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創作的“王葡萄”、“扶桑”、“多鶴”等主人公開創了中國文壇全新的文學形象。其作品無論是對於東、西方文化魅力的獨特闡釋，還是對社會底層人物、邊緣人物的關懷以及對歷史的重新評價，都折射出複雜的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識。

她吸收西方世界“文藝復興”以來所形成的對“人”的價值觀的透視，開始用西方文藝理論的價值判斷來重新審視“東方人類”。

作品中，這些女性人物，在各種文化、政治、觀念的夾縫中磨礪輾轉，呈現出令人震撼的豐富深邃的“人性”，引起讀者深深的悲憫之情。

嚴

歌苓曾說：“我到了國外之後，發現沒有什麼是不可以寫的。我不想控訴某個人。我只想寫這樣一段不尋常帶有荒謬的歷史運動，讓讀者看到一種非凡的奇怪的人

性。我對人性感興趣，而對展示人性的舞臺毫無興趣。”

她還說，“女人比男人有寫頭，因為她們更無定數，更直覺，更性情化。”也許在嚴歌苓眼中，女性更敏感，透過女性這一斑，可窺見全豹吧。

嚴歌苓筆下的女性人物有一個共性，就是她們都有一點點遲鈍，有一點點缺心眼，是邊緣的，弱勢的。可就是邊緣弱勢的女性卻如一滴水一樣折射出豐富複雜的現實和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