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喜歡從語音上區分一個人的來路，是南是北，是西是東。縱使試圖掩飾，一個人的口音也很難不出賣他的籍貫。
人們透過口音判斷人的來路，則是依靠人說話語音中的一個個鑑別性特徵：他的聲調是什麼樣的？他說話分不分n和l？h和f是混還是分？有沒有前後鼻音的區別？將諸如此類的種種特徵綜合考量，一個人到底是哪裡人就呼之欲出了。
而在諸多可供參考的特徵中，說話帶不帶捲舌音至關重要。
大多數華人對捲舌音的直觀印象就是北方人說話帶捲舌，南方人不帶。北方人要想模仿南方口音，往往故意把舌頭捋直了說話。而有些不甘示弱的南方人則說捲舌音是北方受到遊牧民族語言影響比較重，把他們語言當中的捲舌音吸收進了漢語。
然而要是仔細篩一下全國哪裡有捲舌、哪裡沒有，結果未必和常識性的經驗相符合。
南方不一定不卷，北方不一定卷
並不是所有北方人都慣於髮捲舌音。東北最大的城市瀋陽就只有平舌音，沒有捲舌音。山西中北部從太原一直到大同的大片區域都是不分平捲舌的。而在遼寧部分地區，則有平捲舌不分，全都讀捲舌的地方。若干年前，中央電視臺科教頻道走紅欄目《百家講壇》曾經有一位東北籍的教授。每每提到“三”，必然要說成shan。雖然表面上和全讀平舌的地區大不一樣，實際仍屬於平卷混淆。
南方人也不都卷不了舌頭。位於江蘇南部的常熟，說話就以舌頭卷聞名。西南邊陲的雲南省大部分漢語方言都能區分平捲舌。四川盆地巴中、自貢、樂山、遂寧等地都有平卷之分，安寧河谷畔的西昌亦然。湖南南部有成片的捲舌區。就連天南之地的廣東，也不是全省人民都不會發捲舌音——廣東梅州周圍的五華、興寧、大埔等縣的客家話全有捲舌音。
如果我們能夠穿越到幾百年前，就會發現情況更加複雜。
漢字的一大特點是超乎時間和空間存在。今天的繁體字和兩千年前漢朝人用的漢字大體上仍然一樣。然而，漢字這一特點卻對今人瞭解古人的語音形成了重大的障礙。相比之下，拉丁字母拼成的文字在反映語音上就比漢字強得多。現代英語meet和meat、vain和vein、write和rite已經不能區分，但是拼寫則還維持區分，今天的英語學者可以很輕鬆地推匯出這些詞在幾百年前英語拼寫定型時並不同音，甚至可以根據拉丁字母一般的讀音規則推匯出這些詞當年的發音。
如果有用拉丁字母記錄的漢語，那麼對我們瞭解漢語歷史上的語音就會有極大的幫助。幸運的是，一群外華人就為我們提供了這樣的機會。
衛三畏，傳教士兼外交官，官話粵語流利，對吳語也有較深瞭解。
明朝開始，來自西方的傳教士陸續進入中國傳播基督教。他們中有的出人頭地，身居要職，如利瑪竇，有的靠著在華經歷，成為漢學先驅或外交官，如衛三畏。更多的藉藉無名，在中國某個角落默默完成教會分派的工作。
傳統上中國有重官話輕方言的習慣，古代中國的韻書，主要是給寫詩作詞作參考之用。語音上必尊崇官話，乃至尊崇前代的官話。清朝人寫詩用來指導押韻的仍然是宋朝官方出版的《大宋重修廣韻》，而這本書所重修的則是南北朝時期的《切韻》，距清代已經有逾一千年時間。
中國士大夫們將傳統的語音韻書奉若圭臬，從西方來的傳教士則沒有如此的心理負擔，更不需要為中國科舉考試而溫習韻書學習官話。對於一個合格的傳教士來說，不管在中國混得如何，傳教事業進行得是否成功，學會當地語言幾乎是必不可少的功課。
