更何況是比你更加有權有勢的，吃的鹽比你吃你的米還多的一大群長輩們，這些顯示出戊戌變法的運作手法的確太過稚嫩，完全不顧實效和問題，一味的向前衝刺。在慈禧，李鴻章他們眼裡，就是看一群孩子過家家，你要是乖乖的，我還讓你玩一會，你要是鬧得雞飛狗跳，我可隨時擼你回家吃飯。

4. 脫離了根本，戊戌變法的整個社會的大事，本應該是需要發動更多的支撐著入場，向社會普及變法的意義，普及新的思想，但最後，戊戌變法成了光緒帝等極少數人獨自玩耍的一場遊戲，最後的結果是，即得不到最高權力認同，又沒有底層民意基礎，大部分舉措，都是靠光緒以皇帝的旨意強壓著施行， 一句話說白了，就是未得民心。

除了上述的四條外，還有其餘的眾多因素，例如，變法的理論基礎本身站不住腳，這一點也是非常重要的失敗因素， 要知道，如果一個前提本身就是錯的，那麼該前提之下的一切結論，全都不成立。

（圖）康有為，中國晚清時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代表人物。

戊戌變法，又稱百日維新、維新變法，是清末一次影響巨大的政治改革運動。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改良派，通過光緒皇帝推行新政，希望中國走上君主立憲的現代化道路。但這次變法遭到了慈禧太后和頑固派的強烈抵制與反對，最後以失敗告終。

戊戌變法前，清朝已經歷了30多年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的洋務運動。但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打破了清朝“自強”、“中興”的夢想。當時的有識之士意識到，只學習西方技術，不改變政治經濟制度，無法使中國走上富強之路。中國真正要學習的，是西方先進的政治制度。因此，1895年以後，在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改良派的推動下，維新變法運動逐漸在全國興起。

1898年6月11日，光緒頒佈《明定國是》詔書，正式開始變法。變法期間，光緒先後釋出了一百多道變法詔令，除舊佈新。變法的主要內容包括：政治方面，廣開言路，精簡機構，任用新人；經濟方面，設立農工商總局、路礦總局，提倡開辦實業，修築鐵路，開採礦藏，組織商會，改革財政；文化方面，廢八股，興西學，創辦京師大學堂，設譯書局，派留學生，獎勵科學著作和發明；軍事方面，改用西洋軍事訓練，遣散老弱殘兵，削減軍餉開支，實行團練，裁減綠營，頒發興造槍炮特賞章程，籌設武備大學堂，武科停試弓箭騎劍、改試槍炮，等等。

剛開始，掌控著實權的慈禧對變法是持支援態度的。光緒頒佈《明定國事》詔書時，曾請示過慈禧，慈禧不僅表示同意，還指示“今宜專講西學”。又如，光緒下詔廢八股時，曾遭到守舊派大臣剛毅的阻撓，光緒隨即去頤和園尋求慈禧支援，很快就得到了批准。

為什麼後來慈禧又反對變法，進而扼殺了這場變法呢？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最直接原因是，一個叫曾廉的湖南舉人，充當頑固派的急先鋒，上書舉報康有為、梁啟超“反清”，打亂了改良派的步伐，導致改良派鋌而走險，試圖發動兵變從慈禧手中奪權，激怒了慈禧。

1898年9月5日，時任國子監助教的曾廉，通過都察院代奏，向改良派發起猛烈攻擊。曾廉的奏摺長達近萬字，除指責康有為、梁啟超“舞文誣聖，聚眾行邪，假權行教”外，還從“養聖德”、“去邪慝”、“留正學”、“擇將帥”、“慎財用”等方面逐條攻擊變法的各項措施，甚至質問光緒：“皇上既自以為新，則必祖宗為舊；皇上自以為開創，則尤未知何以必祖宗也。”曾廉在頑固派中地位雖然不高，但他的思想在頑固派中頗具代表性，因而這個奏摺事實上成為了頑固派反擊改良派的總動員書。

更具殺傷力的是，這個奏摺的附件，摘錄了梁啟超在湖南任時務學堂總教習時，在生徒日記上的四條批語。曾廉舉報這四條批語屬“反清言論”，奏請殺掉康有為、梁啟超。

光緒可能是想保護康有為、梁啟超，便把這個奏摺交給“軍機四卿”之一的譚嗣同，讓他“籤駁”。譚嗣同一看，立刻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情急之中斗膽銷燬了奏摺的附件。然後在“駁語”中向光緒保證：康有為、梁啟超兩位同志絕對是忠誠的好乾部。如果曾廉的奏摺屬實，皇上可先殺了我！為避免後患，譚嗣同還請求以“誹謗新政”之罪殺掉曾廉，但光緒不許。他認為變法應當廣開言路，不能因臣民上書言事而追究其罪。

