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開卷如開芝麻門
“人生識字憂患始，姓名粗記可以休。”項羽這種英雄人物，當然不喜歡讀書。劉邦也不喜歡讀書，甚至也不喜歡讀書人。不過劉邦會用讀書人，項羽有范增而不會用，漢勝楚敗，這也是一個原因。蘇軾這兩句詩倒也不盡是戲言，因為一個人把書讀認真了，就忍不住要說真話，而說真話常有嚴重的後果。這一點，坐牢貶官的蘇軾當然深有體會。而在“文革”時期的中國大陸，一個人甚至不必舞文弄墨說什麼真話，就憑他讀過幾本書的“成分”，已經憂患無窮了。
這種“讀書有罪”的意識加於讀書人的身份壓力，在資本主義的社會里，也感覺得到，海外的知識分子裡，也有一些人只因自己讀過幾本書而忸怩不安，甚至感到罪孽深重。為了減輕心頭的壓力，他們儘量低抑自己知識分子的形象，或者搬弄幾個十九世紀的老名詞來貶低其他的知識分子，以示彼此有別。
其實在目前的社會，知識分子與非知識分子之間，早已愈來愈難“劃清界限”。義務教育愈來愈普及，大眾媒介也多少在推行社會教育，而各行各業的在職訓練也不失為一種專才教育，所以在年輕人裡要找絕對的非知識分子，已經很難了。且舉一例，每年我回臺北，都覺得計程車司機的知識水準在逐漸提高。從駱駝祥子到三輪車伕，從三輪車伕到今日的計程車司機，這一行在這一方面顯然頗有變化。其他行業，或多或少，也莫不如此。中國大陸，從以前的批鬥學者、紅而不專、焚書鎖書、白卷主義，到目前的宣傳尊重知識分子，要幹部學文化，要人民學禮貌，要學者出國深造等等，也都顯示了反知主義的重大錯誤。到今天，我們都應該承認，無論在什麼社會，要是把讀過書的人劃為一個特殊的階級，使它和其他的人對立起來，甚至加以羞辱、壓抑，絕非健康之舉。
讀書其實只是交友的延長。我們交友，只能以時人為物件，而且朋友的數量畢竟有限。但是靠了書籍，我們可以廣交異時和異地的朋友；要說擇友，那就更自由了。一個人的經驗當然以親身得來的最為真切可靠，可是直接的經驗畢竟有限。讀書，正是吸收間接的經驗。生活至上論者說讀書是逃避現實，其實讀書是擴大現實，擴大我們的精神世界。就算是我們的親身經驗，也不妨多聽聽別人對相似的經驗有什麼看法，以資印證。相反地，我認為不讀書的人才逃避現實，因為他只生活在一種空間。英國文豪約翰生說：“寫作的惟一目的，是幫助讀者更能享受或忍受人生。”倒過來說，讀書的目的也在加強對人生的享受，如果你得意；或是對人生的忍受，如果你失意。
在知識爆炸的現代，書，是絕對讀不完的，如果讀書不得其法，則一味多讀也並無意義。古人矜博，常說什麼“於學無所不窺”，什麼“一物不知，君子之恥”。西方在文藝復興的時代，也多通人，即所謂Renaissance Man。十六世紀末年，培根在給伯利勳爵的信中竟說：“天下學問皆吾本分。”現代的學者，誰敢講這種話呢?學問的專業化與日俱進，書愈出愈多，知識愈積愈厚，所以愈到後代，愈不容易做學問世界的亞歷山大了。
不過，知識爆炸不一定就是智慧增高。我相信，今人的知識一定勝過古人，但智慧則未必。新知識往往比舊知識豐富、正確，但是真正的智慧卻難分新舊。知識，只要收到就行了。智慧卻需要再三玩味，反覆咀嚼，不斷印證。如果一本書愈讀愈有味，而所獲也愈豐，大概就是智慧之書了。據說《天路歷程》的作者班揚，生平只熟讀一部書：聖經。彌爾頓是基督教的大詩人，當然也熟讀聖經，不過他更博覽群書。其結果，班揚的成就也不比彌爾頓遜色多少。真能善讀一本智慧之書的讀者，離真理總不會太遠，無論知識怎麼爆炸，也會得魚忘筌的吧。
叔本華說：“只要是重要的書，就應該立刻再讀一遍。”他所謂的重要的書，正是我所謂的智慧之書。要考驗一本書是否不朽，最可靠的試金石當然是時間。古人的經典之作已經有時間為我們鑑定過了；今人的呢，可以看看是否經得起一讀再讀。一切創作之中，最耐讀的恐怕是詩了。就我而言，“峨眉山月半輪秋”和“岐王宅裡尋常見”，我讀了幾十年，幾百遍了，卻並未讀厭；所以趙翼的話“至今已覺不新鮮”，是說錯了。其次，散文、小說、戲劇甚至各種知性文章等等，只要是傑作，自然也都耐讀。奇怪的是，詩最短，應該一覽無遺，卻時常一覽不盡。相反地，卷帙浩繁、令人讀來廢寢忘食的許多偵探故事和武俠小說，往往不能引人看第二遍。凡以情節取勝的作品，真相大白之後也就完了。真正好的小說，很少依賴情節。詩最少情節，就連敘事詩的情節，也比小說稀薄，所以詩最耐讀。