正因為傳教士學習漢語的目的是為了能夠口頭和他們的潛在受眾交流以方便傳教，在那個普通話並不普及的時代，學習當地的漢語方言就成了第一選擇。因此，他們記錄的漢語可被認為是當時當地的原生態口語。而用當地語音拼寫的漢語教材、《聖經》等文獻，就成為現代人瞭解古語音的視窗。如果傳教士活躍的區域文盲較多，很多情況下，當地的華人甚至也會學習難度比起漢字低得多的拉丁字母，以之充當文字。
從傳教士留下的記錄來看，在他們活躍的百多年前的晚清時期，中國可以卷著舌頭說話的人分佈的地理範圍比現在要大得多。
退縮中的捲舌音
一百多年前，位於江蘇南部的蘇州、無錫、南京都有捲舌音。今天的成都人經常笑話川南的自貢人總是卷著舌頭說話，甚至揶揄自貢捲舌音是陝西鹽商帶來的，但1900年出版的《西蜀方言》（《Western Mandarin》）裡的成都話平卷劃然兩分。而在廣東，不僅是梅州當時還有捲舌音，甚至廣州話也不乏捲舌音，只是當時的西人已經提到廣州“有些人不太能分”了。
傳教士編的漢語教材畢竟離開當下一般華人的生活太遠。但是在有些地方，他們的影響卻可透過其他途徑為人所察。今天的香港在地名、人名拼寫中仍然沿襲了當時西方人為自己方便所使用的一套拼音，在這套拼音當中，平舌捲舌的區分非常明顯。如“石”拼為shek，而“錫”就是sek。香港地名“沙田”是Sha Tin，“尖沙咀”是“Tsim Sha Tsui”，“上水”則是“Sheung Shui”，仍然保留了一百多年前廣州話初入香港時的狀態。
香港人名地名拼寫體現的是一種已經滅絕的廣州話。
在部分城市，捲舌音的消亡甚至是一個正在發生的過程。無錫、南京的老人說話往往還有捲舌音，但是兩座城市年輕人捲舌音已經接近消失。而在四川不少地方，縣城年輕人的語音已經為成都、重慶這樣不分平捲舌的大城市所影響而變得不分，但是鄉下人，尤其是長者仍然能保留區分。就算是南方捲舌音的堡壘雲南，近年以其旖旎自然風光和璀璨人文景觀吸引了大批文藝青年的大理，平卷對立也正在模糊。
要說這些地方都受到了北方遊牧民族的影響，那是不太可能的。中國歷史上雖然不乏半壁江山甚至全國被北方民族統治的時候，但是由於農業相比遊牧漁獵所累積的巨大人口優勢，中原以南的人口中北方民族佔比一向微乎其微。不光如此，北方民族的語言相較於具有極深文化積澱的漢語而言，向來處於弱勢。在人口、文化均不佔優的情況下，要想讓這麼多地方長出捲舌音來不大可能。
讓“北方民族影響說”可能性更小的是，中國歷史上的北方民族語言多數並不具備捲舌音。無論是突厥語、蒙古語還是滿語，都是本來沒有捲舌音的語言。當今突厥語言中少有的具備捲舌音的撒拉語分佈於青海東部和甘肅西南部，撒拉語裡面帶捲舌音的詞幾乎都是從當地漢語借用的藉詞，如“尺子”、“桌子”之類。而滿語甚至為了方便記錄漢語中的捲舌音特別創制了幾個字母——在滿語本族詞彙裡，這幾個字母從來都不出現。
之前已經提到，漢語古代語音由於漢字表音功能不佳的特質很難復原。萬幸的是，現代華人碰上不認識的字要查字典，古代華人也會遭遇不認字的問題，他們也需要類似字典的工具書來幫忙，這就是所謂的韻書。
古已有之的捲舌音
中國從南北朝到清朝，最重要的韻書始終是以南北朝後期陸法言編纂成書的《切韻》為綱的切韻系統韻書。這套韻書包括《切韻》《廣韻》《集韻》，反映了南北朝後期中國上流讀書人所使用的語音，以兩晉之交永嘉南渡時從洛陽遷入金陵（今南京）計程車族語音為基礎。透過總結《切韻》的語音體系，就可以瞭解到中古時期漢語的語音。
