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儒家創始人，他的思想核心是“仁”“禮”。
“仁”的主張是“仁者愛人”，這一主張是要求統治階級體察民情，反對苛政。孔子認為，要實現“愛人”，還要遵循“忠恕”之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要求。
“禮”的主張是“克己復禮”，就是說要剋制自己，使自己符合“禮”要求，孔子追求的“禮”是西周的等級名分制度，孔子還進一步提出了“正名”的主張，就是校正等級秩序，達到貴賤有序。這體現了他政治思想保守一面。
例如，我們現在提倡要“尊重他人”，“精神文明”等等，如果不把它和長久影響中國社會的倫理思想體系聯絡起來，那怎麼能讓它有個根基呢？“尊重他人”（“愛他人”）這樣的道德觀念正是和儒家的“仁學”相聯絡的。
這裡不能全面的討淪儒家的倫理問題，它無疑有許多方面已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的要求，但它的核心內容“愛人”思想無論如何是我們今天仍應繼承和發揮的。照我看，孔子把“仁”解釋為“愛人”，是基於“親親”思想，《中庸》引孔子的話說：“仁音，人也，親親為大。”
《論語。學而》：“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愛人”並不是憑空產生的，它是從愛自己的親人出發，是愛人的基礎，但是“為仁”不是僅止在“親親”上，而必須“推已及人”，要作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要作到這一點並不容易。得把“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的“忠恕之道”作為“為仁”的準則。如果要把“仁”（“仁政”）推廣到整個社會，這就是孔子所說的：“克已復禮曰仁，—日克已復禮，大下歸仁。為仁由已，而由人乎！”我認為，對“克己復禮”的解釋常有誤。（我自已過去的解釋也不正確。）對“克己復禮”的解釋，往往把“克己”與“復禮”解釋為平列的兩個相對的方面，我認為這不合孔子的思想。
所謂“克己復禮”是說，在“克己”基礎上的“復禮”才叫“仁”。“仁”是人作人的內在品質，“克己”是要靠人對自身內在品質（即“愛人”的品德）的自覺：“禮”是人的行為的外在的禮儀規範，它的作用是為了調節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禮之用，和為貴”。要人們遵守禮儀規範必須是自覺的才有意義，才符合“仁”的要求，所以孔子說：“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對“仁”和“禮”的關係，孔子有非常明確的說法：“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禮雲禮雲，玉帛乎哉！樂雲樂雲，鐘鼓乎哉！”因此，我們可以說，孔子認為“克己”（求仁）是要靠自己的內在自覺性。有了“求仁”的內在自覺性，“我欲仁，斯仁至矣”，並實踐於日用倫常之中，這就是“極高明而道中庸”了。“極高明”要求我們尋求倫理體系中的終極理念，“道中庸”要求我們把它實踐於平常生活之中，而“道中庸”和“極高明”是分不開的。哪怕是尋求最低限度的倫理觀念的“認同”，也是和某種倫理體系的終極理念有著密切的聯絡的。如果說，孔子的“仁學”充分討論了“仁”和“人”（人道）的關係，還沒有來得及去充分討論“仁”與“天”（天道）的關係，那麼孟子在後一方面發揮了孔子的思想，如他說：“盡其心，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
人心本仁，與“天心”本是相通的。對此朱烹說得更明白，他說：“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乎天地之心以為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己矣。”此則從“天心”本“仁”，而說“人心”也不能不“仁”，“人心”與“天心”實是相貫通的，因此儒家的倫理學說實是建立在一道德形上學之上，故《中庸》說：“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儒家這一“天人合一”思想無疑有其特殊的倫理意義，而貢獻於人類社會。
但是，如果我們把曾經支援中國兩千多年有關作人的道理的“仁學”（“仁政”）、“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等批判掉了，那麼我們的社會如何不混亂，如何還能不發生“精神危機”呢？從這裡看，對待傳統的倫理思想，我們只能繼承它、發展它，使之適合現今社會生活之要求，決不能拋棄它。當然，在我們繼承“傳統”的同時，不僅應使“傳統”得到發展與更新，要“日日新，又日新”（這也是中國的傳統），而且還應充分吸收一切適應我們社會發展要求的其他民族的倫理美德。
