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杖真正被濫用，併成制度化，還是在明代。明代的廷杖，其實施的次數及規模的大致情況可概括為三個時期，呈現出由少增多至高峰，再減少的趨勢。
一、萌芽時期：
洪武至天順時期。明代使用廷杖的大幕自朱元璋開始。洪武八年（1375年），刑部主事茹太素“陳時務累萬言，言多忤旨，詔太素面詰，杖於朝”，這是《明史》所記載的洪武朝第一次實行廷杖的記載。當然，明代使用廷杖的先例雖由朱元璋開啟，但是洪武一朝使用廷杖的次數並不多，僅有為數不多的幾例，如洪武十四年（1381年），工部尚書薛祥因被胡惟庸案所連累，被洪武當廷杖死。
此後，建文、永樂兩朝皆沒有關於廷杖的確切記載，究其原因在於先是建文帝忙於削藩，無暇顧及大臣行為之妥否，且建文在位實在是太短，因此廷杖之事從未發生過。其次永樂帝，他未實施廷杖的原因，並不是因為他仁慈，而是因為對於膽敢反對他的臣子，他多是用重則屠戮，輕則收獄的方法來取代廷杖。
之後，洪熙、宣德、正統、景泰、天順等五朝，雖都有實施廷杖的記載，但也並不多見。如洪熙朝，仁宗在位僅有一次廷杖的記載，洪熙元年（1425年），翰林侍讀李時勉上書勸諫仁宗在不要過度沉迷於女色，從而惹怒仁宗，仁宗遂命令武士撲以金瓜，當廷廷杖於李時勉，將他打得“肋折者三，曳出幾死”。總之在天順朝之前，廷杖在明代還是處於萌芽的狀態，廷杖之刑的實施並不頻繁，也不成規模。
二、氾濫時期：成化至萬曆時期。自天順後，因皇帝多怠政，宦官多亂政，廷杖開始在明代氾濫。此時，只要官員惹皇帝、宦官不高興，他就有很大機率被當朝處以廷杖之刑，如成化十五年（1497年），因侍郎馬文升、都御使牟奉等惹怒了權宦汪直，汪直遂設計誣陷於他們，最終侍郎馬文升、都御使牟奉，給事御史李俊、王睿等56人，被當朝處以廷杖之刑。再如成化十八年（1482年），御史李珊等上書萬貴妃干政，憲宗怒，專門令錦衣衛從北京到南京午門前，將其每人廷杖二十。
當然，在弘治朝，因孝宗皇帝是一個廣開言路、虛心納諫的皇帝，他是明朝少有的對臣子寬厚的皇帝，因此廷杖曾一度禁用，未在弘治朝出現。但是，到了正德朝，因武宗貪玩，且不喜官員的勸諫，如此廷杖被再次起用，且無論是在次數，還是在規模上，都要比前朝來得更多，更大，此時出現了士大夫伏闕諫諍、群體受杖的情形。正德十四年（1519年），御史舒芬、黃鞏等人諫阻武宗南巡，武宗震怒，下令“廷杖舒芬、黃鞏等百四十六人，死者十一人”。
自正德之後，嘉靖、隆慶、萬曆三朝，對於廷杖的使用，與正德朝一般無二，呈現出的是使用頻繁、覆蓋規模廣的局勢，如嘉靖三年（1524年），因大禮儀之爭，群臣反對嘉靖追封其生父為皇考，嘉靖大怒，下令將奉熙等五品以下的官員134人施以廷杖之刑，其中被杖死者達17人。再如萬曆五年（1577年），因張居正奪情，於禮不合，因此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主事艾穆、沈思孝和進士鄒元標等上疏彈劾，結果吳中行、趙用賢各杖六十，艾穆、沈思孝、鄒元標各杖八十。總的來說，正德之後的廷杖較此前，在次數和規模上可謂都是登峰造極，尤其是在嘉靖朝，廷杖的使用頻率更是達到高峰，“四十餘年間，杖殺朝士，倍蓗前代”。
三、衰亡時期：
萬曆後期至明亡。 萬曆後期，因神宗怠政，數十年不問政事，他厭倦了頻繁上諫的官員，對於他們的奏疏，神宗是不聞不問，既不懲罰，也不過問，因此廷杖遂一度廢置不用。到了天啟年間，因魏忠賢擅權，廷杖被再次起用，但此時較之正德、嘉靖年間，廷杖的使用頻率相對減少，規模也相對變小。