華人喜歡從語音上區分一個人的來路，是南是北，是西是東。縱使試圖掩飾，一個人的口音也很難不出賣他的籍貫。
人們透過口音判斷人的來路，則是依靠人說話語音中的一個個鑑別性特徵：他的聲調是什麼樣的？他說話分不分n和l？h和f是混還是分？有沒有前後鼻音的區別？將諸如此類的種種特徵綜合考量，一個人到底是哪裡人就呼之欲出了。
而在諸多可供參考的特徵中，說話帶不帶捲舌音至關重要。
大多數華人對捲舌音的直觀印象就是北方人說話帶捲舌，南方人不帶。北方人要想模仿南方口音，往往故意把舌頭捋直了說話。而有些不甘示弱的南方人則說捲舌音是北方受到遊牧民族語言影響比較重，把他們語言當中的捲舌音吸收進了漢語。
然而要是仔細篩一下全國哪裡有捲舌、哪裡沒有，結果未必和常識性的經驗相符合。
南方不一定不卷，北方不一定卷
並不是所有北方人都慣於髮捲舌音。東北最大的城市瀋陽就只有平舌音，沒有捲舌音。山西中北部從太原一直到大同的大片區域都是不分平捲舌的。而在遼寧部分地區，則有平捲舌不分，全都讀捲舌的地方。若干年前，中央電視臺科教頻道走紅欄目《百家講壇》曾經有一位東北籍的教授。每每提到“三”，必然要說成shan。雖然表面上和全讀平舌的地區大不一樣，實際仍屬於平卷混淆。
南方人也不都卷不了舌頭。位於江蘇南部的常熟，說話就以舌頭卷聞名。西南邊陲的雲南省大部分漢語方言都能區分平捲舌。四川盆地巴中、自貢、樂山、遂寧等地都有平卷之分，安寧河谷畔的西昌亦然。湖南南部有成片的捲舌區。就連天南之地的廣東，也不是全省人民都不會發捲舌音——廣東梅州周圍的五華、興寧、大埔等縣的客家話全有捲舌音。
如果我們能夠穿越到幾百年前，就會發現情況更加複雜。
漢字的一大特點是超乎時間和空間存在。今天的繁體字和兩千年前漢朝人用的漢字大體上仍然一樣。然而，漢字這一特點卻對今人瞭解古人的語音形成了重大的障礙。相比之下，拉丁字母拼成的文字在反映語音上就比漢字強得多。現代英語meet和meat、vain和vein、write和rite已經不能區分，但是拼寫則還維持區分，今天的英語學者可以很輕鬆地推匯出這些詞在幾百年前英語拼寫定型時並不同音，甚至可以根據拉丁字母一般的讀音規則推匯出這些詞當年的發音。
如果有用拉丁字母記錄的漢語，那麼對我們瞭解漢語歷史上的語音就會有極大的幫助。幸運的是，一群外華人就為我們提供了這樣的機會。
衛三畏，傳教士兼外交官，官話粵語流利，對吳語也有較深瞭解。
明朝開始，來自西方的傳教士陸續進入中國傳播基督教。他們中有的出人頭地，身居要職，如利瑪竇，有的靠著在華經歷，成為漢學先驅或外交官，如衛三畏。更多的藉藉無名，在中國某個角落默默完成教會分派的工作。
傳統上中國有重官話輕方言的習慣，古代中國的韻書，主要是給寫詩作詞作參考之用。語音上必尊崇官話，乃至尊崇前代的官話。清朝人寫詩用來指導押韻的仍然是宋朝官方出版的《大宋重修廣韻》，而這本書所重修的則是南北朝時期的《切韻》，距清代已經有逾一千年時間。
中國士大夫們將傳統的語音韻書奉若圭臬，從西方來的傳教士則沒有如此的心理負擔，更不需要為中國科舉考試而溫習韻書學習官話。對於一個合格的傳教士來說，不管在中國混得如何，傳教事業進行得是否成功，學會當地語言幾乎是必不可少的功課。
