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吳始置羅陽縣以後，歷代以縣名江。三國吳時名羅陽江，晉時名安固江，隨後又名安陽江，唐時名瑞安江，又名飛雲渡。宋末詩人林景熙有《飛雲渡》詩，始有飛雲江之名。
飛雲渡位於飛雲江下游，北岸碼頭在瑞安城關南門，南岸碼頭在飛雲鎮碼道村，渡程1000來米, 自古為浙閩交通要津。這個千年古渡經歷了風風雨雨，也曾荒涼也曾繁榮，而今，退去鉛華，默默地作為瑞安交通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為瑞安人的出行提供便利。
宋元:小立蘆風起，乘槎動客心
南宋時溫州一帶商業貿易日趨興盛,飛雲江流域和沿海客貨運輸隨之發展,飛運渡口擺渡業開始興起。元代後，飛運江南岸日益繁榮，飛雲渡也繁忙起來。但因飛運江江寬流急，民間木船抗風能力差，事故頻頻發生。生於宋元之交的林景熙在《飛雲渡》詩中寫到：“人煙荒縣少，澹澹隔秋陰。帆影分南北，潮聲變古今。斷峰僧塔遠，初日海門深。小立蘆風起，乘槎動客心。”民間也有諺語：“飛雲江十個關，個個都是鬼門關”。元延佑六年（公元1319年），暴風覆舟，溺死多人。郡守趙鳳儀祭江後，督辦修建渡船10艘，兩岸對開，飛雲渡的安全狀況有所改觀。當時，渡費為每人每渡銅板2～3枚。明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始建飛雲江南北碼頭，飛雲渡也由原來的民渡改為官渡。官渡僱傭渡夫，渡費收入用以支付渡夫工錢及渡船修造，不足部分由官府補貼。後因倭寇騷擾等原因，官府補貼難以兌現，致使渡船年久失修。人多船少，加之管理不善，渡口擁擠不堪，常有渡夫為謀私利，停擱官船，以行私渡，每至中流，勒索船錢，名為“吊馬懸蹄”，使得交通阻滯，安全堪憂。
明:湯湯不用愁天限，南北於今總一家
嘉靖二十九年，劉畿為瑞安縣令，為了恢復正常的交通秩序，復造渡船10只，編上號數，並在各只船上掛著寫有渡夫姓名的木牌，便於監管。同時聘請12名正直負責的六十歲以上鄉民，分置南北兩岸，每人每月值班5天，專事稽查。置小牌100面，每船10面，牌上有船號，規定每日每隻船各來回10次，天明則行，黃昏則止。如發現渡夫勒索旅客，值班鄉民陪同旅客層報縣衙，由縣官對其枷號懲治；如鄉民知情不報，連坐以罪。
由於措施得當，管理有序，渡口的混亂局面得以好轉。有林亭有《飛雲渡》詩為證：“漲泥新甃路何賒，十里長堤湧白沙。病涉無詩歌苦葉，候律有客倚仙槎。拍岸怒潮春雨後，隔江疏樹夕陽斜。湯湯不用愁天限，南北於今總一家。”
清: 飛雲渡口水茫茫,風景依稀似錢塘
明後期，連年戰爭，政局混亂，財政匱乏，民不聊生。飛雲渡因經費短缺，官渡在無奈下中止。清康熙十六年（1677），該官渡改為義渡，陳克受倡捐款，副將劉順復捐俸，置渡船38艘。後因經費難以為續，康熙十九年復民渡，渡費每人銅板3～5枚，如江面遇風，渡費增至銀角子1枚（值銅板10枚）。二十四年知縣範永盛擴建渡口，增置渡船。
雍正九年（1731），天王寺僧宗義捐寺田100畝，又募田30畝，除交稅外，租田收入買渡船27只，加上對原有渡船拆朽修損，共成渡船40只，分泊南北兩岸。並議定每船定額載30人，載貨1擔算1人，每人每渡收渡費一文（即銅板1枚），作為渡夫工夫食錢。