之所以到萬曆後期，廷杖會減少，甚至是廢置，究其原因在於：首先，明後期皇帝大多都不問朝政，所謂“英、憲以後，欽恤之意微，偵伺之風熾，巨惡大憝，案積如山，而旨從中下，縱之不問，或本無死理，而片紙付詔獄，為禍尤烈。故綜明代刑法大略，而以廠衛終之”。其次，明朝皇帝也逐漸認識到廷杖的危害，不想激化與士大夫的矛盾，因此廷杖的使用逐漸減少。
當然，無論明朝的廷杖的次數、範圍呈現出怎樣的特性，終明一朝，廷杖不絕於史，這確是事實。明代的廷杖除了在建文、永樂、弘治等三朝被禁用外，其餘時期，哪怕是在仁、宣這兩個明君當政的朝代，廷杖都從未停止過。
那很多人或許就不明白，明朝的皇帝為什麼就那麼喜歡對官員實施廷杖的刑罰呢？
一、重典治吏。
眾所周知，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起自寒微，年幼時就因貪官汙吏的剝削，致使家破人亡，因此他自登基後，鑑於元末綱紀廢弛，吏治腐敗而導致民不聊生，國破家亡的教訓，朱元璋稱帝后就將“重典吏治”作為一項基本國策，朱元璋認為，前朝之所以貪腐遍地，究其原因就在於朝廷對官吏“失之寬大而不知檢”，因此對百官實施嚴格的監察，使用嚴苛的刑罰來震懾住文武百官那蠢蠢欲動的貪汙之心。
而廷杖就是朱元璋實施“重典治吏”過程所使用的一種專門針對官員的刑罰，其目的就是藉著廷杖這帶有侮辱性，甚至是血淋淋的手段，來使百官畏法懼禍，最終變成如犬羊一樣，任由皇帝驅使。洪武八年，刑部主事茹太素上萬言書，勸諫洪武要慎殺，從而惹怒洪武，被其下令當殿杖打，自此廷杖遂大行其道，愈演愈烈，被杖死者眾多，如朱元璋侄子朱文正、工部尚書薛祥等皆被廷杖而死。此後，朱元璋所實施的廷杖，被其子孫當作祖制延續了下去，且使用的更為頻繁，範圍更為廣泛，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二、廷杖更加方便明朝皇帝對於官員的懲戒。
首先，廷杖是法外之法，因此它對皇帝是毫無約束力，皇帝對它的使用不需要一系列的原則和依據，是否執行完全取決於皇帝的意志，皇帝是否執行，執行輕重，完全由皇帝自己自行決定。如此，廷杖的這種隨機性與任意性，可謂是大大方便了那些怠政，不喜諫言的明朝皇帝的胡作非為。
其次，廷杖可讓明朝皇帝直接使用。明代，其要懲戒罪犯，要先交由刑部進行審訊，然後再送往大理寺進行復核，同時在整個審訊的過程中都要接受都察院的監督，有時候遇到重大案件，還要進行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司會審，此後在完成以上的過程後，才能對罪犯進行相應的懲戒。在這過程中，所需要的時間是較長的，而這就不是皇帝所能等待的。如此，廷杖這種法外之刑，它自然就深受皇帝的喜愛，這種沒有明文列於法律條文之上的刑罰，它無需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的同意，只要皇帝樂意，它就能隨時隨地的實施。
三、明朝皇帝多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主。
縱觀中國二千餘年的封建史，明朝是出奇葩皇帝最多的一個朝代，有喜歡奶媽的皇帝，有喜歡蟋蟀的皇帝，有喜歡做木工的皇帝，有喜歡封自己為大將軍的皇帝，從這些習慣可以看出，明朝皇帝多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主，可以說都是性格獨立，肆意妄為的皇帝，因此，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明朝皇帝會習慣性的對官員實行這樣帶有侮辱性的廷杖之刑。
