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一說“三綱五常”。

原因是最近頻繁見到一種“正本清源”的論調，說什麼中國人習以為常的三綱五常，也就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其實都是閹割版。它們還有後半句：

“三綱五常由西漢董仲舒首提，記於他的名著《春秋繁露》中，作為封建糟粕已經被批判了上百年了。實際上，“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都是斷章取義，每一句話都有它的後半句——君為臣綱，君不正，臣投他國；父為子綱，父不慈，子奔他鄉；夫為妻綱，夫不正，妻可改嫁。不唯如此，董仲舒還說了一綱，實際是四綱。這一綱是： 國為民綱，國不正，民起攻之。”

“三綱”沒有後半句

董仲舒如果活著，一定會被這種“闢謠”氣到吐血。

他是寫了《春秋繁露》，也確實在書中提出了“三綱”這個概念。但，將《春秋繁露》翻上一千遍，翻上一萬遍，也絕不可能找到所謂的“三綱後半句”，更不可能找到所謂的“第四綱”。

而且，董仲舒根本就不贊成什麼“君不正，臣投他國”、“父不慈，子奔他鄉”、“夫不正，妻可改嫁”。

下圖紅線標註部分，是《春秋繁露》對“三綱”的基本表述。臣從屬於君、子從屬於父、妻從屬於夫，前者必須“兼功於”後者，才是董仲舒的真實主張。

圖：《春秋繁露》對“三綱”的表述

在董仲舒之前，韓非子也談過“三綱”這個話題。他主張“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認為做到了這三條，天下就會大治，否則就會大亂。

反對韓非子主張的，是孔孟。孔子的主張是“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孟子的主張更激進，是“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中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不過，韓非子和孔孟，都沒有造出“三綱”這個概念。“三綱”一詞的發明權，仍屬於董仲舒。董仲舒的那套東西，是秦漢之後“儒法陰陽合流”這股風潮的產物。

再後來，在東漢初年，“三綱”首次得到了朝廷的認證和強制推行。

時為公元79年冬天。漢章帝召集一干學者，在皇宮內的白虎觀舉辦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學術會議。會議的主旨，是要以思想立法的形式，來規範民眾方方面面的行為。會議成果編成了《白虎通》一書，在全國發行。

該書的核心內容，就是所謂的“三綱六紀”。

《白虎通》既然是皇帝主持制定的，可想而知，它要以皇帝的利益為第一位，絕無可能寫入什麼“君不正，臣投他國”、“父不慈，子奔他鄉”、“夫不正，妻可改嫁”。將《白虎通》翻上一千遍、一萬遍，也絕無可能找到這些所謂的“三綱後半句”。

相反。按《白虎通》的要求，合格之臣的基本標準，是必須“善稱君，過稱己。臣有功，歸於君”——有了功勞必須歸在皇帝名下，有了過錯必須攬到自己身上。

好兒子的基本標準，是隻要爹還活著，就“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不能擁有自己人身的處置權，也不能擁有個人財產的支配權。而且，即便父子關係已惡化到了無法共同生活的地步，也不允許兒子離開，理由是“父子一體而分，無相離之法”。

最慘的是做所謂的“好妻子”。按《白虎通》的規矩，“順德”是女人唯一的人生使命。不要講什麼對錯，不要談什麼是非，女人在家庭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各種各樣的唯命是從。

《白虎通》由班固負責編撰成書。在漢章帝的注視下，班家人很自然地成了“三綱”的第一批受害者。班固早年特別欣賞屈原，在文章裡說過“屈子之篇，萬世歸善”這樣的話。“三綱”出爐後，班固只好另寫文章，違心批判屈原不該“露才揚己”，不該“責數懷王”，實在不是一個標準的忠臣。班固的妹妹班昭，也不得不在婆家小心謹慎地過一種低眉順眼、賤人一等的生活。她後來在《女誡》裡說，自己嫁到曹家後，“戰戰兢兢，常懼絀辱”，活了四十多年，熬到姑、舅、丈夫都死了，“乃知免耳”，才稍稍過了幾天好日子。

圖：(明)興獻皇后蔣氏撰寫的《女訓》，也是“三綱”的產物

“後半句”是在批判三綱

既然“三綱”裡不存在什麼被閹割的後半句，那麼，“君不正，臣投他國”、“父不慈，子奔他鄉”、“夫不正，妻可改嫁”這些話，是從哪裡來的？

答案是：這些話既不見於官方檔案，也非出自鴻學大儒。它們真正的出處，是明清兩代流行於底層民間的話本小說。

明代藏書家洪楩的《清平山堂話本》裡，收有一篇白話短篇小說《張子房慕道記》，一般認為是明代初年的東西（也有人考證說是宋元時代的作品）。小說借張良之口，斥責君王殘暴無道，裡面有這樣一句：

“我王豈不聞古人云：君不正，臣投外國；父不正，子奔他鄉。”

其實，並不存在“古人云”，有的只是“作者雲”。

宣傳“君不正，臣投外國”最賣力的，是成書於明代中後期的神魔小說《封神演義》。比如，書中用了許多篇幅來描寫商紂王如何迫害忠臣黃飛虎，然後旁人勸黃飛虎一干人等叛商，多次使用了下面這種說辭：

“長兄不必遲疑，君不正，臣投外國”，“語云：君不正，臣投外國。父不慈，子必參商”。

類似的詞句，也見於清代小說《飛龍全傳》《雙鳳奇緣》《五虎平南》《列國春秋》等。

這類詞句在明清小說裡集中出現，並非偶然。自朱元璋視君臣如主奴、創造出“廷杖之刑”，僅成化至萬曆的一百餘年間，就有超過300名大臣被皇帝在公開場合打得屁股開花，其中還有29人被活活打死。按《明史》的總結，是“公卿之辱，前此未有”。入清之後，屁股雖然不打了，但朝廷對“三綱”的貫徹仍無絲毫鬆動，雍正在《御製朋黨論》裡說得明白：君臣之間的關係是天尊地卑，“為人臣者，義當惟有知君”。一個合格的人臣，滿腦子只能有皇帝，有功要趕緊推給皇帝，有過要趕緊自己攬下，除此之外不能有別的想法。

也就是說，“君不正，臣投外國”、“父不慈，子必參商”這些詞句，其實是對“三綱”的一種批評，一種反叛。但沒人敢將這些詞句寫入奏摺，也沒人敢將之寫入自己的署名文集。它們只能在民間話本小說裡作為一種潛流存在；而且，即便是在話本小說裡，它們的存在感也並不強烈——絕大多數明清小說，仍謹守著“三綱”的紅線。

這些旨在批判“三綱”的詞句，絕對想不到，有一天它們會被“闢謠”成“三綱的後半句”。

（注：本文關於《白虎通》的論述，參考了徐廣東《三綱五常的形成和確立 從董仲舒到「白虎通」》一書，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