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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聊“逼婚”。

    既然都聊到這份上了,我們是走程式,還是直接懟?看文章見分曉。

    撰文:羅雅琳

    春節前夕,我的朋友圈被上海彩虹室內合唱團的《春節自救指南》刷屏。在這個影片中,過年回家的年輕人被七姑、大舅、二叔、大姨輪番關心。“么兒,耍朋友沒得嘛?”“找物件了沒?有喜歡的人了沒?那就明天帶你去相親!抓緊快減個肥!”令人顫抖的一長串轟炸,提示著那個年年過年時讓人聞風喪膽的話題——“逼婚”。

    去年,曾有女權團體透過眾籌在北京地鐵投放“反逼婚廣告”,各種“反逼婚指南”也一直是春節期間媒體朋友們的熱門文章。這不禁讓人沉思,“逼婚”與“反逼婚”的戰爭,怎麼就成了過年的中心議題?

    先講講“回家過年”,這個動作本身包含著生活邏輯的轉換:從被各種任務牢牢佔據的工作與學習,轉入舒緩的日常家庭生活;從為了生計的緊張拼搏,轉入放鬆的節日狀態。既然是“家”,討論婚姻問題就順理成章。更何況,在長輩們眼中,暢想孩子們的婚事,是件喜慶熱鬧的吉利事,頗與過年的氣氛相稱。

    為“逼婚”和“反逼婚”爭吵不休的人們其實分享著關於“過年”與“家庭氛圍”之間的聯絡,只不過對“家”的理解有所不同。年輕人對各種問題的反感,大多因原本期待中關於“回家”的溫馨想象就此遭到破壞。長輩們對於結婚生子的無盡追問,也折射出他們無法被滿足的“家庭”想象:含飴弄孫、幾代同堂。更進一步說,七大姑八大姨們之所以問得那麼理直氣壯、理所應當,某種程度上是因為,在傳統的大家族觀念中,這本就是她們該關心到底的問題。而年輕一代大多持有較小型的核心家庭觀念,把婚姻只當成二人世界的事情,就會覺得這種“過度關心”侵犯個人隱私。

    如果說,討論工資多少、職位高低、房子大小,都不免顯得太過功利世故,那麼,在“婚姻”這個問題上,雙方似乎都顯得真理在握。年輕人強調戀愛自由,長輩們強調適齡結婚。如果哪一方說出“不結婚也很好”或者“太晚生孩子不好”,普通的聊天立馬升級為價值觀的徹底撕裂,更引申出要不要相親、擇偶時是考慮“聊得來”還是考慮經濟狀況、要不要回家工作、女性是不是年齡越大越“貶值”等無窮無盡的後續問題,團圓飯也就成了戰場。“逼婚”與“反逼婚”之戰無可避免地越演越烈,不是因為婚姻問題比其他問題更重要,而是因為它恰恰濃縮了其他一切問題。

    “逼婚”——總被說成是遵從“傳統”的長輩與嚮往“自由”的年輕人之間的衝突。但實際上,所謂“自由”,更多隻是一種用以反抗的話語策略。他們在都市裡都是循規蹈矩的學生和職員,按時出勤、拼命加班,並非真要什麼自由。當然,長輩們抬出“傳統”,也只是為自己的催促新增更多正當性。年輕人並不是完全不想戀愛結婚。不過,話一旦從家鄉長輩的口中說出,似乎就產生出無形的壓力,就成了“逼迫”,或者也引發自己的某種愧疚。還是彩虹合唱團的文案裡說得到位:“被各路親戚超負荷關心所支配的那份屈辱”,最大的問題還是屈辱。從大城市歸鄉的年輕人有著光彩亮麗的各種招牌,曾經的高考成功者、名牌大學博士生、外企白領、中央機關公務員……也許實際上並不如意,但在某種預想中,這些身份足夠構成他們在家鄉小城的驕傲資本。只是,在七大姑八大姨的追問之下,在與各色人物的相親場合中,他們被剝去光鮮的符號,打回原形。

    不僅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回家要被“逼婚”,外出打工的適齡農民工回家也要被“逼婚”,甚至是在幾天之內完成從相親到結婚的全部流程,這種新聞早已屢見不鮮。但每年成為風口浪尖的,總是大都市知識青年的“被逼婚”。“人是不是一定要結婚”之類的爭論尚在其次,關鍵在於他們在不同環境的不同擇偶標準之間的擺盪。正如那個流傳已久的笑話:一到過年,寫字樓裡的琳達、薇薇安、Julia又變回了村裡的翠花、小紅、丫蛋。琳達、薇薇安、Julia的擇偶標準,和村裡人眼中和翠花、小紅、丫蛋相匹配的伴侶,自然是不一樣的。另外的問題在於,琳達、薇薇安、Julia肯定覺得自己比村裡的其他姑娘更優秀,但在家鄉的生活邏輯中,小城姑娘居家、體貼、孝順、勤儉,說不定家底更加雄厚,比大城市回來的知識青年更符合理想伴侶的標準,更在家鄉的婚戀市場受歡迎。

