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夏商周時期，古代先賢就透過制禮作樂，形成了一套頗為完善的禮樂制度，並推廣為道德倫理上的禮樂教化，用以維護社會秩序上的人倫和諧。

中國古代的“禮”和“樂”起源於遠古的原始崇拜。《禮記》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其貢獻的禮品、擊土鼓而作樂，便是最早的禮樂儀式。到了傳說中的五帝時期，雖然帝王的領袖地位和遞相禪讓產生了“禮”的意識，但是禮的制度還未產生。到了夏朝，由於“天下為家，各親其親”，於是“大人世及以為禮”，“禮義以為紀”，禮儀制度才逐漸建立起來。但夏禮因文字記載和考古材料的缺乏，已難知其詳。商禮由於殷墟考古的大量發現，以及《史記》有較多的記載，則已彰彰可考。到了周代，禮制集前代之大成，逐漸完備和成熟起來，因為這時不僅形成了系統的禮樂制度，而且賦予禮樂以豐富的人文內涵。“樂”在周之前也已有不少歌舞產生。到了周代，“樂”的內容不斷豐富，形成了相應的制度，設定了專門的機構來規範和管理樂舞。

在禮樂文明形成的過程中，周公是一個重要的人物。他制禮作樂，不僅將遠古至殷商的禮樂加以改造和發展，形成系統化的典章制度和行為規範，而且注入“德”的因素，使其具有道德倫理的深刻內涵。孔子是發展中國古代禮樂文明的另一個重要人物。他繼承、推廣和宣揚禮樂文明，整理、傳播了記載古代禮樂文明的儒家經典“六經”，並且，他以禮樂為解說物件，著力彰顯禮樂文明的精義，強調禮樂文明的人倫教化和治世功能。

“禮”是人性的基礎。《禮記》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禮”是人類文明社會最主要的特徵之一，是區別人與動物、文明與野蠻的標準。禮使人明確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懂得尊敬和謙讓；使人區別事物或行為的是非，懂得什麼是該做和不該做的。“禮”也是一種道德規範，引導人們向善和自律。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因此，禮樂文明更強調透過禮教，使社會規則內化為人的內心尺度，透過讓他們知禮、守禮，達到社會和諧的境界。

“樂”的社會作用重在和諧精神。《禮記》曰：“故樂者，審一以定和……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樂”是協調世間萬物的綱紀，它的作用是使人們各安其位，和諧相處。“樂”也有陶冶情操，移風易俗的功用。

禮樂教化開始於中國的西周時期。禮樂教化是和西周分封制、宗法制相對應的治國理政的制度、措施和活動。分封制和宗法制強調等級秩序和家國一體，為了維護統治秩序，統治者就需要各級貴族和臣民通曉並嚴格按照自己所在等級的權利和義務行事，這就必然需要透過教化來普及相關的制度性常識，透過禮樂禮儀習慣來規範人們的日常行為。然而，隨著西周晚期的王室衰微，春秋時期諸侯爭霸、混戰，分封制逐步瓦解，宗法制也難以維繫，禮崩樂壞的現象日益嚴重，生活在春秋晚期的孔子對這些社會秩序混亂的局面痛心疾首，這才有他“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慨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