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中國，挖掘出來的文物確實都歸國家所有。不過需要補充的是，挖掘出來之前，也歸國家所有。所有權和是否事先發現、是否挖掘出來、誰挖掘出來的都沒有任何關係，而是和文物的狀態有關，只要是被埋藏在地下和水下，就是國家所有。這裡的文物不止是瓷片這種可移動文物，古遺址本身也是不可移動文物。
2.關於響應速度的問題。大概可以分解為幾個方面：
首先，對於地下（水下）到底埋藏了多少文物、具體的分佈範圍和價值，這種問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完全搞清楚。只能根據考古調查、鑽探和以往發掘儘可能多地獲得相關資訊和線索。沒有被發現的地下文物，有些是因地表被建築物佔壓無法開展工作，有些是因為工作不夠（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和錢），有些是因為埋藏較深或認識不足等原因現有手段確實難以發現。所以遇到新發現的地下文物，儘管名義上是國家的，但事實上處於無人管理狀態，政府因無法事先掌握，反應慢可以理解。
其次，雖然法律規定公民有保護文物的義務，私自發掘、藏匿、私分和哄搶出土文物屬於違法行為，但現實中這種約束機制很弱，相當多違法行為得不到應有的懲治。法律規定有的文物可以由個人所有，可從純粹技術上講，在非科學發掘狀態下出土的可移動文物（應屬國家所有），是很難指認為出自某遺址的，也就是說和那種個人可以合法繼承的傳世文物無法區別。既然如此，很多人自然存在強大的動力去非法持有本應屬於國家的出土文物。像新聞中這樣一個多月才被媒體報道的情況，已經算好的了，實際上，很多遺址被這樣破壞直到消失，也完全不被公眾所瞭解，一小撮人短時間內足以私分相當數量的出土文物。
最後，且不論尚未發現的地下文物，即使是大量已發現的、建立了四有檔案的遺址，儲存狀況也極端堪憂，很多已知的文物點在二普和三普之間就不明不白地消失了。因為地下遺存數量眾多、體量巨大，在其地表之上往往存在正常的生產和生活活動（古代遺存多的地方，往往也是現代人口密集區），無法像建立自然保護區那樣靠圈地保護起來，時刻面臨著盜掘的威脅和基建破壞的威脅，保護的工作量極其繁重，從業者和相關經費又極其稀少，很難給政府貢獻政績，相反對文物埋藏點土地用途的限制使得文保工作反而是提高GDP的障礙，所以面對開發商和其他政府強勢部門地位極其低下。如果理解這種狀態，我覺得反應慢甚至無反應確實應該批評，但也很難做得更好了。
1.在中國，挖掘出來的文物確實都歸國家所有。不過需要補充的是，挖掘出來之前，也歸國家所有。所有權和是否事先發現、是否挖掘出來、誰挖掘出來的都沒有任何關係，而是和文物的狀態有關，只要是被埋藏在地下和水下，就是國家所有。這裡的文物不止是瓷片這種可移動文物，古遺址本身也是不可移動文物。
2.關於響應速度的問題。大概可以分解為幾個方面：
首先，對於地下（水下）到底埋藏了多少文物、具體的分佈範圍和價值，這種問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完全搞清楚。只能根據考古調查、鑽探和以往發掘儘可能多地獲得相關資訊和線索。沒有被發現的地下文物，有些是因地表被建築物佔壓無法開展工作，有些是因為工作不夠（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和錢），有些是因為埋藏較深或認識不足等原因現有手段確實難以發現。所以遇到新發現的地下文物，儘管名義上是國家的，但事實上處於無人管理狀態，政府因無法事先掌握，反應慢可以理解。
其次，雖然法律規定公民有保護文物的義務，私自發掘、藏匿、私分和哄搶出土文物屬於違法行為，但現實中這種約束機制很弱，相當多違法行為得不到應有的懲治。法律規定有的文物可以由個人所有，可從純粹技術上講，在非科學發掘狀態下出土的可移動文物（應屬國家所有），是很難指認為出自某遺址的，也就是說和那種個人可以合法繼承的傳世文物無法區別。既然如此，很多人自然存在強大的動力去非法持有本應屬於國家的出土文物。像新聞中這樣一個多月才被媒體報道的情況，已經算好的了，實際上，很多遺址被這樣破壞直到消失，也完全不被公眾所瞭解，一小撮人短時間內足以私分相當數量的出土文物。
最後，且不論尚未發現的地下文物，即使是大量已發現的、建立了四有檔案的遺址，儲存狀況也極端堪憂，很多已知的文物點在二普和三普之間就不明不白地消失了。因為地下遺存數量眾多、體量巨大，在其地表之上往往存在正常的生產和生活活動（古代遺存多的地方，往往也是現代人口密集區），無法像建立自然保護區那樣靠圈地保護起來，時刻面臨著盜掘的威脅和基建破壞的威脅，保護的工作量極其繁重，從業者和相關經費又極其稀少，很難給政府貢獻政績，相反對文物埋藏點土地用途的限制使得文保工作反而是提高GDP的障礙，所以面對開發商和其他政府強勢部門地位極其低下。如果理解這種狀態，我覺得反應慢甚至無反應確實應該批評，但也很難做得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