余光中：開卷如開芝麻門
“人生識字憂患始，姓名粗記可以休。”項羽這種英雄人物，當然不喜歡讀書。劉邦也不喜歡讀書，甚至也不喜歡讀書人。不過劉邦會用讀書人，項羽有范增而不會用，漢勝楚敗，這也是一個原因。蘇軾這兩句詩倒也不盡是戲言，因為一個人把書讀認真了，就忍不住要說真話，而說真話常有嚴重的後果。這一點，坐牢貶官的蘇軾當然深有體會。而在“文革”時期的中國大陸，一個人甚至不必舞文弄墨說什麼真話，就憑他讀過幾本書的“成分”，已經憂患無窮了。
這種“讀書有罪”的意識加於讀書人的身份壓力，在資本主義的社會里，也感覺得到，海外的知識分子裡，也有一些人只因自己讀過幾本書而忸怩不安，甚至感到罪孽深重。為了減輕心頭的壓力，他們儘量低抑自己知識分子的形象，或者搬弄幾個十九世紀的老名詞來貶低其他的知識分子，以示彼此有別。
其實在目前的社會，知識分子與非知識分子之間，早已愈來愈難“劃清界限”。義務教育愈來愈普及，大眾媒介也多少在推行社會教育，而各行各業的在職訓練也不失為一種專才教育，所以在年輕人裡要找絕對的非知識分子，已經很難了。且舉一例，每年我回臺北，都覺得計程車司機的知識水準在逐漸提高。從駱駝祥子到三輪車伕，從三輪車伕到今日的計程車司機，這一行在這一方面顯然頗有變化。其他行業，或多或少，也莫不如此。中國大陸，從以前的批鬥學者、紅而不專、焚書鎖書、白卷主義，到目前的宣傳尊重知識分子，要幹部學文化，要人民學禮貌，要學者出國深造等等，也都顯示了反知主義的重大錯誤。到今天，我們都應該承認，無論在什麼社會，要是把讀過書的人劃為一個特殊的階級，使它和其他的人對立起來，甚至加以羞辱、壓抑，絕非健康之舉。
讀書其實只是交友的延長。我們交友，只能以時人為物件，而且朋友的數量畢竟有限。但是靠了書籍，我們可以廣交異時和異地的朋友；要說擇友，那就更自由了。一個人的經驗當然以親身得來的最為真切可靠，可是直接的經驗畢竟有限。讀書，正是吸收間接的經驗。生活至上論者說讀書是逃避現實，其實讀書是擴大現實，擴大我們的精神世界。就算是我們的親身經驗，也不妨多聽聽別人對相似的經驗有什麼看法，以資印證。相反地，我認為不讀書的人才逃避現實，因為他只生活在一種空間。英國文豪約翰生說：“寫作的惟一目的，是幫助讀者更能享受或忍受人生。”倒過來說，讀書的目的也在加強對人生的享受，如果你得意；或是對人生的忍受，如果你失意。
在知識爆炸的現代，書，是絕對讀不完的，如果讀書不得其法，則一味多讀也並無意義。古人矜博，常說什麼“於學無所不窺”，什麼“一物不知，君子之恥”。西方在文藝復興的時代，也多通人，即所謂Renaissance Man。十六世紀末年，培根在給伯利勳爵的信中竟說：“天下學問皆吾本分。”現代的學者，誰敢講這種話呢?學問的專業化與日俱進，書愈出愈多，知識愈積愈厚，所以愈到後代，愈不容易做學問世界的亞歷山大了。
不過，知識爆炸不一定就是智慧增高。我相信，今人的知識一定勝過古人，但智慧則未必。新知識往往比舊知識豐富、正確，但是真正的智慧卻難分新舊。知識，只要收到就行了。智慧卻需要再三玩味，反覆咀嚼，不斷印證。如果一本書愈讀愈有味，而所獲也愈豐，大概就是智慧之書了。據說《天路歷程》的作者班揚，生平只熟讀一部書：聖經。彌爾頓是基督教的大詩人，當然也熟讀聖經，不過他更博覽群書。其結果，班揚的成就也不比彌爾頓遜色多少。真能善讀一本智慧之書的讀者，離真理總不會太遠，無論知識怎麼爆炸，也會得魚忘筌的吧。
叔本華說：“只要是重要的書，就應該立刻再讀一遍。”他所謂的重要的書，正是我所謂的智慧之書。要考驗一本書是否不朽，最可靠的試金石當然是時間。古人的經典之作已經有時間為我們鑑定過了；今人的呢，可以看看是否經得起一讀再讀。一切創作之中，最耐讀的恐怕是詩了。就我而言，“峨眉山月半輪秋”和“岐王宅裡尋常見”，我讀了幾十年，幾百遍了，卻並未讀厭；所以趙翼的話“至今已覺不新鮮”，是說錯了。其次，散文、小說、戲劇甚至各種知性文章等等，只要是傑作，自然也都耐讀。奇怪的是，詩最短，應該一覽無遺，卻時常一覽不盡。相反地，卷帙浩繁、令人讀來廢寢忘食的許多偵探故事和武俠小說，往往不能引人看第二遍。凡以情節取勝的作品，真相大白之後也就完了。真正好的小說，很少依賴情節。詩最少情節，就連敘事詩的情節，也比小說稀薄，所以詩最耐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