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敦煌石窟/珍藏——的“罪人”客觀而論卻算“敦煌文化”的功臣

莫高窟是華人的驕傲，可也是華人心中的痛。

“那天傍晚，當冒險家斯坦因裝滿箱子的一隊牛車正要啟程，他回頭看了一眼西天悽豔的晚霞。那裡，一個古老民族的傷口在滴血……”學者餘秋雨在散文《道士塔》中所引的這句詩，是對這痛的準確描述。

“穿著土布棉衣，目光呆滯，畏畏縮縮，是那個時代到處可以遇見的一箇中國平民”，餘先生繼續寫到。不過和以上王圓籙本尊對比，還是覺得餘先生當年的寫法是帶彼時“觀點/感情”的，沒有客觀寫實，貶多——相信重寫的話，他不會這樣寫的。

他是湖北人，貧苦出身，災荒年逃難到甘肅酒泉，先在巡防營當兵，後來做了道士，在當時廢棄無人的莫高窟落腳，就此結下不解之緣。

他不是個壞人。略識幾字的他有質樸的宗教信仰。雖然他連道教佛教都不一定分得清，但向善之心讓他一視同仁。

發現莫高窟寶藏對他算一種機緣，他也第一時間按頭腦中固有的“順民程式”，從村/鄉到縣/地區/省的主管官員稟告，甚至冒殺頭危險，向當時的“最高領導”慈禧寫專函稟報……但是，要麼石沉大海，要麼被各級官員——蠢的、不識寶的漠然視之，“聰明”、識貨的乘機揩油、把珍寶據為己有——毫無建設意義的推拖。

最後被聞聲而來的施坦因等形形色色的一眾歪果冒險家/文物販子半買半哄弄走一大批珍貴文物。

當這些人把敦煌寶藏的文物及文化研究價值傳曉世界的時候，天朝上下才紛紛“如夢初醒”，於是在上交途中，各種官/權劫留無疑是文物的又一次災難——而具諷刺的是，那些“盜運”出去的都得到妥善儲存/精心研究。

一個事實是，王道士把賣文物所得，全用於莫高窟周邊的培修/維護，並沒有用於享樂——他自身一仍其舊的布衣蔬食，並按自己理解如常做著那些向善的事情，否則敦煌當地百姓也不會稱其為“王阿菩”。

當然，現在人可以說他“愚昧、目光短淺”，可畢竟還是時代和他自身素質所限——在當時，敦煌卷子在很多人眼裡可也是“一錢不值”嘛。

敦煌寶藏的悲劇，實質是舊中國積貧積弱積愚昧的產物，應該追罪的是腐敗的清廷和同樣腐敗的那些官員。

而不應把板子打在一個偏鄉僻野、本身沒多少文化/見識的質樸道士身上。

這才是客觀公道的。對吧。

比起當時把珍貴的甲骨文當中藥吃的華人，歐美的收藏家顯然更具有保護文物的意識與條件，雖然說是把我們的國寶賣到了國外，但也在客觀上傳播了中國的文化。很多沒有到過中國的外華人，第一次瞭解中國文化，就是在他們國家的博物館中看到了這些珍貴的中國文物。比起在故國的戰亂中被毀滅，或是在無知人民的肚中消化，儲存在外國的博物館中，應該是這些文物最好的歸宿。

王道士做為一名落魄道士，在無意間給研究古代佛法和歷史既提供了機會，也造成流失。只是一個歷史河流中的小人物，後人的評價對他又有什麼用？能艱難生存下去，已經是很不容易了

判斷一個人的行為不能在當下的語境來判定，最好把思維前提到那個時代來考慮。

說王道士是賊的人應該是沒有設身處地的站在王道士的處境，只是站在道德的高地上高舉愛國的大旗揮斥方遒。

我相信王道士絕對不是有意的要賣國，他只是單純的想要募集一些錢來修繕莫高窟而已。

要說責任，應該是當時的政府要負責才對。從這件事上我們更應該明白，只有努力的發展前進成為一個強大的民主國家，才能最好的保護我們的文化。

莫高窟。

王道士機緣巧合發現莫高窟藏經洞後，多方奔走希望清政府對文物進行保護，但清末風雨飄搖，早已體虛無力。這時，西方竊賊乘虛而入，大肆掠奪。莫高窟和敦煌藝術的完整性遭遇嚴重損害。

那麼，王道士為何要把這些經卷賣給西方人呢？1907年，英華人斯坦因到來，他透過宗教精神的交流將王道士俘虜了。斯坦因說：“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對面新建涼廊上的繪畫有顯明的證據，所畫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傳說……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國話向王道士述說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著他的足跡，從印度橫越峻嶺荒漠，到至於此的經過，他顯然是為我所感動了。”

