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字最早出現在《論語·雍也》：“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說明在孔子之時，儒的層次已經有好壞之分了。“儒”是“需”的引申，而“需”的本義為柔弱遲緩。《說文》：“儒，柔也。”，“需”即“雨而”，《易》曰：“雲上於天為需。”謂密雲未雨，故有遲緩濡滯之象。因此，儒最初的含義應該是：柔弱迂緩之人。
儒者的衣冠謂之“儒服”，即“章甫”。《禮記》中孔子對魯哀公說：“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孔子的祖先是宋人，是殷商的後裔，儒服不過是殷族的鄉服。可以推斷，最初的儒是商朝的遺民，他們衣殷服，習殷禮。儒為殷人，這是儒的第二層含義。
商為周滅後，殷人便成了亡國之族，他們在周族的統治下忍辱負重，被迫養成了柔弱謙遜的族風，《左傳》中記載了孔子遠祖正考父的鼎銘：“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餘敢侮。”這是何等的卑微懦弱，分明是亡國遺民的生存之道！所以儒之柔弱，不僅指逢衣博帶文縐縐的樣子，而且還是殷人忍辱求存的人生觀。
周人是西方的少數部族，其文化程度遠遠比不上立國東方六百年之久的殷人，但為了統治人數眾多的殷民，周人不得不因襲殷朝的文化制度，所以孔子說周禮因於殷禮，有所損益。而殷遺民在經過“武庚之亂”等幾次反抗失敗之後，為了生存也不得不臣僕於周室，並用自己的專長去換取衣食之資，正如孔子所說：“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於是殷人端章甫，戴古冠，捧鬯酒，替周人主持祭禮（鄙事），久而久之，衍生出了一種職業“儒士”。因此，儒變成了主持祭禮的一種職業。
孔子自然是一個以治喪相禮為職業的儒士，《論語》裡有很多關於喪禮習俗和他為人治喪的記載，如：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論語·八佾》）
“喪，與其易也，甯戚。” （《論語·八佾》）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論語·述而》）
“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 （《論語·子罕》）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論語·述而》）
“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論語·衛靈公》）
“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論語·子張》）
在《禮記》裡，關於孔子及其弟子治喪禮的記載則更多，可見孔子及其弟子都是以授徒和相禮為職業的儒士。他們精通六藝，繼續儲存著殷商的古禮和衣冠，並透過授徒立說，擴大影響，到了春秋末期，儒士以孔子為領袖，逐漸成為當時朝野中一大精英階層，最終改變了殷人“在野”的地位，從而積極參與朝政。比如孔子曾擔任過魯國的中都宰，最後以大司寇攝相事，子路做過季氏家臣和衛國蒲邑大夫，冉求做過季氏家臣，子游曾任武城宰，子貢曾任魯、衛兩國之相。這時，儒已經不再是卑賤懦弱、替人相禮的“儒士”了，而成為了剛毅進取、以仁為己任的“儒家”！到了孟子之時，甚至發展到“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的氣象了！
儒的最終發展成為以仁為己任，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顯學”，儒家也演變成為一個穩定的社會政治團體。
從“柔弱恭順”的古儒風到“剛毅弘大”的新儒風，悠久的殷商文化最終征服了周文化。在這個發展過程中，孔子可謂功不可沒，所以後世儒者說“世無仲尼，萬古如長夜”。孔子的偉大，在於他突破了狹隘的民族觀念，大膽喊出了“吾從周”的口號，他所推崇的“周禮”，並非周朝或殷商的一族之禮，而是千年來相容幷蓄不斷積累發展的華夏之禮！因為孔子睿智地看到，經過六百年的民族融合，到春秋末期，周室衰微，殷商舊邦的諸侯國則繼續發展，周、殷的民族界限已經很模糊了，孔子放棄了柔弱的舊儒，將數千年來夏、商、週三代演變的文化進行了“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損益，使殷商的儒術變成了整個華夏族的主流文化之一“儒學”。
更難能可貴的是，儒家雖以祭禮為本業，但並不迷信鬼神。孔子主張“敬鬼神而遠之”，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可見孔子認為人的事情比鬼神的事情要重要，《論語》裡特別記載了一件小事：
廊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論語·鄉黨》）
其要表達的思想核心就是“民本”。 翻開儒家典籍，到處都閃耀著“民本”思想，《尚書》開篇《虞夏書》裡直接指出：“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儒家已經認識到，人才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孟子乾脆直接宣稱“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所以要“仁者，愛人”，所以要“禮之用，和為貴”，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儒家最寶貴、最務實、最閃光的思想，也是儒學對中華民族最大的貢獻。大哉，孔丘！