曾廉的舉報雖未能一舉將康有為、梁啟超拉下馬，卻使變法的局勢急轉直下。由於被人抓住了“反清”的把柄，改良派感到危機四伏。如果頑固派再次將證據提交到慈禧手中，後果不堪設想。

怎麼辦？改良派左思右想，認為只有鋌而走險，或許還有一線生機。於是，康有為決定拉攏直隸按察使袁世凱，利用其手下的軍隊發動兵變，從慈禧手中奪權。但沒料到的是，袁世凱竟然將改良派企圖發動兵變的計劃，報告了慈禧的親信、直隸總督榮祿。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先發制人，將光緒囚禁於中南海瀛臺，然後釋出訓政詔書，再次臨朝“訓政”，同時大肆抓捕改良派。歷時103天的變法至此宣告失敗。隨後，康有為、梁啟超分別逃往法國等地，改良派主要人物譚嗣同、康廣仁、林旭、楊深秀、楊銳、劉光第慘遭殺害，史稱“戊戌六君子”。

戊戌變法失敗後，那位率先向改良派發起攻擊的曾廉，因深得頑固派賞識，不久擢升知府。那麼，這位曾廉是何許人也？又有什麼來頭呢？

曾廉（1856-1928年），字伯隅，號非齋，湖南邵陽石牛山人（今邵東縣水東江鎮境內）。他的祖先是富甲一方的大地主，家有田土二千頃、僮僕上千人。曾廉年幼時有“神童”之稱，據說3歲就能盡識沿街的招牌和對聯，10歲能作文，15歲能作賦，20歲考入縣學，後就讀於省城嶽麓書院。學成後先後在寶慶府愛蓮書院、沅州府校經堂書院講學。曾廉於1894年中舉，次年捐資為國子監助教，參與編修《大清會典》。

戊戌變法時期的湖南，是全國最富有朝氣的省份，湧現出了一批對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的傑出人物，但也出現了曾廉這種食古不化的老頑固。進京擔任國子監助教之前，曾廉在家鄉湖南就曾與倡導新學人士發生過激烈衝突。當時湖南成立了一個反舊教、倡新學的團體“南學會”，由在湖南籌辦粵漢鐵路的譚嗣同等人發起，得到了時任湖南巡撫陳寶箴等開明官員的支援，並在各府縣設有分會。南學會邵陽分會會長樊錐，因為積極在邵陽各地講學，還經常在改良派創辦的《湘報》發文抨擊舊政、提倡新法，引起了曾廉的強烈不滿。1998年5月，曾廉糾集當地一夥保守人士，闖入邵陽學宮大成殿，向孔子牌位祈禱，稱樊錐為“亂民”，誓言將其驅逐出境。曾廉還寫了一份《邵陽士民驅逐亂民樊錐告白》，四處張貼。

曾廉進京後，兼在頑固派首領之一、體仁閣大學士徐桐的家館任教，因而成為了徐桐的心腹門客。作為頑固派的代表人物，曾廉極其尊經崇古，反對學習西方政治經濟制度。他的思想觀點概括起來有三點：一是“祖宗之法不可變”；二是“變法亂人心，壞風俗，不如不變”；三是“不可用小人以變法”。曾廉認為，傳統的封建制度是盡善盡美的社會制度。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時代，中國物產豐富、人們安居樂業。中國的祖先曾創造了輝煌盛世，清朝在嘉慶、道光以前也是人人富足的黃金時代。現在的中國之所以落後，不是制度不好，而是由於學習西方科學技術造成的。修鐵路、開礦山、發展工業的做法，消耗了國力，卻不見生財，都是捨本逐末。

曾廉對西方學說極為反感。例如當時從西方傳入的哥白尼的日心說，認為太陽是宇宙的中心，地球圍繞太陽運動，在曾廉看來就屬於歪理邪說。曾廉堅信“天地兩大、日月並明、君臣父子夫婦三綱”才是宇宙真理。西方人提出的日心說是別有用心，是企圖顛覆中國綱常理論和社會秩序的大陰謀。因此，戊戌變法中光緒宣佈將各地的官辦書院全部改為學校，增設西學課程時，立馬遭到了曾廉的強烈反對。他上書稱書院改學校是標新立異，是“以西學鼓簧天下”。