孔子是儒家創始人，他的思想核心是“仁”“禮”。
“仁”的主張是“仁者愛人”，這一主張是要求統治階級體察民情，反對苛政。孔子認為，要實現“愛人”，還要遵循“忠恕”之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要求。
“禮”的主張是“克己復禮”，就是說要剋制自己，使自己符合“禮”要求，孔子追求的“禮”是西周的等級名分制度，孔子還進一步提出了“正名”的主張，就是校正等級秩序，達到貴賤有序。這體現了他政治思想保守一面。
例如，我們現在提倡要“尊重他人”，“精神文明”等等，如果不把它和長久影響中國社會的倫理思想體系聯絡起來，那怎麼能讓它有個根基呢？“尊重他人”（“愛他人”）這樣的道德觀念正是和儒家的“仁學”相聯絡的。
這裡不能全面的討淪儒家的倫理問題，它無疑有許多方面已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的要求，但它的核心內容“愛人”思想無論如何是我們今天仍應繼承和發揮的。照我看，孔子把“仁”解釋為“愛人”，是基於“親親”思想，《中庸》引孔子的話說：“仁音，人也，親親為大。”
《論語。學而》：“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愛人”並不是憑空產生的，它是從愛自己的親人出發，是愛人的基礎，但是“為仁”不是僅止在“親親”上，而必須“推已及人”，要作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要作到這一點並不容易。得把“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的“忠恕之道”作為“為仁”的準則。如果要把“仁”（“仁政”）推廣到整個社會，這就是孔子所說的：“克已復禮曰仁，—日克已復禮，大下歸仁。為仁由已，而由人乎！”我認為，對“克己復禮”的解釋常有誤。（我自已過去的解釋也不正確。）對“克己復禮”的解釋，往往把“克己”與“復禮”解釋為平列的兩個相對的方面，我認為這不合孔子的思想。
所謂“克己復禮”是說，在“克己”基礎上的“復禮”才叫“仁”。“仁”是人作人的內在品質，“克己”是要靠人對自身內在品質（即“愛人”的品德）的自覺：“禮”是人的行為的外在的禮儀規範，它的作用是為了調節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禮之用，和為貴”。要人們遵守禮儀規範必須是自覺的才有意義，才符合“仁”的要求，所以孔子說：“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對“仁”和“禮”的關係，孔子有非常明確的說法：“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禮雲禮雲，玉帛乎哉！樂雲樂雲，鐘鼓乎哉！”因此，我們可以說，孔子認為“克己”（求仁）是要靠自己的內在自覺性。有了“求仁”的內在自覺性，“我欲仁，斯仁至矣”，並實踐於日用倫常之中，這就是“極高明而道中庸”了。“極高明”要求我們尋求倫理體系中的終極理念，“道中庸”要求我們把它實踐於平常生活之中，而“道中庸”和“極高明”是分不開的。哪怕是尋求最低限度的倫理觀念的“認同”，也是和某種倫理體系的終極理念有著密切的聯絡的。如果說，孔子的“仁學”充分討論了“仁”和“人”（人道）的關係，還沒有來得及去充分討論“仁”與“天”（天道）的關係，那麼孟子在後一方面發揮了孔子的思想，如他說：“盡其心，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
人心本仁，與“天心”本是相通的。對此朱烹說得更明白，他說：“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乎天地之心以為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己矣。”此則從“天心”本“仁”，而說“人心”也不能不“仁”，“人心”與“天心”實是相貫通的，因此儒家的倫理學說實是建立在一道德形上學之上，故《中庸》說：“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儒家這一“天人合一”思想無疑有其特殊的倫理意義，而貢獻於人類社會。
但是，如果我們把曾經支援中國兩千多年有關作人的道理的“仁學”（“仁政”）、“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等批判掉了，那麼我們的社會如何不混亂，如何還能不發生“精神危機”呢？從這裡看，對待傳統的倫理思想，我們只能繼承它、發展它，使之適合現今社會生活之要求，決不能拋棄它。當然，在我們繼承“傳統”的同時，不僅應使“傳統”得到發展與更新，要“日日新，又日新”（這也是中國的傳統），而且還應充分吸收一切適應我們社會發展要求的其他民族的倫理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