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首詩在某種意義上是顧城作為“童話詩人”的代表性自白，它展示了詩人對於天真幻境的無限迷戀。
這首詩的寫作背景是１９８１年，“文革”的歲月彷彿已經離得很遠，但人間的痛苦依然存在，當時顧城已經失業，正與謝燁陷於熱戀之中，愛意和被愛使詩人對生命充滿了童真的信念，彷彿世界可以由他“任性”地加以描繪和構築。
這是一個中國知識分子人文理想得到幻覺式膨脹的年代。在思想和文學領域，人們經常談論的是人性的自由與解放，好像一旦獲得這種解放，我們就可以企及真正的生活天堂。
對於《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的識讀，還可以使我們瞭解到另一個語言事實，即顧城的詩並沒有像許多人曾經攻擊過的那樣“朦朧”和“晦澀”，相反，它呈現出一種清新流暢的明快風格，所有的段落都以“我”為開端，展開了某種主體中心的句式，彷彿是一個孩子半夢半醒時分的自言自語。這種語言氣質與顧城的童話精神是緊密融合的
這首詩在某種意義上是顧城作為“童話詩人”的代表性自白，它展示了詩人對於天真幻境的無限迷戀。
這首詩的寫作背景是１９８１年，“文革”的歲月彷彿已經離得很遠，但人間的痛苦依然存在，當時顧城已經失業，正與謝燁陷於熱戀之中，愛意和被愛使詩人對生命充滿了童真的信念，彷彿世界可以由他“任性”地加以描繪和構築。
這是一個中國知識分子人文理想得到幻覺式膨脹的年代。在思想和文學領域，人們經常談論的是人性的自由與解放，好像一旦獲得這種解放，我們就可以企及真正的生活天堂。
對於《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的識讀，還可以使我們瞭解到另一個語言事實，即顧城的詩並沒有像許多人曾經攻擊過的那樣“朦朧”和“晦澀”，相反，它呈現出一種清新流暢的明快風格，所有的段落都以“我”為開端，展開了某種主體中心的句式，彷彿是一個孩子半夢半醒時分的自言自語。這種語言氣質與顧城的童話精神是緊密融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