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
在日本文化裡仍處於重要地位的漢文學中，白居易正是位於這重中之重。無論讓哪個國家的學者或是哪個時代的日本文人來評說，對於日本漢文學乃至日本古代文學影響最大的中國詩人，無疑是白居易。他在日本的文學意義甚至遠遠超越了中國唐詩傳統定義上的偉大詩人“李杜”二人。
據考，白居易的作品傳入日本的時間最早見《日本文德天皇實錄》上所記載，承和五年（公元838年），由太宰少貳藤原嶽守從唐商人帶來的物品中挑出 《元白詩筆》呈現給仁明天皇。隨後，遣唐使陸續帶回了更多的作品。其詩一經傳入，迅速流傳開來，深受當時日本文人的喜愛。據《日本國見在書目》記載，當時傳到日本的有《白氏文集》（70卷），《白氏長慶集》（29卷）。這個時代的中國當然是文化鼎盛唐朝、白樂天所處的時代，而日本此時，則正處於漢詩文全盛期的平安時代。
在平安文士大江維時編輯的《千載佳句》中，共收中日詩人詩歌1110首，白居易一人之作品即佔了535首，幾乎佔半數。在藤原公任編纂的詩集《和漢朗詠集》中，共收錄588首詩，其中白居易的詩就達139首之多。在這一時期問世的《源氏物語》、《枕草子》等作品中，處處可見對白詩的引用與活用。《源氏物語》中引用中國古典文學典籍185處，其中白詩達106處之多。《枕草子》中引用的漢文典籍共計39處，其中《白氏文集》以13處為最多。由此可知，白居易的詩歌在當時已流傳廣泛且具有較大影響力。本文試透過對白居易詩文的特點的淺析，進一步分析白居易文學流行於日本平安時代的原因。
白居易的詩歌通俗易懂、平易流暢，自古以來深受人們的喜愛。他的作品在傳入日本後，便迅速成為平安王朝貴族、學者、諸多文人等的必讀教材。關於白詩在日本平安時代流行的原因，日本學者進行了多方面的考察。其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是金子彥二郎（《平安時代文學與白氏文集——句題和歌•千載佳句研究篇》）之說：一、白詩產生時的社會生活條件與我們平安時代極為類似；二、白樂天的身份和地位與我們平安時代的文人也頗為相似；三、白樂天的性格、興趣愛好以及為人等方面又幾乎可以視為我們平安時代典型日本人的那種型別；四、從質和量兩方面來看，七十餘卷的《白氏文集》對於我們平安時代的文人來說，是一部大型文學事典兼辭典性質的存在。
首先，就社會環境生活條件而言，白居易所處的中唐時期正是唐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時刻，在長時間內累計而成的唐朝經濟文化方面的強盛不是簡簡單單就能化作泡影的，白居易生活的這個時期，社會發展還處在全盛時期的繁華階段，但是在政治大動作的影響下，已有衰弱這無可奈何的景象。而當時的平安朝呢，中央集權的天皇權利逐漸被各大武家政權分割，就如唐土那邊的藩鎮割據一般，東瀛的中央權利也被各家削弱，天皇與宮中那些空有名頭的大臣們不能反抗那些權臣家族，也只能泯酒吟詩徒具風雅罷了。
白居易在唐朝中期的文人中已經是有著不錯的社會地位了，即使是貶官江州，好歹也是個司馬，而由於其詩通俗到“老嫗能解”的程度，無論是本就喜愛他的文采的文人學士或是朗朗上口的那些社會小老百姓，都能雅俗共賞。當時日本的文人墨客們也非是達官貴人既是風雅名士，白居易享受到的宮內野外的雅與俗他們也都體會得到。
介紹白居易時不得不提到的《琵琶行》，其中對於白居易的個性和審美情趣有個較全面的展現，對於“夜”、“月”、“水”、“音”的審美與最後“哀”的那個結局點，正是平安朝人甚至是整人日本從古至今的貫徹的審美思想“物哀”。白居易的詩歌行文中的每一個意象都與日本文人的“哀”的風雅意象共鳴，莫怪平安朝野上至天皇下至女官便都是白樂天的忠實崇拜者。日本文化從骨子裡透出的那種靜止的“哀”，恰恰與白居易的閒適感傷情調相契合，再加上白居易晚年時代逐漸養成的佛道思想融入在詩中，在日本當時那個年邁便要出家入道、修身養性的社會流行趨勢看來簡直是稱心如意。
