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是中國歷史上頗受爭議的一個人物，他出身卑微卻志向遠大，憑藉著過人的權謀和智慧，在東漢末年的董卓之亂中脫穎而出。董卓死後，曹操接受荀彧、程昱所議，於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迎接漢獻帝至許昌，開始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歷史，把15歲的小皇帝變成自己手中的傀儡，使自己的發號施令變得名正言順。依靠天子這張王牌，曹操在政治上佔據了絕對的優勢，從此他挫袁紹、平呂布，逐步統一了黃河流域，官拜丞相，封魏王，成就了一番霸業，奠定了三國鼎立的局面。

對於曹操的評價歷來眾說紛紜，一部《三國演義》將其描繪成了大奸大惡的代表，而且影響深遠。相比之下，與他同時代的許邵用“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 來形容更顯客觀。曹操的一生可謂是戎馬倥傯、刀光劍影，歷經無數次的征戰殺伐，最終達到了權力的頂峰。然而，有一個問題始終困擾著世人:此時的曹操，可以說離皇位只有一步之遙，他可以輕鬆地廢掉小皇帝並取而代之，可是為什麼在25年的時間裡，也就是從公元196年“挾天子”直到公元220年去世，曹操始終沒有跨越這一步呢？推究起來，大致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曹操不想背上亂臣賊子的罵名。東漢末年，漢室衰微，天下大亂，但朝綱倫常依然在形式上存在著，儒家文化的忠、孝、仁、義等理念依然是當時的價值標準，何進、董卓等把持朝政後都不敢貿然稱帝。曹操雖然具有不同於其他軍閥的雄才大略，但依然擺脫不了儒家文化的影響，在他爭奪權力、對外征戰的過程中一直以朝廷的名義進行，以天子的名義興師問罪，使自己站在正義的一面，取得道義上的支援。曹操平定董卓、呂布叛亂打的正是朝廷這張王牌，如果曹操廢掉漢獻帝，登上皇帝寶座，那他跟董卓、呂布還有什麼區別呢？董卓、呂布可是當時天下公認的殘暴之人，是人人慾得而誅之的物件，曹操的智慧謀略都遠在這二人之上，當然不願成為千夫所指的罪人。

雖然曹操竭力宣稱自己是奉天子詔，但天子權力被架空，卻也是路人皆知之事。孫權、劉備早已唾罵他“名為漢相，實為漢賊”，但曹操並不懼怕這種責罵，因為當時天下分裂，群雄並起，相互之間的責罵和攻訐本屬正常，曹操同樣以亂臣逆賊的名義指責他們，他所懼怕的乃是留下歷史的罵名，那可是有口難辯、影響深遠的。因此曹操一直保持宰相的身份而不敢隨便僭越稱帝。據《魏氏春秋》記載，夏侯敦曾對曹操說:“天下鹹知漢祚已盡，異代方起。自古已來，能除民害為百姓所歸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餘年，功德著於黎庶，為天下所依歸，應天順民，復何疑哉！”王曰:“‘施於有政，是亦為政’。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由此可見，曹操為自己所設的標準是非常高的，他是想做周文王那樣的聖人，成為千古傳誦的物件。在歷史的長河中，這種亙古流傳的聖人稱號比一個身背罵名的皇帝的稱號美好得多了！

曹操在《述志令》中進一步明示:“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意思是說齊桓公和晉文公作為“春秋五霸”的霸主，稱霸之後還名垂千秋，就是因為他們仍然以周王朝為尊。言外之意，如果兩者之一取代了周王朝，就不會是這個結果了，而曹操也正是想借機澄清，儘管他勢力非常大，但他決無二心，他並不是想篡漢的“奸雄”，而是一心輔佐幼主的“能臣”。這所有的一切都說明曹操深受儒家正統文化影響，不想背上千古罪人的歷史罵名，而是想做一個流傳千古的聖人。

第二，從當時形勢來看，曹操生前還不具備稱帝的條件。雖然當時曹操已經取得漢王室的絕對控制權，但他的勢力還是侷限於中國北方，孫權和劉備還在東南、西南虎視眈眈，國家還未統一，天下並不太平。如果曹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貿然稱帝，勢必成為眾矢之的，讓劉備、孫權抓住把柄，帶領天下英雄討伐他，這樣，他“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政治優勢便不復存在，就會陷於政治和道德上的被動，甚至引起新一輪軍閥混戰。雖說曹操此時兵精將廣，但以亂臣賊子的身份與天下豪傑對抗，卻也沒有必勝的把握，反而有可能使自己的大好形勢得而復失，這顯然是對曹操不利的，所以他對稱帝一事非常謹慎。

但是，曹操的許多部下都曾勸說過他稱帝，孫權也曾勸曹操廢漢建魏，但曹操的態度卻是截然相反的。據《三國志》記載，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孫權上書給曹操，表示願意俯首稱臣尊奉曹操為帝，曹操當即識破了孫權的伎倆，笑說:“是兒欲使吾居爐火上耶！”也就是說，一旦自己稱帝，勢必陷入水深火熱之中，曹操的識見實非一般。曹操清楚:只要緊緊靠著漢獻帝這棵大樹，誰也奈何不了他，誰也動不了他，否則便是自取滅亡。曹操被封為魏公、魏王之後，內部的反對派和外部的敵對派凡有所行動者，都得不到好下場，就證實了這一點。