同時，明朝皇帝自朱元璋開始，他們的關係就與百官十分緊張，多是瞧不起百官，只是將他們視為供自己驅使的犬羊，如朱元璋就曾對一位大臣說：“金盃同汝飲，白刃不相饒”；武宗朱厚照也曾公開指斥大臣：“朝臣壞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輩亦自知之”；崇禎帝朱由檢也曾在一次朝會中與群臣說過：“文武各官朕未嘗不信用，誰肯打起精神實心做事，只是一味獴徇諉飾”。如此，試問就是這樣瞧不起百官的明朝皇帝，他們豈能不濫用廷杖這個可以讓自己肆無忌憚的懲戒百官的刑罰呢？
總體而言，“廷杖”是明代君主專制制度發展到頂峰的一種具體表現，一種必然會出現的刑罰。在明代這個君主專制制度高度發展的時期，《大明律》、《大誥》這樣的法律條文雖說能起到維護君主專制統治的需求，但是明朝皇帝要想保持絕對的專制統治，他就必然得依靠額外的殘酷的法外刑罰來加以實現和鞏固，由此廷杖這一法外之刑被明朝皇帝濫用也就不難理解了。明朝諸帝希望依靠廷杖來震懾百官，來實現讓百官變成如犬羊一般，任由皇帝驅使的目的，在他們看來，只有讓百官畏懼自己，明朝的統治才能得到穩固，才能長治久安。
此外，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廷杖雖是法外之刑，由皇帝來自行決定是否要執行，但是其也有一定的制度和規矩的。
首先，皇帝雖能自行決定對某個官員進行廷杖，但廷杖的實施也必須要辦理相應的手續。據弘治元年，時任刑部尚書何喬新在給明孝宗的奏疏就提到：“舊制，提人勘事，所遣人員必齎精微批文，赴所在官司比號相符，然後行事”，就是一旦皇帝決定要以“廷杖”之刑處罰相應的官員，陪在皇帝身邊的司禮監宦官就要草擬“駕帖”，表示依旨而行，然後“駕帖”草擬完成，再蓋上司禮監的大印後，宦官就會將這個旨意交由錦衣衛官員，由他陪同著，前往刑科衙門，辦理簽發廷杖手續，手續辦好後，方可依期行刑。
而如若沒有按照以上的規矩來，則廷杖是無法正常進行的（當然碰到強勢的皇帝，如嘉靖，那就無需什麼籤批，可直接當廷執行），弘治年間，明孝宗就重申：“提人勘事，必給精微批文以防奸宄，乃祖宗舊制，不可不遵，所司其如例行之。應給批時，毋得稽誤”，若沒有到刑科辦理簽發手續，廷杖不允執行。萬曆年間，明代就曾出現因錦衣衛拿不到籤批，而無法執行廷杖的情況，當時因刑科官員缺額，錦衣衛掌衛事都指揮使駱思就上奏神宗：“欲奉命而行，恐謂違例，亦罪也。伏乞皇上將見在候命刑科給事曾汝召、韓繼忠速賜允補，刻期任事，庶僉帖有人，明旨不稽”。
其次，廷杖的行刑的地點一般固定在午門，由錦衣衛負責行刑，司禮監宦官進行監督。負責行刑的錦衣衛會經過專業的訓練，比如正德年間“南御史李熙劾貪吏，觸怒劉瑾，矯旨杖三十”，但因廷杖曾有段時間處於廢置的狀態，錦衣衛久不行刑，有些生疏，因此朝廷“選卒習數日，乃杖之”。
至於為何要訓練，那是因為明朝皇帝對於廷杖的輪打的方式有著特殊的要求，明代的廷杖分為“用心打”和“著實打”，其中“用心打”基本就是必死無疑，而“著實打”雖可能會導致殘疾，但至少不會死。採取何種打法則由監刑的宦官按照皇帝的密旨來決定，若宦官腳尖張開，則就是“著實打”，反之若宦官腳尖閉合，那就是“用心打”。最後，明代廷杖的物件，多以四品以下、品級低的在京官員為主，如嘉靖初年，在大禮儀之爭中，嘉靖下旨“命收四品以下官”，對他們實行廷杖，而對於四品以上的官員，嘉靖並未實行廷杖，由此可知，明代的廷杖物件確是有品級限制。
總的說，在一般情況下，明朝的廷杖是需要遵循一定的規矩和制度的。首先，廷杖的執行地點並不在朝堂之上，而是在午門，由錦衣衛負責執行，司禮監宦官進行監督。其次，對於皇帝要執行廷杖的官員，遵循的是先逮捕，皇帝下詔，後司禮監、錦衣衛、刑科辦理手續之後，再擇日行刑。最後，對於廷杖的輕重程度，也根據皇帝的密旨進行，要死就“用心打”，要活就“著實打”。