“儒”字最早出現在《論語·雍也》：“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說明在孔子之時，儒的層次已經有好壞之分了。“儒”是“需”的引申，而“需”的本義為柔弱遲緩。《說文》：“儒，柔也。”，“需”即“雨而”，《易》曰：“雲上於天為需。”謂密雲未雨，故有遲緩濡滯之象。因此，儒最初的含義應該是：柔弱迂緩之人。
儒者的衣冠謂之“儒服”，即“章甫”。《禮記》中孔子對魯哀公說：“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孔子的祖先是宋人，是殷商的後裔，儒服不過是殷族的鄉服。可以推斷，最初的儒是商朝的遺民，他們衣殷服，習殷禮。儒為殷人，這是儒的第二層含義。
商為周滅後，殷人便成了亡國之族，他們在周族的統治下忍辱負重，被迫養成了柔弱謙遜的族風，《左傳》中記載了孔子遠祖正考父的鼎銘：“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餘敢侮。”這是何等的卑微懦弱，分明是亡國遺民的生存之道！所以儒之柔弱，不僅指逢衣博帶文縐縐的樣子，而且還是殷人忍辱求存的人生觀。
周人是西方的少數部族，其文化程度遠遠比不上立國東方六百年之久的殷人，但為了統治人數眾多的殷民，周人不得不因襲殷朝的文化制度，所以孔子說周禮因於殷禮，有所損益。而殷遺民在經過“武庚之亂”等幾次反抗失敗之後，為了生存也不得不臣僕於周室，並用自己的專長去換取衣食之資，正如孔子所說：“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於是殷人端章甫，戴古冠，捧鬯酒，替周人主持祭禮（鄙事），久而久之，衍生出了一種職業“儒士”。因此，儒變成了主持祭禮的一種職業。
孔子自然是一個以治喪相禮為職業的儒士，《論語》裡有很多關於喪禮習俗和他為人治喪的記載，如：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論語·八佾》）
“喪，與其易也，甯戚。” （《論語·八佾》）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論語·述而》）
“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 （《論語·子罕》）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論語·述而》）
“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論語·衛靈公》）
“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論語·子張》）
在《禮記》裡，關於孔子及其弟子治喪禮的記載則更多，可見孔子及其弟子都是以授徒和相禮為職業的儒士。他們精通六藝，繼續儲存著殷商的古禮和衣冠，並透過授徒立說，擴大影響，到了春秋末期，儒士以孔子為領袖，逐漸成為當時朝野中一大精英階層，最終改變了殷人“在野”的地位，從而積極參與朝政。比如孔子曾擔任過魯國的中都宰，最後以大司寇攝相事，子路做過季氏家臣和衛國蒲邑大夫，冉求做過季氏家臣，子游曾任武城宰，子貢曾任魯、衛兩國之相。這時，儒已經不再是卑賤懦弱、替人相禮的“儒士”了，而成為了剛毅進取、以仁為己任的“儒家”！到了孟子之時，甚至發展到“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的氣象了！
儒的最終發展成為以仁為己任，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顯學”，儒家也演變成為一個穩定的社會政治團體。
從“柔弱恭順”的古儒風到“剛毅弘大”的新儒風，悠久的殷商文化最終征服了周文化。在這個發展過程中，孔子可謂功不可沒，所以後世儒者說“世無仲尼，萬古如長夜”。孔子的偉大，在於他突破了狹隘的民族觀念，大膽喊出了“吾從周”的口號，他所推崇的“周禮”，並非周朝或殷商的一族之禮，而是千年來相容幷蓄不斷積累發展的華夏之禮！因為孔子睿智地看到，經過六百年的民族融合，到春秋末期，周室衰微，殷商舊邦的諸侯國則繼續發展，周、殷的民族界限已經很模糊了，孔子放棄了柔弱的舊儒，將數千年來夏、商、週三代演變的文化進行了“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損益，使殷商的儒術變成了整個華夏族的主流文化之一“儒學”。
更難能可貴的是，儒家雖以祭禮為本業，但並不迷信鬼神。孔子主張“敬鬼神而遠之”，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可見孔子認為人的事情比鬼神的事情要重要，《論語》裡特別記載了一件小事：
廊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論語·鄉黨》）
其要表達的思想核心就是“民本”。 翻開儒家典籍，到處都閃耀著“民本”思想，《尚書》開篇《虞夏書》裡直接指出：“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儒家已經認識到，人才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孟子乾脆直接宣稱“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所以要“仁者，愛人”，所以要“禮之用，和為貴”，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儒家最寶貴、最務實、最閃光的思想，也是儒學對中華民族最大的貢獻。大哉，孔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