第三，曹操堅持實用主義，並不看重虛名。曹操是一個志向遠大、雄心勃勃的人，年輕時即打算建功立業有所作為，然而生逢亂世、朝政廢弛，才華得不到發揮，因而走上了軍閥爭戰的道路。他的目標很明確，就是要統一天下，安邦定國，其他的都是手段，只要有利於他實現這個目的，什麼方法都可以用。選擇“挾天子以令諸侯”是他非常高明的手段，這一選擇讓他在軍閥混戰中處於極大的優勢。他的這種實用主義還表現在用人上，他的用人原則是不問出身，唯才是舉，荀攸等人正是因此而被招到他的麾下，幫助他奠定了霸王功業。

這種講究實際、不務虛表的作風在是否稱帝的問題上得到了極致的體現。曹操平定北方之後一步步剝奪了漢獻帝的權力，直到完全成為他的傀儡，成為他發號施令的道具。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以荀彧之死為代價受封魏公及九錫，並把全國合併為九州，最大的冀州歸他管轄，魏郡也是最大的郡。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曹操逼迫獻帝詔令他設定只有天子才可使用的旌旗，頭戴懸垂有十二根玉串的禮帽，乘坐專門的金銀車，套六馬。至此，曹操既把持了朝廷的一切大權，也具備了身為天子才能有的裝束禮儀，此時，陳群、桓階、夏侯敦等人都勸曹操稱帝，然而曹操不為所動，堅持不做皇帝。

其實此時的曹操稱不稱帝只是一個名號的問題，天子的詔令由他口授，官員的任命由他授意，朝廷的政策由他決定，他是以丞相的名義做皇帝的事，曹操已經成為事實上的皇帝，何必去計較“皇帝”這個稱號呢？漢獻帝劉協倒有“皇帝”的名號，可又有什麼用呢？曹操在《述志令》中說:“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意思是自己做到宰相已經非常尊貴，已經非常滿足了。成為事實上的皇帝，曹操當然滿足了，已經享受到了皇帝的各種待遇，也就沒有必要去公然登基稱帝了，那樣反而會讓劉備、孫權抓住把柄，陷於被動，實在是沒有必要！如果一定要這個皇帝的名號，那就讓自己的兒子去做吧，所以曹操說:“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後來的歷史也證明，曹操的確是為自己的兒子稱帝做好了準備。

總之，曹操在要不要稱帝這件事上處理得非常聰明，他以丞相的名義做了應該由皇帝做的事，在形式上維持了儒家的倫理綱常，在實際上實現了自己的野心和慾望，既讓劉備、孫權抓不住把柄，又為自己的兒子日後稱帝準備了條件

世人都說曹操是奸臣，這話不知從何而來？固然，這是受《三國演義》的影響，《演義》本就是小說，它的前身是說書的，說書人是不會有什麼特別的見解的，不過是迎合社會的心理。而且一種見解如果不是和大多數人的心理相合，也不會流行到如此廣泛。所以對於曹操的不正當評論，我只能認為是社會的程度低下，不足以認識英雄。

曹操確實有這個實力稱帝，但有實力不代表他有這個本意。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曹操曾釋出一道令《讓縣自明本志令》，從這條令上就可以看出曹操的為人和志向如何。

曹操20歲舉孝廉，由於沒有什麼聲望，做一個好的郡守是他這時候的願望，後來他做濟南相也頗有政績，但因為得罪豪強和宦官，為避禍託病辭職了。

辭職的時候他大概30歲，他回到老家，想秋夏讀書，冬春射獵。可見他志趣比較高尚，並不是什麼熱衷富貴利達的人，而在隱居之時也不忘文武兼修，又可見他是有志之士。

其後曹操表明由於別人見他兵力強盛，疑心他有篡漢的意思，為此他耿耿於懷，說“晉文公、齊桓公所以被後人稱道，就是因為他們兵力強盛，還能夠事奉周朝之故。周文王有了天下三分之二，還能事奉殷商，孔子稱他為致德，我難道不想學嗎？”可見他受濡染與封建的道德很深。

之後曹操引用了樂毅不願與趙國圖謀自己國家燕國和蒙恬不願謀反而自殺的例子，來表明他沒有篡漢的意圖，但他不能離開兵權，因為怕因此受禍害，不得不為子孫之計。歷來的英雄從來沒有如此坦白的，唯有光明正大的人說話才足夠坦白。

後人誣衊冤枉曹操要篡漢的主要因為以下兩件事。

其一是《三國志.荀彧傳》說建安十七年，荀彧因為反對曹操進爵為公，憂憤而死。荀彧死後第二年，曹操就進爵為魏公。這明顯是附會的話。曹操如果要篡漢，他會怕一個荀彧嗎？況且進爵魏公和篡漢也沒什麼關係，古代皇帝給有功之臣封高關再正常不過了，他後來還當了魏王了呢。

其二是建安二十四年，孫權攻取荊州，他上書曹魏稱臣，而且說曹操應該稱帝。曹操把信給大家看，並說“是兒欲踞吾爐火上邪”。意思就是說，這個小孩，要使得我放肆了而住在危險之處，這分明就是不肯做皇帝。

其三，夏侯惇曾經勸曹操稱帝，曹操說“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這正好跟他之前引用齊桓公、晉文公、周文王來比喻自己是一樣的，足見他不想篡漢。

老實說如果本來的君主，因為種種原因不能保護國家子民，而另一個能夠做到，則廢掉自立，這本身也是合理的。然而始終執守臣節，不肯篡漢，卻不得不說是一種道德。就因為曹操本身受封建思想影響比較深，他始終都沒稱帝，主要還是他自己不想這麼做，而並非他人阻止，而且也沒人能阻止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