廷杖真正被濫用，併成制度化，還是在明代。明代的廷杖，其實施的次數及規模的大致情況可概括為三個時期，呈現出由少增多至高峰，再減少的趨勢。
一、萌芽時期：
洪武至天順時期。明代使用廷杖的大幕自朱元璋開始。洪武八年（1375年），刑部主事茹太素“陳時務累萬言，言多忤旨，詔太素面詰，杖於朝”，這是《明史》所記載的洪武朝第一次實行廷杖的記載。當然，明代使用廷杖的先例雖由朱元璋開啟，但是洪武一朝使用廷杖的次數並不多，僅有為數不多的幾例，如洪武十四年（1381年），工部尚書薛祥因被胡惟庸案所連累，被洪武當廷杖死。
此後，建文、永樂兩朝皆沒有關於廷杖的確切記載，究其原因在於先是建文帝忙於削藩，無暇顧及大臣行為之妥否，且建文在位實在是太短，因此廷杖之事從未發生過。其次永樂帝，他未實施廷杖的原因，並不是因為他仁慈，而是因為對於膽敢反對他的臣子，他多是用重則屠戮，輕則收獄的方法來取代廷杖。
之後，洪熙、宣德、正統、景泰、天順等五朝，雖都有實施廷杖的記載，但也並不多見。如洪熙朝，仁宗在位僅有一次廷杖的記載，洪熙元年（1425年），翰林侍讀李時勉上書勸諫仁宗在不要過度沉迷於女色，從而惹怒仁宗，仁宗遂命令武士撲以金瓜，當廷廷杖於李時勉，將他打得“肋折者三，曳出幾死”。總之在天順朝之前，廷杖在明代還是處於萌芽的狀態，廷杖之刑的實施並不頻繁，也不成規模。
二、氾濫時期：成化至萬曆時期。自天順後，因皇帝多怠政，宦官多亂政，廷杖開始在明代氾濫。此時，只要官員惹皇帝、宦官不高興，他就有很大機率被當朝處以廷杖之刑，如成化十五年（1497年），因侍郎馬文升、都御使牟奉等惹怒了權宦汪直，汪直遂設計誣陷於他們，最終侍郎馬文升、都御使牟奉，給事御史李俊、王睿等56人，被當朝處以廷杖之刑。再如成化十八年（1482年），御史李珊等上書萬貴妃干政，憲宗怒，專門令錦衣衛從北京到南京午門前，將其每人廷杖二十。
當然，在弘治朝，因孝宗皇帝是一個廣開言路、虛心納諫的皇帝，他是明朝少有的對臣子寬厚的皇帝，因此廷杖曾一度禁用，未在弘治朝出現。但是，到了正德朝，因武宗貪玩，且不喜官員的勸諫，如此廷杖被再次起用，且無論是在次數，還是在規模上，都要比前朝來得更多，更大，此時出現了士大夫伏闕諫諍、群體受杖的情形。正德十四年（1519年），御史舒芬、黃鞏等人諫阻武宗南巡，武宗震怒，下令“廷杖舒芬、黃鞏等百四十六人，死者十一人”。
自正德之後，嘉靖、隆慶、萬曆三朝，對於廷杖的使用，與正德朝一般無二，呈現出的是使用頻繁、覆蓋規模廣的局勢，如嘉靖三年（1524年），因大禮儀之爭，群臣反對嘉靖追封其生父為皇考，嘉靖大怒，下令將奉熙等五品以下的官員134人施以廷杖之刑，其中被杖死者達17人。再如萬曆五年（1577年），因張居正奪情，於禮不合，因此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主事艾穆、沈思孝和進士鄒元標等上疏彈劾，結果吳中行、趙用賢各杖六十，艾穆、沈思孝、鄒元標各杖八十。總的來說，正德之後的廷杖較此前，在次數和規模上可謂都是登峰造極，尤其是在嘉靖朝，廷杖的使用頻率更是達到高峰，“四十餘年間，杖殺朝士，倍蓗前代”。
三、衰亡時期：
萬曆後期至明亡。 萬曆後期，因神宗怠政，數十年不問政事，他厭倦了頻繁上諫的官員，對於他們的奏疏，神宗是不聞不問，既不懲罰，也不過問，因此廷杖遂一度廢置不用。到了天啟年間，因魏忠賢擅權，廷杖被再次起用，但此時較之正德、嘉靖年間，廷杖的使用頻率相對減少，規模也相對變小。
之所以到萬曆後期，廷杖會減少，甚至是廢置，究其原因在於：首先，明後期皇帝大多都不問朝政，所謂“英、憲以後，欽恤之意微，偵伺之風熾，巨惡大憝，案積如山，而旨從中下，縱之不問，或本無死理，而片紙付詔獄，為禍尤烈。故綜明代刑法大略，而以廠衛終之”。其次，明朝皇帝也逐漸認識到廷杖的危害，不想激化與士大夫的矛盾，因此廷杖的使用逐漸減少。