不過，受頑固派賞識的曾廉，註定命運坎坷。1900年，因義和團作亂，導致八國聯軍入侵中國，朝廷委派原長江巡閱水師大臣李秉衡到京津前線禦敵，曾廉被調任李秉衡幕府。後李秉衡戰敗自殺，曾廉也欲投江自盡，但被部下救起。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後，曾廉隨慈禧、光緒逃往西安，並升職為陝西候補道。但板凳還沒坐熱，旋即被免了職。因為1901年簽訂的《辛丑條約》中明確規定，清朝廷必須嚴懲支援過義和團的官員。此前操縱義和團抵抗八國聯軍的頑固派，於是遭到毀滅性打擊。曾廉這種極端仇洋分子，烏紗帽自然不保，未被砍頭，已屬萬幸。

1902年，曾廉攜子隱居貴州錦屏縣梅屏山（今貴州天柱縣黃哨山），後創辦白雲書院，效仿南宋腐儒理學祖師爺朱熹管理白鹿洞書院的模式，授徒講學。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曾廉返回故鄉，在族人曾炳熙捐建的楊塘書院任山長（校長）。此時科舉制度已廢除數年，但曾廉仍力倡舊學，推崇孔孟之道，還千方百計阻止鄉人開辦新式學堂。他主持的楊塘書院，不許學習科學，不許閱讀介紹西方學說的新書。直到1928年曾廉去世後，楊塘書院才改為學校。

一個國家和民族，只有大膽吸收先進的思想和文化，才能長久保持自身的活力。但是，從清末的社會變革運動中，我們不難發現，受根深蒂固儒家思想的影響，不少人落入了一個自我封閉的陷阱。曾廉就是在這個自設的精神陷阱裡，掙扎了一輩子，不能自拔。

戊戌變法又稱百日維新，戊戌變法的失敗圍園殺後是直接原因，若不圍園殺後也不會有後來就義的六君子。

我們結合戊戌變法中每個角色，和歷史背景來分析下變法失敗的原因。

康有為一介書生，尚無從政經驗。進京後被光緒封了六品官銜，在變法中也沒有實權，只不過一直給光緒上書，提供變法方案，傳播立憲思想。

而光緒一直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親政，從政多年大小事一直是親爸爸當家做主。救國心切，又缺乏政治經驗，本想大刀闊斧的改革，又受到守舊派的阻撓。

改革政治觸犯了清貴族和在職官員的利益，改革教育觸犯了舉子的利益。倘若變法實施，清政府各個行政部門大換血，一群無任何政治經驗或缺乏政治經驗的憤青去當差，天下必定大亂。改革教育政府短期內也不會有後備人才。

慈禧看到這些愣頭青這麼搞，也怕把本來就搖搖欲墜的大清搞垮，出手阻撓。康有為挺而走險，假傳光緒密紙要聯合袁世凱除掉慈禧。惹得慈禧大怒，遂全國追殺康黨。

戊戌維新發生的背景，洋務運動了很多年，李鴻章建立了北洋，左宗棠收復了新疆，清法戰爭取得了勝利，諸多的利好使中國人信心滿滿，迷住了雙眼，是為同緒中興！但甲午卻使這塊遮羞布被無情的扯掉，各國更是看清了滿清的外強中乾，紛至沓來侵略中國攝取利益，於是讀書人（真正關心國家的，其實只佔中國很少一部分的人，大部分的貧苦農民飯都吃不上，也不操這個心，民族主義遠沒有覺醒）義憤填膺，失落，憤悶。於是想改變現狀，使國家強盛，逐漸在有識之士中成了普遍的共識。自上而下無不如是，身在其中就像一隻龍蝦在周圍熱度烘焙下，自然的變紅了。

時值戊戌會試，北京聚集了1300多名舉子，群情洶洶啊，熱血啊。康有為領銜效仿陳東公車上書，希望將自己的冶國理想（其實只是簡單的抄襲明治維新，遠沒有形成自己的思想體系，更不具備可以指導事務的具體操作程式）直達帝聽，只因因勢成事，他們做到了。

1898年6月11日頒佈《定國是詔》戊戌變法開始，103天后變法和光緒被廢而失敗告終。

變法失敗的原因，早就已經有定論了。但有幾點還是要說一下，作為變法的主要領導人康有為，此人人品極差，一無冶政經驗，二無權謀策略，三無人格魅力。變法中的載冗一刀切，讀了一輩子的書，功成名就了，得官了，現在卻失業了，得罪的人海了去了。廢科舉更是把天下讀書人都給得罪了，而讀書人代表了士紳階層，而士紳階層又掌握了整個國家的各個階層。力量弱小而盲目自大，內無京畿九門之掌握，外無手握重兵之奧援。徒有親政之皇帝，末識隱身之太后。最重要的是沒有認清滿漢關係，辦新學開言路興民智，請問滿主子幾百萬人如何統冶四萬萬五千萬漢奴才？

