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汝芳是“泰州學派”早期的重要代表，“其學出於顏鈞，承姚江之末流，而極於氾濫，故其說放誕自如，敢為高論”（《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八），在詩學方面有性靈自得的要求，對潘孝子“所為文詞，俱信筆發揮，每佔心得”（《純孝冊序》）的大力推許，即可見其一斑；與之相應，其詩每見曠達之色，陶望齡稱其學“盡超物偽，獨遊乎天”，又說“先生之趣於詩，詩之內也，詩不必盡傳，而意為猶遠”，為“詩人之詩”（《明德詩集敘》），實即著眼於此。晚出於羅汝芳的焦竑，亦為“泰州學派”中人，其論詩亦重性靈，以為“詩非他，人之性靈之所寄也”（《雅娛閣集序》），其詩則如耿定向《評白下楊、焦兩生詩》所云“淳也雅而淡，竑乎簡而狂……各各有自得，我心亦已降”，同樣有率性自然的風神，若論其因緣，則又與其“學道者當盡掃古人之芻狗，從自己胸中闢取一片乾坤，方成真受用”（《支談上》）的心學思想密切相關。而“泰州學派”的後勁陶望齡，曾與焦竑、袁宗道一起講論性命之學，於羅汝芳之學又最為傾心，為學以“求自得於心”（陶崇道《大司成文簡公傳》）為宗旨，受此影響，其所為詩則又有朱彝尊所謂“芸夫蕘豎面具”（《靜志居詩話》卷一六）之表徵。

羅汝芳是王陽明的三傳弟子，他是泰州學派的重要祖師，而泰州學派是最近於禪的，而泰州學派有記載的二百多人中，許多具有較深的禪定功夫。

而羅汝芳也是坐化而亡，這是普通高僧也難以達到此修行功夫。此外，我們現在讀的《楞嚴經》也是經過羅汝芳校勘過的。

羅汝芳最偉大之處是將儒、道、釋三家融合，羅汝芳為學主張孝悌慈本性人人現成．本自具足，不須外求。並身體力行。實際，在日本信奉心學的一批人發動了明治維新，使得日本走上現代化的道路。實際日本國學就是心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