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爾罕·帕慕克《我的祖母》

若有人問起，她會說她贊成土耳其之父凱末爾的西化政策，但事實上——這一點她跟城裡每個人一樣——東方或西方都提不起她的興趣。畢竟她難得出門。就像在城裡過著舒適生活的人，她對古蹟、歷史或“美景”興味索然，儘管她學的是歷史。她在跟我祖父訂婚之後、結婚之前，做了一件在1917年的伊斯坦布林頗為勇敢的事：跟他上館子吃飯。因為他們面對面坐在餐桌兩旁，並有飲料供應，我猜他們是在佩拉的某家餐館。我祖父問她想喝點什麼（指的是茶或檸檬汁），她以為他要給她酒精類的飲料，便厲聲說道： 　　“我得讓您知道，先生，我從不碰酒。”

她是個女人。她手裡總是拿著掃帚、備箕、抹布或是湯匙。你看她早上哼著歌兒切餡餅皮，中午往餐桌上送新出爐的餡餅，黃昏收拾吃剩的冷餡餅。像個瑞士搖鈴手叮叮噹噹地把瓷杯擺放整齊。又像個真空除塵器，一陣風走過每一間屋子，找出沒弄好的地方，把它弄整齊。她只須手執小泥刀在花園裡走上兩趟，花兒就在她身後溫暖的空氣中燃起顫巍巍的紅火。她睡得極安靜，一夜翻身不到三次，舒坦得像一隻白色的手套。但是天一亮，手套裡插進了一隻精力充沛的手。她醒著時總像扶正畫框一樣，把每個人都弄得端端正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