莫高窟九層樓。

當時王道士把經卷賣給斯但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長達7年的時間裡，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視，而且是逐級上報，但無人過問，致使他灰了心。二是為了完成他的宏願，清掃洞窟，修建三層樓，架設木橋。三是唐玄奘溝通了他們的思想，斯坦因這個探險家追求事業的精神感動了他。

因此他雖則思想極為矛盾，極不願意外華人將這些文物帶走，但在無奈的情況下，也只好讓了步。實際上，斯坦因正是使用這種卑鄙的手段2次騙取了大量敦煌文物。當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傳於全世界之時，當朝命官這才懂得了其重要價值，但他們不是考慮如何地保護它，而是千萬百計竊為己有。

因此，一時間偷竊成風，敦煌卷子流失嚴重，這是敦煌卷子自發現以後最大的劫難。

1910年清政府作出決定，把剩餘的敦煌卷子全部運往北京儲存。在運輸途中大量經卷的散失，曾經使王圓籙感到非常痛心，因為藏經洞是他發現的，多年來在他保管期間從未發生過無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奪，又如此貪心，使他感到極大的憤慨。

所以，當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後，王圓籙對他說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話，《斯坦因西域考古記》是這樣記述的：“說到官府搬運他所鍾愛的中文卷子致受損傷，他表示後悔當時沒有勇氣和膽識，聽從蔣師爺的話，受了我那一筆大款子，將整個藏書全讓給我。受了這次官府的騷擾之後，他怕極了，於是，將他所視為特別有價值的中文寫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

莫高窟在元代以後已很少為人所知，幾百年裡基本儲存了原貌。但自藏經洞被發現後，旋即吸引來許多西方的考古學家和Explorer，他們以極低廉的價格從王圓籙處獲得了大量珍貴典籍和壁畫，運出中國或散落民間，嚴重損傷了莫高窟和敦煌藝術的完整性。

王圓籙道士

莫高窟大門外，有一條河，過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著幾座僧人圓寂塔。塔呈圓形，狀近葫蘆，外敷白色。從幾座坍弛的來看，塔心豎一木樁，四周以黃泥塑成，基座壘以青磚。歷來住持莫高窟的僧侶都不富裕，從這裡也可找見證明。夕陽西下，朔風凜冽，這個破落的塔群更顯得悲涼。

有一座塔，由於修建年代較近，儲存得較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讀去，猛然一驚，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個王圓籙道士！

文化苦旅

餘秋雨在《文化苦旅》中認為王圓籙對敦煌莫高窟文物的破壞是毀滅性的，並就此感到傷痛。

然而此文在引證資料上有很大硬傷，在描述王圓籙的時候與歷史事實差距過大。此文稱藏經洞是王圓籙一人發現的，這與歷史不符，最早發現的是王圓籙的助手楊某；且文章《道士塔》個人情感頗為濃郁，將莫高窟的文物破環盡數推給王道士，卻對張大千損毀莫高窟文物一事絕口不提，有失公允。斯坦因《西域考古圖記》中說：“他將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這個已經傾頹的廟宇的修復工程中，力圖使它恢復他心目中這個大殿的輝煌……他將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繕廟宇之上，個人從未花費過這裡面的一分一銀。”

根據相關史料記載（《西域考古圖記》等），當時西方人來到中國帶走文物的時候，是持有當地官方開據的許可證的，並且一路受到了官兵的保護，王圓籙本身並沒有能力拒絕他們。

藏經洞中的無價文物

胡適曾在演講中提到王道士時說，王道士一開始並不知道經卷的價值，最初以經卷能夠治病為由向附近居民售賣，把經卷燒成灰燼和水讓人吞服。這裡的說法與之後王道士低價賣出經卷給斯坦因可以銜接，說明王道士一開始對文物價值一無所知。

近代，除了藏經洞文物受到瓜分，敦煌壁畫和塑像也蒙受了巨大的損失，壁畫，有時甚至只揭取壁畫中的一小塊影象，嚴重損害了壁畫的完整性。王圓籙為打通部分洞窟也毀壞了不少壁畫。

1922年，莫高窟曾一度關押了數百名俄羅斯沙皇軍隊士兵，他們在洞窟中煙熏火燎，破壞不小。

1940年代，張大千在此描摹壁畫時，發現部分壁畫有內外兩層，他便揭去外層以觀賞內層，這種做法後來引發了爭議，直到現在依然爭論不休。

可以肯定的是，有關莫高窟的各種謎團和爭論在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