乾隆四年（1739），經浙閩總督郝玉麟批准，官府撥塗田330畝，歸義渡公用，其田租收入作為渡船的修造。至此，飛雲渡的日常費用得到了保障，義渡運轉正常。乾隆十年，恢復民渡，渡費同康熙十九年。同年，僧人云巖募款修建南岸碼道，改塊石為條石，飛雲渡面貌煥然一新。
法久生弊，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由於飛雲渡管理放鬆，渡船年久失修，渡夫為謀私常常超載，渡客為爭先時常擁擠，終於釀成大禍。這年六月，“江豚夜吼滄波底，長江駭浪如山起，傷哉數十同舟人，一時都作波中鬼！”（餘國鼎《雲江覆舟自嘆》）
痛定思痛,嘉慶十二年（1780）秋至十三年夏，知縣譚正坤、張德秋相繼捐俸，紳耆李錦瀾等集資擴建飛雲渡北岸碼道（今同利埠碼道），闊8尺5寸，長30丈。其時，著名經學大師俞樾在《自福州還杭過瑞安》中感嘆飛雲渡風景如畫：“飛雲渡口水茫茫，歷歷風帆海外檣。江面亂流行十里，風景依稀似錢塘。”
光緒十五年（1889），知縣楊文斌重建飛雲渡碼道，並勒石禁止他人侵佔該渡仙岩頭船塢。此時駭發生渡夫勒索旅客，渡費高至銀角子1～2枚。光緒三十一年八月，瑞安吳之翰倡創義渡改良會，整頓章程，加強管理，免收渡費，將南岸碼道由8尺闊寬為2丈餘，並新建北岸待渡亭，內有亭聯：“少住為佳，看南浦飛雲，西山雨巷；請君快渡，趁一帆風正，兩岸潮平。”
從容飛渡濤不驚，同橋共濟渡亦存
民國四年（1915），項湘藻等人創辦的瑞安通濟輪船公司將永瑞河引用於飛雲渡，稱之為輪渡，從而結束了飛雲渡千年木船擺渡的歷史，開創了動力擺渡的新紀元。十八年八月，政府撥款改建北岸大碼道，修築南岸碼道及飛雲亭。二十九年六月至三十二年，飛雲渡南北岸碼道、飛雲亭及其周邊遭受日本侵略軍飛機的狂轟濫炸，滿目瘡痍，渡運也時斷時續。抗戰勝利後，由縣公產整理委員會撥款修復。當時飛雲渡渡運價格，民國四年為每客銅板3枚，民國十二年4枚，民國二十四年6枚，民國三十四年（1945）至解放前夕，幣值暴貶，改收實物，每人每渡收雞蛋1～2個，從而出現了飛雲渡歷史上鮮有的採用實物收費的奇特景象。
解放後，縣人民政府開始整頓飛雲民渡的通濟輪船公司。1950年10月1日，招商局輪船公司溫州公司河瑞安通濟輪船公司共同經營飛雲渡，日平均收入87元，贏利27元。1958年10月，瑞安輪船公司成立。此後經過多次改、擴建南北岸碼道、引橋、候船室，添置渡輪。1978年冬，第一艘400客位150馬力鋼質渡輪投入渡運。1979年起增開夜渡客輪，1982年至1985年增設鋼質渡輪兩艘。1985年又添兩艘46噸位、180馬力的板車輪渡，日渡板車400餘輛，3艘客輪對開，每五分鐘一渡，日渡客3～4萬人，比50年代劇增3倍。真可謂“從容飛渡濤不驚”。至1986年，飛雲渡擁有鋼質渡輪6艘，碼頭佔地面積480平方米，為瑞安港區最大的客運碼頭。
1989年飛雲大橋通車後，飛雲渡渡客銳減，但直到現在，兩岸的一些百姓還是喜歡選擇乘渡輪過岸。“飛雲江大橋太擁擠了，還是輪渡方便又便宜。”一個挑著貨擔的老農說。據渡口管理人陳麗萍介紹，由於輪渡有著渡費低(飛雲渡渡費為1.5元)、過渡便捷的優勢，加之飛雲江大橋車流量劇增，近年來飛雲渡的客流量有所回升，日渡客大概在6000人左右。
“橋隨渡而生，渡因橋而衰”，這似乎是橋渡興衰的一個必然規則，但隨著社會經濟的日益發展和人們生活需求的不斷提高，對橋渡的選擇需求也漸顯多樣性，橋渡並存已成為必然。飛運渡在歷史的今天，如同風韻尤存的少婦，以淡然的姿態，為瑞安人的出行提供方便。