正因為傳教士學習漢語的目的是為了能夠口頭和他們的潛在受眾交流以方便傳教，在那個普通話並不普及的時代，學習當地的漢語方言就成了第一選擇。因此，他們記錄的漢語可被認為是當時當地的原生態口語。而用當地語音拼寫的漢語教材、《聖經》等文獻，就成為現代人瞭解古語音的視窗。如果傳教士活躍的區域文盲較多，很多情況下，當地的華人甚至也會學習難度比起漢字低得多的拉丁字母，以之充當文字。
從傳教士留下的記錄來看，在他們活躍的百多年前的晚清時期，中國可以卷著舌頭說話的人分佈的地理範圍比現在要大得多。
退縮中的捲舌音
一百多年前，位於江蘇南部的蘇州、無錫、南京都有捲舌音。今天的成都人經常笑話川南的自貢人總是卷著舌頭說話，甚至揶揄自貢捲舌音是陝西鹽商帶來的，但1900年出版的《西蜀方言》（《Western Mandarin》）裡的成都話平卷劃然兩分。而在廣東，不僅是梅州當時還有捲舌音，甚至廣州話也不乏捲舌音，只是當時的西人已經提到廣州“有些人不太能分”了。
傳教士編的漢語教材畢竟離開當下一般華人的生活太遠。但是在有些地方，他們的影響卻可透過其他途徑為人所察。今天的香港在地名、人名拼寫中仍然沿襲了當時西方人為自己方便所使用的一套拼音，在這套拼音當中，平舌捲舌的區分非常明顯。如“石”拼為shek，而“錫”就是sek。香港地名“沙田”是Sha Tin，“尖沙咀”是“Tsim Sha Tsui”，“上水”則是“Sheung Shui”，仍然保留了一百多年前廣州話初入香港時的狀態。
香港人名地名拼寫體現的是一種已經滅絕的廣州話。
在部分城市，捲舌音的消亡甚至是一個正在發生的過程。無錫、南京的老人說話往往還有捲舌音，但是兩座城市年輕人捲舌音已經接近消失。而在四川不少地方，縣城年輕人的語音已經為成都、重慶這樣不分平捲舌的大城市所影響而變得不分，但是鄉下人，尤其是長者仍然能保留區分。就算是南方捲舌音的堡壘雲南，近年以其旖旎自然風光和璀璨人文景觀吸引了大批文藝青年的大理，平卷對立也正在模糊。
要說這些地方都受到了北方遊牧民族的影響，那是不太可能的。中國歷史上雖然不乏半壁江山甚至全國被北方民族統治的時候，但是由於農業相比遊牧漁獵所累積的巨大人口優勢，中原以南的人口中北方民族佔比一向微乎其微。不光如此，北方民族的語言相較於具有極深文化積澱的漢語而言，向來處於弱勢。在人口、文化均不佔優的情況下，要想讓這麼多地方長出捲舌音來不大可能。
讓“北方民族影響說”可能性更小的是，中國歷史上的北方民族語言多數並不具備捲舌音。無論是突厥語、蒙古語還是滿語，都是本來沒有捲舌音的語言。當今突厥語言中少有的具備捲舌音的撒拉語分佈於青海東部和甘肅西南部，撒拉語裡面帶捲舌音的詞幾乎都是從當地漢語借用的藉詞，如“尺子”、“桌子”之類。而滿語甚至為了方便記錄漢語中的捲舌音特別創制了幾個字母——在滿語本族詞彙裡，這幾個字母從來都不出現。
之前已經提到，漢語古代語音由於漢字表音功能不佳的特質很難復原。萬幸的是，現代華人碰上不認識的字要查字典，古代華人也會遭遇不認字的問題，他們也需要類似字典的工具書來幫忙，這就是所謂的韻書。
古已有之的捲舌音
中國從南北朝到清朝，最重要的韻書始終是以南北朝後期陸法言編纂成書的《切韻》為綱的切韻系統韻書。這套韻書包括《切韻》《廣韻》《集韻》，反映了南北朝後期中國上流讀書人所使用的語音，以兩晉之交永嘉南渡時從洛陽遷入金陵（今南京）計程車族語音為基礎。透過總結《切韻》的語音體系，就可以瞭解到中古時期漢語的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