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律是音樂形成的物質基礎，古琴是樂器，自然要講求音律。《呂氏春秋大樂》中雲：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於度量，起於太一。前輩琴家曾有言，用律嚴而取音正，乃入門必經之程式，為各派所同。
古琴主要採用三分損益法。
“三分損益法”是中國音律史上最早產生的完備的律學理論，被稱為“音律學之祖”，大約在春秋中期出現。《管子·地員篇》雲：“凡將起五音，幾首，先主 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鐘小素之首以成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為百有八，為徵。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生商。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生羽。有 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三分損益包含兩個含義，三分損一和三分益一：根據某一特定的弦，去其三分之一，即三分損一，可得出該絃音的上方五度音；將該 弦增長三分之一，即三分益一，可得出該絃音的下方四度音。從一律出發，將上述兩種方法交替、連續使用，各音律得以生成。“三分損益法”的記載最早見於《管 子·地員篇》，只算到五個音，到《呂氏春秋·音律篇》時，用此法已經算全了十二律的長度規範。按“三分損益法”生律的次序，求上方五度音之律，古代稱為 “下生”；求下方四度之律，古代稱為“上生”。從一律出發，下生五次，上生六次，便可得出十二律。
另外，古琴的泛音正好與純律相合，純律是在泛音列的基礎上生成的音律。雖然目前還沒有發現中國古代有關於純律的理論，但是在七絃琴第三、六、八、十一等四 個徽，依次當弦度五分之一、五分之二、五分之三、五分之四處，其比值的分母均為五，為純律所獨有。因此，楊蔭瀏先生指出：“一首琴曲，若用到三、六、八、 十一徽上的泛音，則這首琴曲所用的律，便只能是純律。”從琴譜《碣石調·幽蘭》中用到六、八、十一徽上的泛音看，可以證實中國在公元六世紀就已應用了純 律。
由上可知，古琴主要使用“三分損益法”，泛音較多的樂曲可視為“三分損益法”與“純律”相混合使用。
音律是音樂形成的物質基礎，古琴是樂器，自然要講求音律。《呂氏春秋大樂》中雲：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於度量，起於太一。前輩琴家曾有言，用律嚴而取音正，乃入門必經之程式，為各派所同。
古琴主要採用三分損益法。
“三分損益法”是中國音律史上最早產生的完備的律學理論，被稱為“音律學之祖”，大約在春秋中期出現。《管子·地員篇》雲：“凡將起五音，幾首，先主 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鐘小素之首以成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為百有八，為徵。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生商。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生羽。有 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三分損益包含兩個含義，三分損一和三分益一：根據某一特定的弦，去其三分之一，即三分損一，可得出該絃音的上方五度音；將該 弦增長三分之一，即三分益一，可得出該絃音的下方四度音。從一律出發，將上述兩種方法交替、連續使用，各音律得以生成。“三分損益法”的記載最早見於《管 子·地員篇》，只算到五個音，到《呂氏春秋·音律篇》時，用此法已經算全了十二律的長度規範。按“三分損益法”生律的次序，求上方五度音之律，古代稱為 “下生”；求下方四度之律，古代稱為“上生”。從一律出發，下生五次，上生六次，便可得出十二律。
另外，古琴的泛音正好與純律相合，純律是在泛音列的基礎上生成的音律。雖然目前還沒有發現中國古代有關於純律的理論，但是在七絃琴第三、六、八、十一等四 個徽，依次當弦度五分之一、五分之二、五分之三、五分之四處，其比值的分母均為五，為純律所獨有。因此，楊蔭瀏先生指出：“一首琴曲，若用到三、六、八、 十一徽上的泛音，則這首琴曲所用的律，便只能是純律。”從琴譜《碣石調·幽蘭》中用到六、八、十一徽上的泛音看，可以證實中國在公元六世紀就已應用了純 律。
由上可知，古琴主要使用“三分損益法”，泛音較多的樂曲可視為“三分損益法”與“純律”相混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