三國吳始置羅陽縣以後，歷代以縣名江。三國吳時名羅陽江，晉時名安固江，隨後又名安陽江，唐時名瑞安江，又名飛雲渡。宋末詩人林景熙有《飛雲渡》詩，始有飛雲江之名。
飛雲渡位於飛雲江下游，北岸碼頭在瑞安城關南門，南岸碼頭在飛雲鎮碼道村，渡程1000來米, 自古為浙閩交通要津。這個千年古渡經歷了風風雨雨，也曾荒涼也曾繁榮，而今，退去鉛華，默默地作為瑞安交通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為瑞安人的出行提供便利。
宋元:小立蘆風起，乘槎動客心
南宋時溫州一帶商業貿易日趨興盛,飛雲江流域和沿海客貨運輸隨之發展,飛運渡口擺渡業開始興起。元代後，飛運江南岸日益繁榮，飛雲渡也繁忙起來。但因飛運江江寬流急，民間木船抗風能力差，事故頻頻發生。生於宋元之交的林景熙在《飛雲渡》詩中寫到：“人煙荒縣少，澹澹隔秋陰。帆影分南北，潮聲變古今。斷峰僧塔遠，初日海門深。小立蘆風起，乘槎動客心。”民間也有諺語：“飛雲江十個關，個個都是鬼門關”。元延佑六年（公元1319年），暴風覆舟，溺死多人。郡守趙鳳儀祭江後，督辦修建渡船10艘，兩岸對開，飛雲渡的安全狀況有所改觀。當時，渡費為每人每渡銅板2～3枚。明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始建飛雲江南北碼頭，飛雲渡也由原來的民渡改為官渡。官渡僱傭渡夫，渡費收入用以支付渡夫工錢及渡船修造，不足部分由官府補貼。後因倭寇騷擾等原因，官府補貼難以兌現，致使渡船年久失修。人多船少，加之管理不善，渡口擁擠不堪，常有渡夫為謀私利，停擱官船，以行私渡，每至中流，勒索船錢，名為“吊馬懸蹄”，使得交通阻滯，安全堪憂。
明:湯湯不用愁天限，南北於今總一家
嘉靖二十九年，劉畿為瑞安縣令，為了恢復正常的交通秩序，復造渡船10只，編上號數，並在各只船上掛著寫有渡夫姓名的木牌，便於監管。同時聘請12名正直負責的六十歲以上鄉民，分置南北兩岸，每人每月值班5天，專事稽查。置小牌100面，每船10面，牌上有船號，規定每日每隻船各來回10次，天明則行，黃昏則止。如發現渡夫勒索旅客，值班鄉民陪同旅客層報縣衙，由縣官對其枷號懲治；如鄉民知情不報，連坐以罪。
由於措施得當，管理有序，渡口的混亂局面得以好轉。有林亭有《飛雲渡》詩為證：“漲泥新甃路何賒，十里長堤湧白沙。病涉無詩歌苦葉，候律有客倚仙槎。拍岸怒潮春雨後，隔江疏樹夕陽斜。湯湯不用愁天限，南北於今總一家。”
清: 飛雲渡口水茫茫,風景依稀似錢塘
明後期，連年戰爭，政局混亂，財政匱乏，民不聊生。飛雲渡因經費短缺，官渡在無奈下中止。清康熙十六年（1677），該官渡改為義渡，陳克受倡捐款，副將劉順復捐俸，置渡船38艘。後因經費難以為續，康熙十九年復民渡，渡費每人銅板3～5枚，如江面遇風，渡費增至銀角子1枚（值銅板10枚）。二十四年知縣範永盛擴建渡口，增置渡船。
雍正九年（1731），天王寺僧宗義捐寺田100畝，又募田30畝，除交稅外，租田收入買渡船27只，加上對原有渡船拆朽修損，共成渡船40只，分泊南北兩岸。並議定每船定額載30人，載貨1擔算1人，每人每渡收渡費一文（即銅板1枚），作為渡夫工夫食錢。
乾隆四年（1739），經浙閩總督郝玉麟批准，官府撥塗田330畝，歸義渡公用，其田租收入作為渡船的修造。至此，飛雲渡的日常費用得到了保障，義渡運轉正常。乾隆十年，恢復民渡，渡費同康熙十九年。同年，僧人云巖募款修建南岸碼道，改塊石為條石，飛雲渡面貌煥然一新。
