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合歷代的皇朝，永遠都不是皇帝的一言堂。一個國家的衰敗是一個政權的腐敗，明朝的滅亡是一個皇帝的任性和官員的腐敗，中國古代所有皇帝都希望統一中國和有流芳百世的政績，但皇帝又要防止大臣奪權，當一個朝廷沒有了良臣，只剩下只有私心的大臣，不滅亡都是不可能的事

明朝的萬曆，後世評價褒貶不一。因為他的常年不上朝，可是國家不僅運轉正常，還打完了萬曆三大徵沒什麼問題。他痛恨張居正張先生的表裡不一，加上大臣們因為新法影響了自己的利益，不停的鼓譟，於是廢掉了一條鞭法絕大部分做法，國家也沒有什麼大亂子。

這就證明萬曆同志是有手腕的，有能力的。但是，不上朝，就代表無法接觸到大臣，某些問題不能做到精準單位。最明顯就是萬曆早期實行一條鞭法下面執行出了很大問題，到了後期清算張居正，萬曆積蓄很久的委屈和外部因素影響造成了圍困張府餓死張居正大兒子的慘劇。萬曆知道嗎？知道。但是那時候已經晚了。一個國家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就是出了大問題，緣由就是吏治！而吏治問題並不是萬曆朝就有的。

但是嘉靖萬曆爺孫兩把這個問題擴大了，不上朝，長期依賴內閣處理政務。以那時候明朝內閣的德行，為人民服務，為萬曆盡忠。是絕對不靠譜的。

直到後面崇禎重新掌政，抓過大權，底子都爛透了，天下一團糟。積重難返。大明，真的不行了。

崇禎死後，清兵入京。大臣們投降甚多。毫無節操。

綜上所述，萬曆對明朝滅亡有責任，但不能全怪他。萬曆三大徵浪費錢糧，也不是萬曆硬拉別人打的。

一個王朝的滅亡，不簡單是一個人的原因，即便這個人擁有制度內最至高無上的權力。

為什麼這麼說呢？

這就好像你得了癌症，但是支配你身體的大腦並不能清晰認知到這個癌細胞是怎麼出現的，然後又是怎麼擴散的，擴散到了哪裡，要怎麼樣才能保住小命？是斷手還是斷腳，是摘掉腎，還是割掉肝，這些都不是一件大腦能夠直觀意識到的事情，更何況即便你知道了，你的大腦也要去思考，去權衡，去取捨，可是每況愈下的身體卻沒有那麼多時間可以等。

你不能把你的死亡歸結於大腦，不是大腦讓你掛掉的，是那些潛藏在身體內，你一開始沒有察覺，等差距到時已無能無力的癌細胞。而這一個癌變的過程卻又不是一天兩天，或許在藥物的作用下你能多活幾年，或者摘掉了病變的器官你就能活下來。

所以說，明朝的滅亡，並不是簡單的皇帝治理的問題，推而廣之，所有王朝的滅亡，既有皇帝的問題，但歸根結底是制度的問題。

任何一開始設計得再好的制度，如果不能隨著時代的需求的變化而變化，最終好的制度只會變成壞的制度。而所有的制度，都不可能照顧到每一個人，總有人會在制度之中失去一些利益，而總有人因為制度而受益。

大明的滅亡，其實就是現行制度下，利益分配不公，既得利益者們把持著國家權力，剝削著大部分人，而這些既得利益者們，在維護體制的過程中，卻又不遺餘力地佔制度的便宜來謀求私利，從而導致這種社會現象成為主流的價值觀，而敗壞了制度，毀滅了國家政府。

一個社會制度無法在為絕大多數人謀求利益的時候，就註定它已經病入膏肓了，如果沒有徹底重新分配利益，這個社會制度就會徹底崩盤。放在農耕社會下，土地兼併是導致絕大多數人喪失基本利益的緣故。

而放在大明，讀書人優渥的稅收政策，使得官紳們在土地兼併上更加如魚得水，為了享受這種政策，往往很多自耕農習慣將土地所有權放在宗族之下，這樣就造成了明代宗族的影響力巨大，而宗族之間又有大宗族，小宗族，大宗族兼併小宗族的田畝，使得明代的稅收隨著人口的增長，卻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增長。

而在商稅方面，商人們依託於官紳為保護傘，一直抵制朝廷在稅收方面下手，看著商業日益繁茂，卻無法收稅這是極其痛苦的。皇帝往往想要收稅，就會有一大群官員跳出來指責其是“與民爭利”。萬曆當年開“礦稅”，就已經被批稱“昏聵”了。

明嘉靖以後，政府的財政已經是寅吃卯糧了，有才能有抱負的官員不是不想去革新，皇帝本人也不是想不到問題癥結之所在。可是如果改革，勢必這個朝廷立馬完蛋，畢竟維持這個國家運作的官吏們，靠的就是現行體制而獲取利益的，如果不改革，一時半會還能撐下去。

不是所有人都有壯士斷腕的決心的，也不是所有人都擁有這種改革所需要的力量的。皇帝的權力再大，沒有支援他的人幫助執行，他就會變成孤家寡人，被所有人反對。

權力大的人，不一定就能為所欲為，因為這份權力如果不能帶給支援維護他的階層帶去利益，那麼他就會立刻變成被拋棄的人。

就好比一個團隊的領頭人，我們為什麼甘心屈居他之下，聽他的命令，甚至有時候還要忍受一些屈辱，那是因為他能夠給整個團隊帶來利益。倘若某一天，他沒有這個能力了，那麼不用你去推翻他，他自然就要被整個團隊所拋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