當然，無論明朝的廷杖的次數、範圍呈現出怎樣的特性，終明一朝，廷杖不絕於史，這確是事實。明代的廷杖除了在建文、永樂、弘治等三朝被禁用外，其餘時期，哪怕是在仁、宣這兩個明君當政的朝代，廷杖都從未停止過。
那很多人或許就不明白，明朝的皇帝為什麼就那麼喜歡對官員實施廷杖的刑罰呢？
一、重典治吏。
眾所周知，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起自寒微，年幼時就因貪官汙吏的剝削，致使家破人亡，因此他自登基後，鑑於元末綱紀廢弛，吏治腐敗而導致民不聊生，國破家亡的教訓，朱元璋稱帝后就將“重典吏治”作為一項基本國策，朱元璋認為，前朝之所以貪腐遍地，究其原因就在於朝廷對官吏“失之寬大而不知檢”，因此對百官實施嚴格的監察，使用嚴苛的刑罰來震懾住文武百官那蠢蠢欲動的貪汙之心。
而廷杖就是朱元璋實施“重典治吏”過程所使用的一種專門針對官員的刑罰，其目的就是藉著廷杖這帶有侮辱性，甚至是血淋淋的手段，來使百官畏法懼禍，最終變成如犬羊一樣，任由皇帝驅使。洪武八年，刑部主事茹太素上萬言書，勸諫洪武要慎殺，從而惹怒洪武，被其下令當殿杖打，自此廷杖遂大行其道，愈演愈烈，被杖死者眾多，如朱元璋侄子朱文正、工部尚書薛祥等皆被廷杖而死。此後，朱元璋所實施的廷杖，被其子孫當作祖制延續了下去，且使用的更為頻繁，範圍更為廣泛，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二、廷杖更加方便明朝皇帝對於官員的懲戒。
首先，廷杖是法外之法，因此它對皇帝是毫無約束力，皇帝對它的使用不需要一系列的原則和依據，是否執行完全取決於皇帝的意志，皇帝是否執行，執行輕重，完全由皇帝自己自行決定。如此，廷杖的這種隨機性與任意性，可謂是大大方便了那些怠政，不喜諫言的明朝皇帝的胡作非為。
其次，廷杖可讓明朝皇帝直接使用。明代，其要懲戒罪犯，要先交由刑部進行審訊，然後再送往大理寺進行復核，同時在整個審訊的過程中都要接受都察院的監督，有時候遇到重大案件，還要進行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司會審，此後在完成以上的過程後，才能對罪犯進行相應的懲戒。在這過程中，所需要的時間是較長的，而這就不是皇帝所能等待的。如此，廷杖這種法外之刑，它自然就深受皇帝的喜愛，這種沒有明文列於法律條文之上的刑罰，它無需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的同意，只要皇帝樂意，它就能隨時隨地的實施。
三、明朝皇帝多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主。
縱觀中國二千餘年的封建史，明朝是出奇葩皇帝最多的一個朝代，有喜歡奶媽的皇帝，有喜歡蟋蟀的皇帝，有喜歡做木工的皇帝，有喜歡封自己為大將軍的皇帝，從這些習慣可以看出，明朝皇帝多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主，可以說都是性格獨立，肆意妄為的皇帝，因此，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明朝皇帝會習慣性的對官員實行這樣帶有侮辱性的廷杖之刑。