法久生弊，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由於飛雲渡管理放鬆，渡船年久失修，渡夫為謀私常常超載，渡客為爭先時常擁擠，終於釀成大禍。這年六月，“江豚夜吼滄波底，長江駭浪如山起，傷哉數十同舟人，一時都作波中鬼！”（餘國鼎《雲江覆舟自嘆》）
痛定思痛,嘉慶十二年（1780）秋至十三年夏，知縣譚正坤、張德秋相繼捐俸，紳耆李錦瀾等集資擴建飛雲渡北岸碼道（今同利埠碼道），闊8尺5寸，長30丈。其時，著名經學大師俞樾在《自福州還杭過瑞安》中感嘆飛雲渡風景如畫：“飛雲渡口水茫茫，歷歷風帆海外檣。江面亂流行十里，風景依稀似錢塘。”
光緒十五年（1889），知縣楊文斌重建飛雲渡碼道，並勒石禁止他人侵佔該渡仙岩頭船塢。此時駭發生渡夫勒索旅客，渡費高至銀角子1～2枚。光緒三十一年八月，瑞安吳之翰倡創義渡改良會，整頓章程，加強管理，免收渡費，將南岸碼道由8尺闊寬為2丈餘，並新建北岸待渡亭，內有亭聯：“少住為佳，看南浦飛雲，西山雨巷；請君快渡，趁一帆風正，兩岸潮平。”
從容飛渡濤不驚，同橋共濟渡亦存
民國四年（1915），項湘藻等人創辦的瑞安通濟輪船公司將永瑞河引用於飛雲渡，稱之為輪渡，從而結束了飛雲渡千年木船擺渡的歷史，開創了動力擺渡的新紀元。十八年八月，政府撥款改建北岸大碼道，修築南岸碼道及飛雲亭。二十九年六月至三十二年，飛雲渡南北岸碼道、飛雲亭及其周邊遭受日本侵略軍飛機的狂轟濫炸，滿目瘡痍，渡運也時斷時續。抗戰勝利後，由縣公產整理委員會撥款修復。當時飛雲渡渡運價格，民國四年為每客銅板3枚，民國十二年4枚，民國二十四年6枚，民國三十四年（1945）至解放前夕，幣值暴貶，改收實物，每人每渡收雞蛋1～2個，從而出現了飛雲渡歷史上鮮有的採用實物收費的奇特景象。
解放後，縣人民政府開始整頓飛雲民渡的通濟輪船公司。1950年10月1日，招商局輪船公司溫州公司河瑞安通濟輪船公司共同經營飛雲渡，日平均收入87元，贏利27元。1958年10月，瑞安輪船公司成立。此後經過多次改、擴建南北岸碼道、引橋、候船室，添置渡輪。1978年冬，第一艘400客位150馬力鋼質渡輪投入渡運。1979年起增開夜渡客輪，1982年至1985年增設鋼質渡輪兩艘。1985年又添兩艘46噸位、180馬力的板車輪渡，日渡板車400餘輛，3艘客輪對開，每五分鐘一渡，日渡客3～4萬人，比50年代劇增3倍。真可謂“從容飛渡濤不驚”。至1986年，飛雲渡擁有鋼質渡輪6艘，碼頭佔地面積480平方米，為瑞安港區最大的客運碼頭。
1989年飛雲大橋通車後，飛雲渡渡客銳減，但直到現在，兩岸的一些百姓還是喜歡選擇乘渡輪過岸。“飛雲江大橋太擁擠了，還是輪渡方便又便宜。”一個挑著貨擔的老農說。據渡口管理人陳麗萍介紹，由於輪渡有著渡費低(飛雲渡渡費為1.5元)、過渡便捷的優勢，加之飛雲江大橋車流量劇增，近年來飛雲渡的客流量有所回升，日渡客大概在6000人左右。
“橋隨渡而生，渡因橋而衰”，這似乎是橋渡興衰的一個必然規則，但隨著社會經濟的日益發展和人們生活需求的不斷提高，對橋渡的選擇需求也漸顯多樣性，橋渡並存已成為必然。飛運渡在歷史的今天，如同風韻尤存的少婦，以淡然的姿態，為瑞安人的出行提供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