白居易一生中共創作了三千八百多部作品，並且儲存下來的作品也是唐代詩人中最多的一個。另外，白居易本人的經歷曲折而豐富，其作品的取材範圍甚至涵蓋了中唐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當時的日本平安朝文壇崇尚漢詩文，每當文人相聚，大多吟誦漢詩，以展示自己的才華。而對大部分初學漢詩的人而言，在沒有任何參考資料的情況下，是難以作出好詩的，這就需要一種範例或辭典，以供借鑑模仿。無疑，當時流傳到日本的《白氏文集》就起到了這樣一個參考作用。白居易就相當於是那些學習漢詩為風雅的文人們的導師，而他的詩文則是最佳範例，其中對於意象、韻律、節奏與主題的把握，相對於巧玩律韻的杜甫與天馬行空的李白而言，更貼近平安文人們的心理定位。
平安時人欣賞白居易、景仰白居易，卻並非接受他所有的詩歌。白居易把自己的詩分為諷諭、閒適、感傷、雜律四類，其自敘言：“夫美刺者，謂之諷諭；詠性情者，謂之閒適；觸事而發，謂之感傷；其它為雜律。”而平安朝所風靡的，卻只是閒適、感傷這類詩歌。對白居易極為看重的諷喻詩，卻並沒有引起平安人的興趣。白居易的政治熱情，在官場的種種失利中減退，而對於當時已失了官場自主能力的平安朝而言，可能更是諷刺。平安人在摒棄了那些帶有政治色彩的詩歌后，卻又沉迷於白詩的種種趣味風雅中，不得不說是誠實地反應了他們“物哀”思想所獨有的略顯頹廢的精神狀態。但是對於平安朝、及以後日本的文學文化的歷史發展，白居易詩歌的流行正是當時地方文化裹足不前的最佳的一帖良藥。
不是
在日本文化裡仍處於重要地位的漢文學中，白居易正是位於這重中之重。無論讓哪個國家的學者或是哪個時代的日本文人來評說，對於日本漢文學乃至日本古代文學影響最大的中國詩人，無疑是白居易。他在日本的文學意義甚至遠遠超越了中國唐詩傳統定義上的偉大詩人“李杜”二人。
據考，白居易的作品傳入日本的時間最早見《日本文德天皇實錄》上所記載，承和五年（公元838年），由太宰少貳藤原嶽守從唐商人帶來的物品中挑出 《元白詩筆》呈現給仁明天皇。隨後，遣唐使陸續帶回了更多的作品。其詩一經傳入，迅速流傳開來，深受當時日本文人的喜愛。據《日本國見在書目》記載，當時傳到日本的有《白氏文集》（70卷），《白氏長慶集》（29卷）。這個時代的中國當然是文化鼎盛唐朝、白樂天所處的時代，而日本此時，則正處於漢詩文全盛期的平安時代。
在平安文士大江維時編輯的《千載佳句》中，共收中日詩人詩歌1110首，白居易一人之作品即佔了535首，幾乎佔半數。在藤原公任編纂的詩集《和漢朗詠集》中，共收錄588首詩，其中白居易的詩就達139首之多。在這一時期問世的《源氏物語》、《枕草子》等作品中，處處可見對白詩的引用與活用。《源氏物語》中引用中國古典文學典籍185處，其中白詩達106處之多。《枕草子》中引用的漢文典籍共計39處，其中《白氏文集》以13處為最多。由此可知，白居易的詩歌在當時已流傳廣泛且具有較大影響力。本文試透過對白居易詩文的特點的淺析，進一步分析白居易文學流行於日本平安時代的原因。
