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著史每多多少少帶點古世近世的意味，且每取倫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著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學所達到的範域，自地質學以致目下新聞紙，而史學外的達爾文論正是歷史方法之大成。

傅斯年正式提出“史學只是史料學”的概念，始於1928 年發表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原文為：“歷史學和語言學在歐洲都是很近才發達的。歷史學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帶點古世近世的意味，且每取倫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

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著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學所達到的範域，自地質學以致目下新聞紙，而史學外的達爾文論正是歷史方法之大成。”

這一表達，傅斯年先後還使用過“便是”、“本是”、“即”等等，意思大同小異。值得注意的是，傅斯年所認為“只是史料學”的史學，並非泛泛而言，而是指近代的歷史學。這種近代的歷史學不同於古典的史學，確切地說，是分科治學以後的史學。

這樣的史學雖然以近代以來的歐洲為典範，在中國歷史上卻早已出現過。中國的歷史源遠流長，史學也發達較早。所以，所謂“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絕不是故作大言，而是傅斯年對於中西史學歷史變遷的理解與把握的濃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