同時，明朝皇帝自朱元璋開始，他們的關係就與百官十分緊張，多是瞧不起百官，只是將他們視為供自己驅使的犬羊，如朱元璋就曾對一位大臣說：“金盃同汝飲，白刃不相饒”；武宗朱厚照也曾公開指斥大臣：“朝臣壞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輩亦自知之”；崇禎帝朱由檢也曾在一次朝會中與群臣說過：“文武各官朕未嘗不信用，誰肯打起精神實心做事，只是一味獴徇諉飾”。如此，試問就是這樣瞧不起百官的明朝皇帝，他們豈能不濫用廷杖這個可以讓自己肆無忌憚的懲戒百官的刑罰呢？
總體而言，“廷杖”是明代君主專制制度發展到頂峰的一種具體表現，一種必然會出現的刑罰。在明代這個君主專制制度高度發展的時期，《大明律》、《大誥》這樣的法律條文雖說能起到維護君主專制統治的需求，但是明朝皇帝要想保持絕對的專制統治，他就必然得依靠額外的殘酷的法外刑罰來加以實現和鞏固，由此廷杖這一法外之刑被明朝皇帝濫用也就不難理解了。明朝諸帝希望依靠廷杖來震懾百官，來實現讓百官變成如犬羊一般，任由皇帝驅使的目的，在他們看來，只有讓百官畏懼自己，明朝的統治才能得到穩固，才能長治久安。
此外，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廷杖雖是法外之刑，由皇帝來自行決定是否要執行，但是其也有一定的制度和規矩的。
首先，皇帝雖能自行決定對某個官員進行廷杖，但廷杖的實施也必須要辦理相應的手續。據弘治元年，時任刑部尚書何喬新在給明孝宗的奏疏就提到：“舊制，提人勘事，所遣人員必齎精微批文，赴所在官司比號相符，然後行事”，就是一旦皇帝決定要以“廷杖”之刑處罰相應的官員，陪在皇帝身邊的司禮監宦官就要草擬“駕帖”，表示依旨而行，然後“駕帖”草擬完成，再蓋上司禮監的大印後，宦官就會將這個旨意交由錦衣衛官員，由他陪同著，前往刑科衙門，辦理簽發廷杖手續，手續辦好後，方可依期行刑。
而如若沒有按照以上的規矩來，則廷杖是無法正常進行的（當然碰到強勢的皇帝，如嘉靖，那就無需什麼籤批，可直接當廷執行），弘治年間，明孝宗就重申：“提人勘事，必給精微批文以防奸宄，乃祖宗舊制，不可不遵，所司其如例行之。應給批時，毋得稽誤”，若沒有到刑科辦理簽發手續，廷杖不允執行。萬曆年間，明代就曾出現因錦衣衛拿不到籤批，而無法執行廷杖的情況，當時因刑科官員缺額，錦衣衛掌衛事都指揮使駱思就上奏神宗：“欲奉命而行，恐謂違例，亦罪也。伏乞皇上將見在候命刑科給事曾汝召、韓繼忠速賜允補，刻期任事，庶僉帖有人，明旨不稽”。
其次，廷杖的行刑的地點一般固定在午門，由錦衣衛負責行刑，司禮監宦官進行監督。負責行刑的錦衣衛會經過專業的訓練，比如正德年間“南御史李熙劾貪吏，觸怒劉瑾，矯旨杖三十”，但因廷杖曾有段時間處於廢置的狀態，錦衣衛久不行刑，有些生疏，因此朝廷“選卒習數日，乃杖之”。
至於為何要訓練，那是因為明朝皇帝對於廷杖的輪打的方式有著特殊的要求，明代的廷杖分為“用心打”和“著實打”，其中“用心打”基本就是必死無疑，而“著實打”雖可能會導致殘疾，但至少不會死。採取何種打法則由監刑的宦官按照皇帝的密旨來決定，若宦官腳尖張開，則就是“著實打”，反之若宦官腳尖閉合，那就是“用心打”。最後，明代廷杖的物件，多以四品以下、品級低的在京官員為主，如嘉靖初年，在大禮儀之爭中，嘉靖下旨“命收四品以下官”，對他們實行廷杖，而對於四品以上的官員，嘉靖並未實行廷杖，由此可知，明代的廷杖物件確是有品級限制。
總的說，在一般情況下，明朝的廷杖是需要遵循一定的規矩和制度的。首先，廷杖的執行地點並不在朝堂之上，而是在午門，由錦衣衛負責執行，司禮監宦官進行監督。其次，對於皇帝要執行廷杖的官員，遵循的是先逮捕，皇帝下詔，後司禮監、錦衣衛、刑科辦理手續之後，再擇日行刑。最後，對於廷杖的輕重程度，也根據皇帝的密旨進行，要死就“用心打”，要活就“著實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