白居易的詩歌通俗易懂、平易流暢，自古以來深受人們的喜愛。他的作品在傳入日本後，便迅速成為平安王朝貴族、學者、諸多文人等的必讀教材。關於白詩在日本平安時代流行的原因，日本學者進行了多方面的考察。其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是金子彥二郎（《平安時代文學與白氏文集——句題和歌•千載佳句研究篇》）之說：一、白詩產生時的社會生活條件與我們平安時代極為類似；二、白樂天的身份和地位與我們平安時代的文人也頗為相似；三、白樂天的性格、興趣愛好以及為人等方面又幾乎可以視為我們平安時代典型日本人的那種型別；四、從質和量兩方面來看，七十餘卷的《白氏文集》對於我們平安時代的文人來說，是一部大型文學事典兼辭典性質的存在。
首先，就社會環境生活條件而言，白居易所處的中唐時期正是唐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時刻，在長時間內累計而成的唐朝經濟文化方面的強盛不是簡簡單單就能化作泡影的，白居易生活的這個時期，社會發展還處在全盛時期的繁華階段，但是在政治大動作的影響下，已有衰弱這無可奈何的景象。而當時的平安朝呢，中央集權的天皇權利逐漸被各大武家政權分割，就如唐土那邊的藩鎮割據一般，東瀛的中央權利也被各家削弱，天皇與宮中那些空有名頭的大臣們不能反抗那些權臣家族，也只能泯酒吟詩徒具風雅罷了。
白居易在唐朝中期的文人中已經是有著不錯的社會地位了，即使是貶官江州，好歹也是個司馬，而由於其詩通俗到“老嫗能解”的程度，無論是本就喜愛他的文采的文人學士或是朗朗上口的那些社會小老百姓，都能雅俗共賞。當時日本的文人墨客們也非是達官貴人既是風雅名士，白居易享受到的宮內野外的雅與俗他們也都體會得到。
介紹白居易時不得不提到的《琵琶行》，其中對於白居易的個性和審美情趣有個較全面的展現，對於“夜”、“月”、“水”、“音”的審美與最後“哀”的那個結局點，正是平安朝人甚至是整人日本從古至今的貫徹的審美思想“物哀”。白居易的詩歌行文中的每一個意象都與日本文人的“哀”的風雅意象共鳴，莫怪平安朝野上至天皇下至女官便都是白樂天的忠實崇拜者。日本文化從骨子裡透出的那種靜止的“哀”，恰恰與白居易的閒適感傷情調相契合，再加上白居易晚年時代逐漸養成的佛道思想融入在詩中，在日本當時那個年邁便要出家入道、修身養性的社會流行趨勢看來簡直是稱心如意。
白居易一生中共創作了三千八百多部作品，並且儲存下來的作品也是唐代詩人中最多的一個。另外，白居易本人的經歷曲折而豐富，其作品的取材範圍甚至涵蓋了中唐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當時的日本平安朝文壇崇尚漢詩文，每當文人相聚，大多吟誦漢詩，以展示自己的才華。而對大部分初學漢詩的人而言，在沒有任何參考資料的情況下，是難以作出好詩的，這就需要一種範例或辭典，以供借鑑模仿。無疑，當時流傳到日本的《白氏文集》就起到了這樣一個參考作用。白居易就相當於是那些學習漢詩為風雅的文人們的導師，而他的詩文則是最佳範例，其中對於意象、韻律、節奏與主題的把握，相對於巧玩律韻的杜甫與天馬行空的李白而言，更貼近平安文人們的心理定位。
平安時人欣賞白居易、景仰白居易，卻並非接受他所有的詩歌。白居易把自己的詩分為諷諭、閒適、感傷、雜律四類，其自敘言：“夫美刺者，謂之諷諭；詠性情者，謂之閒適；觸事而發，謂之感傷；其它為雜律。”而平安朝所風靡的，卻只是閒適、感傷這類詩歌。對白居易極為看重的諷喻詩，卻並沒有引起平安人的興趣。白居易的政治熱情，在官場的種種失利中減退，而對於當時已失了官場自主能力的平安朝而言，可能更是諷刺。平安人在摒棄了那些帶有政治色彩的詩歌后，卻又沉迷於白詩的種種趣味風雅中，不得不說是誠實地反應了他們“物哀”思想所獨有的略顯頹廢的精神狀態。但是對於平安朝、及以後日本的文學文化的歷史發展，白居易詩歌的流行正是當時地方文化裹足不前的最佳的一帖良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