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由於經濟迅速回暖，一些沿海地區出現嚴重的缺工現象。春節剛過，東部沿海地區就出現大規模用工荒，珠三角缺口超200萬。有網友指出“民工荒”實際上是“民工權利荒”，民工短缺實際上是權利和制度的短缺。也有人認為珠三角“缺工”只是一種表面現象,從本質上講，珠三角並不“缺工”，缺的是企業“遠見” 今年以來，由於經濟迅速回暖，一些沿海地區出現嚴重的缺工現象。其中，廣州深圳東莞等珠三角地區城市缺工超200萬人，部分生產線已處停工狀態。企業紛紛上調工資，調低學歷、年齡等限制，希望緩解用工荒。而在號稱“世界工廠”的擁有500多萬外來打工者的東莞，缺工過百萬。(2月21日《武漢晚報》) 雖然這種報道不算新聞，但我依然覺得這種報道是當前社會所需要的。因為只有這種警醒式報道的密度變大，才能引起我們社會的高度與寬度反思。當前，缺工原因表面上看是因為提薪腳步緩慢，但根本原因還是我們社會的工種歧視意識的長期發酵所釀製。給工人加薪，鑄就勞動公平，歸還一線工人的尊嚴，是一個方面，但尚無抵達解決缺工現象的核心。 一份資料顯示，2006年，美國三大汽車工人的平均年薪超14萬美元，同年的美國教授平均年薪為9.29萬美元。雖有人批駁這是“腦體倒掛”，但這說明，在美國製造業，工人是受到社會價值的廣泛肯定。中國產業工人2008年的平均工資僅為日本工人的五十分之一，日本經濟在1950～1980年的30年增長中，工人收入的增速很快，從不到美華人的10%一下子與美華人相當。而中國經濟在近30年增長中，GDP與財政收入打了幾個滾，但工人的年薪增長至今不足美國工人收入的10%。 究其原因，便是我們社會缺乏對待一線工人的敬重意識。一些沿海地區經濟的發展模式停留在粗線條型、直線型。以壓低勞工成本為本能管理意識。在世界分工中,這些看起來較之內陸經濟發達的地方，製造業長期處於低階加工鏈。完整而有靈魂的企業形態並不具備，更像是世界工廠裡的一個只聞榔頭聲響的生產車間。在這個車間裡，鮮有技術革新、品牌推廣、智慧財產權、銷售終端。 更讓人憂慮的是，不僅是上億外來工生存與勞動價值的國家意識迷惘，一大批中小企業甚至包括壟斷國企裡，一線工人的命運也漸次跌入低谷。所以，沿海地區普遍存在的缺工現象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國家意識問題,是允許少部分人無限制地切分大部分人的勞動蛋糕的習慣性漠視，更是需要創造一個更公平、更合理的社會問題。 相關新聞： 企業追著農民工司令要人 多省限制勞動力輸出 來源：中國經濟網 春節剛過，東部沿海地區就出現大規模用工荒，珠三角缺口超200萬。 南方企業紛紛到河南“搶人”，給本土企業用工也造成了不小的壓力。一些本土企業，為留住熟練工人，早在年前已為員工漲了工資。 據瞭解，不僅是河南企業，外省一些政府部門專門出臺檔案，限制勞動力外流，以滿足本地企業的用工需求。 現象：企業排隊向“農民工司令”要人 春節過後，一些農民工還在為工作發愁的時候，殊不知，沿海地區正在遭遇用工荒。 據《武漢晚報》報道，目前，深圳用工需求，回到金融危機前的水平，其中製造業需要大量普工。由於工人難招，很多企業將招工年齡放寬到45歲。即便如此，很多企業還是招不到人。 廣州預計缺工量達15萬人。特別是餐飲業的前臺和樓面服務員，平均1名求職者，有近5個對應崗位可供選擇。 東莞缺工更為嚴重。今年東莞最大的人才市場――智通人才，舉行節後首場招聘會，200餘家企業進場招聘，提供4000多個崗位，只吸引了2000餘人進場。 滬蘇浙閩和廣西北部灣等地，都出現不同程度的缺人。 這些訊息，讓“農民工司令”張全收感觸很深。昨日，張全收在電話中告訴記者，不僅是沿海地區，現在就連中西部很多城市，也開始缺人了。 