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漢王朝是如何滅亡的，看上去，一切始於黃巾之亂，但事實上，黃巾之亂只是導火索，從黃巾之亂開始，是王朝末年的種種亂象。本來，在漢王朝的兩級行政體系中，最上一層為朝廷，然後是近一百個郡，每個郡下轄約十五個左右的縣。很明顯，朝廷面對的郡數量過多了，王朝開始分裂，那麼朝廷很容易喪失控制能力，當初這麼設定的初衷在於，能夠防止地方上割據的可能性，但東漢末年在經歷了董卓之亂後，朝廷很快就失去了對州牧的任命權。聲勢浩大的討董聯盟，除了曹操、孫堅真正和董卓有過交手外，其他人都在坐山觀虎鬥，對大漢王朝有責任心的人，已經屈指可數。諸葛亮在《出師表》有云：“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桓帝和靈帝年間，兩次黨錮之禍，基本上將對漢室江山負有責任心的讀書人掃蕩一空。另外在兩漢歷史上，到處可見“豪強”二字。這種豪強，不僅屬於地方上的土豪惡霸，而且是地方上的實力派，豪強實力不斷擴大，隨之而來的是帝國統治能力的喪失。因此在西漢早期，幾任皇帝曾經反覆打擊豪強，而且卓有成效，因為當時這些豪強充其量還只是一些富戶，或者說，只是一些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有錢人。然而到了東漢年間，即便劉秀以開國皇帝的威勢，竟然也對豪強們束手無策了。此時的豪強，已經不再是單純的有錢人，而是有錢有勢的文化人。這些人因家傳學問而入官，往往是幾世為官。到東漢末年的時候，已經發展出像汝南袁氏這樣的世家大族。因此，從表象上看，大漢王朝的滅亡是因為黃巾之亂，是因為董卓亂政，是因為曹丕篡漢；但事實上，大漢王朝已如朽木一般，樹大中空，搖搖欲墜。當然，雖然這棵樹已經腐朽不堪，但它最終在這個時間點被擊倒，也還是有偶然成分的，當國者的短視和無能，加劇了這場動亂的到來。我們可以設想：如果不是何進在毫無預案之下謀誅宦官，如果不是他冒然招董卓進京，那麼可能這場暴風雨來的不會這麼激烈。大漢王朝的滅亡，基本上跟漢獻帝沒有任何關係；回顧漢獻帝的一生，其所作所為可圈可點，為了挽救大漢王朝所做的努力，也足可稱道，在許昌期間，漢獻帝應該有過三次謀誅曹操的舉動，只可惜最終都失敗了，並不是他不努力，而是這條路實在是太難了。最終，有了曹操，後又被曹操挾持，最後在曹丕的脅迫下禪讓帝位給曹丕，儘管漢獻帝一點都不像一個亡國之君，但東漢王朝還是在他手上正式滅亡。

再來看西晉初，這是我們都很熟知的事情，本來天下大亂多年，三國之間彼此紛爭不休，百姓是渴望和平的，但是三國歸晉僅僅才三十幾年，天下便再度動盪不安，最終演變成為南北朝最混亂的時代，是什麼原因呢？

主要還是豪強勢力，三國時期，司馬氏原本就是魏國最強的豪族，因此才沒有人反對，成功上位之後晉武帝司馬炎很快發現自己國中竟然有無數個像自己一樣的豪族，為了避免魏國的悲劇，只能選擇信任司馬本族的親眷，結果導致司馬氏王爺各個手握兵權。加上在選擇繼承人問題上，晉武帝還犯了錯誤，選擇了的第二代皇帝司馬衷是個傻子，其才能不足以統治天下，朝政歸於皇后賈南風統治，加上西晉司馬貴族掌權，很快就爆發了八王之亂朝廷沒有能力去壓制豪族以及日益強大的而司馬氏王爺，最後導致天下分崩離析。

唐中期和西晉類似，主要唐玄宗後期地方盤鎮割據勢力過大，朝廷失去控制，爆發了“安史之亂”，導致唐朝證券的衰落。

兩漢四百多年，為什麼到了漢獻帝之後才出現諸候大亂，而晉初期，唐中期就開始天下大亂？說到這個問題，那就必須提到各個王朝中央的實力了。中央實力的強弱直接影響到對於地方的控制能力。01

兩漢分為西漢和東漢，雖然兩漢之間經歷了王莽篡漢、綠林赤眉起義，但都沒有動搖漢王朝的統治根基。

西漢初年實行“郡國並行制”，雖在景帝時期爆發了“七國之亂”，但很快就被平定，這就是因為西漢初年一直推崇“黃老之學”，與民休息，社會經濟恢復發展，中央經濟實力強。武帝時期，頒佈“推恩令”、“均輸平準”等一系列政治經濟措施，加強了中央的政治經濟實力，削弱諸侯王和地方豪強，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歷經十年之久的綠林赤眉起義也嚴重打擊了地方豪強的實力。

到了東漢，光武帝劉秀以柔道治國，發展社會經濟。削弱諸侯王實力，諸侯王政治上無治民權，王國的傅與相由皇帝任命。明帝時期，諸侯王的食封也減少。所以東漢有的諸侯王儘管“少貴嬌，頗不遵法度”，但也未能釀成與朝廷對抗的事件。