    這種心理預期的跌落自然引發都市知識青年的心理刺痛感,他們一面以精神貴族的姿態把家鄉長輩的告誡視為封建思想,另一面卻不得不向傳統的擇偶標準低頭。低頭,或許是因為長輩的權威,或許也因為“看條件”、“看家境”的標準更符合他們的切身利益。他們唯一能做的,也只有在微博、豆瓣等陣地嘲笑長輩和寫下一出出“過年相親奇遇記”——這就成了大眾媒體中對於“逼婚”的集體狂歡式批判。

    事實上,大都市知識青年的自我期許並不是只有在面對“過年N大問”時才顯露尷尬,在他們看似光鮮實則窘迫的都市生活中,或許時時刻刻都在發出同樣的自我拷問。現代都市的生活方式伴隨著各種風險,家鄉長輩正是對年輕人們選擇的生活方式懷有擔憂,才衍生出如此之多的問題。而在長輩們的思路中,“婚姻”和“家庭”是一種規避風險、一勞永逸的方案,因此才有了各色各樣的“逼婚”。

    同樣,當代儒家思想者面對現代社會的諸種問題時,也大都選擇以“家庭”作為解決的入口。這一點似乎尤其對於女性適用,傳統儒家的大同理念中正有所謂的“男有分,女有歸”。蔣慶的“只有儒家才能安頓現代女性”論曾在2015年炒得沸沸揚揚,他將“做好女兒、好母親、好妻子”的家庭義務視為中國女性的基本生命意義,也引發不限於女權主義者在內的廣大女性的痛擊。古代社會有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連鎖鏈條,身、家、國、天下之間有著必然的聯絡,因此,女性對於家庭的服務也就同時關聯著更大的社會共同體。然而,對於當代社會的女性而言,家庭不僅不再是身心安頓之所,反而構成了對原本更廣闊的人生可能性的限制。甚至,在離婚率持續上升的今天,家庭本身早已風險重重。把他們強行拉回家庭的軌道,不僅無法解決已有的問題,反而會衍生出更多的問題。

    如何從根本上解決“逼婚”難題?長輩們熱衷“催婚”、“逼婚”,無非是要一個希望,在辭舊迎新的春節,這種對“新年新希望”的要求就顯得更加迫切。媒體不僅提供各種相關的批判策略,還教你如何“正面剛”、“互懟”,甚至開發出對付親友的武打招式。在這些正面衝突之外,或許也存在著形成共識的可能。現代知識人習慣用各種性別的、階層的分析方式來討論婚姻,但歸根到底,美滿婚姻的必要條件是雙方德性相配。

    對長輩放一百遍《春節自救指南》、說上一千遍要自由和反逼婚,或許都不如分析一遍各位相親物件的人品優缺點來得有效。年輕人並不是缺乏這種能力,而是不願意就此和父母交流,卻更願意營造出某種“逼迫”和“被逼”的誇張敘事。熱衷於在網路上吐槽相親經歷的被逼婚者,為何不選擇以同樣的耐心和口才去面對自己的父母?父母看到你出色的識人能力,就可以放下心來,也不會再執著於那些花心、吝嗇、遊手好閒的潛在結婚物件。

    最後,面對父母熱衷討論“到了年齡就該結婚”的“傳統”,年輕人可也以抬出更古老的傳統:姻緣與命運。說到底,“逼婚”和“反逼婚”的雙方之所以勢同水火,都是因為對人生規劃有著太過刻板的設計。父母想要孩子走他們眼中穩妥安全的道路,這是一種保守。而那些堅決拒絕父母建議的孩子們,難道不是在對另一種信條循規蹈矩,走向了另一種保守?人生的道路總有種種變數,放下刻板的理念,隨勢而動或許才能過得更好,正所謂“君子見機而作”。在此意義上,《春節自救指南》的結尾又真算得上高明:收起我們的分歧/團圓才是我們的話題/搓麻將到天明!麻將裡沒有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衝突,要取得勝利只有依賴不斷變化和重新組合。在“搓麻將到天明”裡完成對長輩和年輕人的共同教育,或許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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