國之將亡必有，老而不死是為！康有為需要他承擔責任時，他卻逃了，謊稱皇帝給了他衣帶詔，用來騙取募捐，博取名聲，卻不是用在救國圖亡上，而是接連娶了五個小妾（皆為十七八歲），齊人之福矣。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韙，輔助張勳復辟！逆歷史之潮流，遺臭萬年。可惜了譚嗣同，有為熱血青年，更是高幹子弟（其父官至湖廣總督，一品大員，後因其子戊戌變法牽連，罷官），如果給他時間，或進中樞，或掌地方，國之幸也。

120年後再來看戊戌變法，只是一群激進的年輕人的運動式的鬧劇耳。

失敗根源之一：主持變法者中，缺少真正有影響、有實力、有遠見的人物。實行變法是政治家所為，非思想家所為，既然有做大事的心，那就要有做大事的手段。當時能主持變法的人，李鴻章是最佳人選，但他甲午戰敗後正灰頭土臉，輿論上通不過。退而求其次，張之洞也可以主持變法，但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最後變出的可能是個洋務運動加強版，雖說骨頭未動，但至少也在變，也在前行。但光緒的選擇卻是重用康有為，此人組織個強學會搖旗吶喊倒也勝任，主持變法，就呵呵了…

失敗根源之二：過於操切急躁。彼時朝中守舊大臣的勢力太強，光緒想要變法，不能一下子就範圍太廣變革過深用力太猛，如果那樣，反對力量就會集中爆發。必需先找準切入點，尋找好突破口，拉旗幟、樹標杆、聚人才、造輿論，然後按預定的先後次序，一件件事情去做，做成一件是一件，要有足夠的準備時間，且有足夠的消化時間。後世，小平同志成功實施改革，並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件一件做成的，恢復高考、放松管制、聯產承包、設立特區、個體經濟、集體企業、市場經濟…他是耐心的一步一步走過去的。

失敗根源之三：康梁及譚嗣同所謂的圍園殺後，絕對是個大昏招。慈禧本人倒並不反對變法，她的底線是不能動她的權力乳酪。一旦變法對她不利，她可以阻止變法，也可以修正變法，但並不會全盤否定變法（庚子事變後她還推行了新政），即使當時用訓政的方法架空了光緒，但只要光緒活的比她長，總有翻盤的機會。而正是那個圍園殺後的計劃，不但使得變法被全盤否定，更是讓光緒萬劫不復，再無翻身的可能。

先來扯一下教科書上的結論，主要有那麼幾個，“資本主義的軟弱性”，“頑固派的權利太大”，“把希望寄託於沒有實權的皇帝，致使缺乏強有力的領導者”，“變 法太過於冒進”！

其實這些話在我看來幾乎都是馬後炮，以結局推起因！難道日本的早期資本主義不軟弱？他們的實權派不頑固？變 法前他們的天皇有實權？歸根結底是那幫輔佐皇帝變 法的人出了問題罷了！

這幫人太過於天真且幼稚，甚至在變 法過程中就出現了爭權奪利的情況，可以說是為了利益而變 法，到底應該如何變 法如何逐步推進變法，他們根本就沒有個章程，而是想著一口就把自己吃成個胖子！

國家事務到了這些人手裡如同兒戲一般，許多政策根本沒經過實際調查研究，就草草頒佈，且變法與人們印象中的劇情並不完全一致！

光緒親政後，除軍隊與外交或一些大臣的任免慈禧會過問之外，其他事務光緒皆可一人做主，而慈禧在開始時，也並未過多幹涉光緒的變法，直到光緒突然下旨撤換禮部六堂官，慈禧才開始插手變法，要求光緒勿操之過急！

而真正導致慈禧決心幹涉變法事務的，是楊崇伊奏摺中提到變法黨人欲請伊藤博文來華，“將專政柄”，這不是明擺著把祖宗基業拱手相讓？這讓甲午戰爭作為主戰派的慈禧太后如何能忍？

而史料也證實，康梁等人確實曾與日本人謀劃“中日合邦”的計劃，慶幸這一計劃因戊戌變法失敗而夭折！

所以他們的失敗並非偶然，而是一幫烏合之眾草臺班子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