章帝之後，東漢的皇帝幾乎都在幼年即位，因而有了“外戚宦官交替專權”的現象，中央越來越弱，而地主豪強大肆兼併土地，勢力逐步壯大。黃巾起義的爆發導致東漢開始走向分裂，最終軍閥割據混戰，天下大亂，東漢王朝已名存實亡。

公元265年，司馬炎廢魏建晉，史稱西晉。西晉初年便形成了門閥政治，士族門閥實力雄厚，壟斷政治。他們奢侈成性，腐爛奢靡，政治越來越腐敗。惠帝即位，西晉中央先後由楊駿、賈后等專權弄政，最終爆發“八王之亂”，西晉統治分崩離析。

唐朝初年，先後有“貞觀之治”、“武周政治”的治世局面，玄宗統治前期也有“開元盛世”的局面，唐朝一度達到了鼎峰。但唐玄宗後期開始懈怠朝政，中央越來越腐敗，但他又喜立邊功，使節度使的權勢越來越大，造成了“內重外輕”的格局，最終安史之亂爆發。雖最終平定，但唐朝也開始由盛轉衰。安史之亂後，藩鎮實力強大，再加上中央宦官干政和“朋黨之爭”，唐朝最終在農民起義的浪潮中覆滅。

東漢犯了一個錯誤，為了平定黃巾起義，把軍政大權下放給地方州牧，州牧權利巨大軍政財一把抓，平定黃巾後州牧不就聽中央的了，就變成了軍閥，各軍閥為了爭奪地盤就相互混戰，最後三個軍閥就三分了天下。

晉朝是由於內亂，司馬炎立了個白痴太子做皇帝，被賈南風控制，司馬炎分封的藩王都來爭奪中央政權爆發混戰，給了外族可乘之機，最後漢族喪失中原逃到南方建立了流亡政府東晉。

漢、晉和唐三個朝代中後期形成“亂世”原因各不相同，但從整體局勢看，與皇權和地權、中樞和地方的互相制衡關係有關。

從漢、晉和唐三個朝代的走向看，穩定還是大亂，都與地方割據勢力的過於強勢，壓制中樞皇權有關。那麼，王朝是否穩定，應當與皇權和地權的制衡有著很大關係。

中樞皇權過大，面臨幾種困境：

壓制地方，民不聊生，地方勢力反撲，如漢末的黃巾起義；

地方勢力被壓制，反撲想要取代皇權，如七國之亂的起因“削藩”。

而如果地方地權過重，則會顛覆皇權：

地方方鎮割據勢力強大，互相征伐，取代皇權，三國亂世、八王之亂；

中樞權柄被奪，外戚、權臣專權，取代皇權，王莽篡漢，桓玄代晉。

從三個朝代的亂世局面看，中樞皇權不能處理好與地方地權的關係，便會影響王朝穩定。而兩漢除了最後三國亂世，其實也經歷了王莽、黃眉等紛亂局面。

中興之主劉秀，並非輕鬆延續了漢朝，也是經歷十幾年征戰，平定河北、關東、隴右、西蜀等地的割據勢力，才造就了東漢中興局面。也是另一種東漢處理好了中樞與地方的關係的角度。

劉邦對韓信等人的對待方式，就是為了維持皇權穩固，形成了漢朝的穩定局勢；

晉朝因為大封宗親，導致地方勢力強盛，最後導致破敗八王之亂；

唐朝因為不限制地方割據的規模，讓地方有了威脅皇權的實力。

從三朝紛亂展開的過程看，都與中樞不能壓制地方，皇權不能壓制地權有著很大關係。漢朝經過漢初的消滅異姓王，漢景帝時的撲滅“七國之亂”，都是加強中樞皇權的有效策略。

並且，從漢朝尤其是東漢之後，“忠孝”治國的統治理念，用儒學維持中樞皇權形象，也是壓制地方勢力強大的有效手段。

也因此，西漢撲滅地方割據，東漢“忠孝”治國，都加強中樞皇權的過程中，維持了漢朝四百多年的國祚。

而當後期，由於宦官、外戚等因素影響中樞地位，導致皇權不振，無法壓制地方，才形成了後期的天下大亂局面。

從上已知，中樞如果無法壓制地方，那麼便會造成地方強大，影響王朝穩定局面。

而中樞皇權便是制衡地方勢力的最大勢力，雙方如果能夠形成平穩狀態，便能維持王朝穩定。反之，則是亂世紛爭。

王莽新朝不振，地方割據起事；

桓、靈不振，群雄逐鹿；

晉室不振，八王之亂起；

天寶不盛，安史之亂起。

地方勢力沒有中樞的制衡，便會想要打破穩定局勢。

當然了，並非只有皇權是唯一制衡地方的勢力，如東晉時期的門閥士族，門閥之間的相互角力、鬥爭和平衡，是維持東晉一百多年相對穩定局面的重要原因。

另外，外族、制度等方面，都是影響王朝各種勢力能否平衡穩定的重要因素。

王朝內部勢力穩定，能夠相互制衡，便能造就穩定局勢。一旦某種平衡被打破，如皇權不振、權臣亂政、“削藩”、地方過強等情況出現，就是面對亂世的徵兆，歷代王朝都是這般規律。

兩漢能夠維持四百多年國祚，與中樞皇權能夠維持王朝內部勢力平衡有著很大關係，中樞皇權的強大，能夠保持王朝穩定；反之，如果地方等勢力，沒有如皇權等制衡勢力存在，那麼便是亂世紛爭開始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