張全收自豪地說，現在，很多用人單位招不到人，排隊到他門口要人。 對策：外省已開始限制勞動力輸出 由於用工缺口較大，沿海很多城市開始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試圖吸引農民工的光顧。 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有關人士表示，今年深圳將上調最低工資標準。有調查資料顯示，70%的人認為，深圳市的最低工資標準應該定在1500元到2000元。 河南省人力資源市場一位負責人稱，由於經濟發展，很多中西部省份也開始出現用工荒，有些省份已出臺政策，限制勞動力外流。他說，儘管河南省勞動力比較充足，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向外輸出勞動力的增幅也不再是高速增長了。 針對南方出現的用工荒，河南本地一些勞動密集型企業，也開始採取措施應對。河南一生緣食品有限公司總經理劉麗娜稱，為留住員工，他們年前已為員工漲了工資，平均漲幅在10%左右。 鄭州一家服裝生產企業的張經理稱，現在，他們也面臨著招工難的問題，尤其是熟練工人。張經理稱，春節剛過完，他們就忙著與人力資源市場和人才中心聯絡招人，並在人口密集的地方貼廣告招工。 張經理坦言，在目前招工壓力比較大的情況下，他們也考慮適當提高工人工資的辦法，留住熟練工人，避免出現用工困難局面。 原因探究： “用工荒”背後實際是“民工權利荒” 來源：羊城晚報 作者：伊歌 千萬不可將“用工荒”的警號誤解為政府可以放棄積極的就業政策，恰恰相反，勞動力的短缺正因存在制度約束，還不能完全自由流動。“民工荒”實際上是“民工權利荒”，民工短缺實際上是權利和制度的短缺。 經濟學中有“劉易斯拐點”之說，意指勞動力從無限供給到短缺的臨界點。半個世紀前，美國的經濟學家劉易斯創立了“二元經濟發展模型”，指出發展中經濟體工業化的初始條件是資本稀缺、勞動力過剩，在工業化過程中，工業部門會不斷吸收農村中的剩餘勞動力，工資水平並非取決於勞動力的供求關係，而是取決於農民的收入水平。當工業化將剩餘勞動力都吸納乾淨，工資水平就取決於勞動的邊際生產力———如果不提高工資福利，不改善勞動條件，就僱請不到所需的勞動力。 簡而言之，在“劉易斯拐點”之前，是人求工作，不漲工資也會有源源不絕的勞動力;在“劉易斯拐點”之後，是工作求人，不漲工資就找不到合適的員工。春節後，沿海地區和內地同時出現嚴重的缺工現象。其中，廣東珠三角地區用工缺口達200萬。常年約有1200萬農民工外出打工的人口大省、民工大省安徽，如今也出現了“用工荒”。“有專家指出，中國經濟發展的‘人口紅利’正在枯竭，用工荒正成為內地普遍現象，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將加速喪失優勢”。這是否說明中國已經出現“劉易斯拐點”?(2月21日《武漢晚報》、《新快報》) 早在200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份報告就曾提醒：中國的勞動力正由過剩向短缺轉變，拐點將在“十一五”期間出現，確切的時間可能是在2009年。當時從珠三角到長三角出現的“招工難”，也為這種觀點提供了部分驗證。沒料到隨後爆發國際金融危機，外部需求萎縮，出口加工業收縮，大批農民工被迫返鄉，有機構預測就業崗位缺口達千萬個之多。一時間，“劉易斯拐點”之說似乎不攻自破。 可是，隨著經濟強勁反彈，“保增長”大局已定，“用工荒”又浮出水面，而且大有從沿海地區向內陸省份蔓延之勢。其實，如果不是將“劉易斯拐點”的出現機械地設定在某個時間點，而是將其視為一個過程，經濟危機等因素有可能提前或延後“拐點”的出現;那麼，判斷中國正在或即將出現“劉易斯拐點”是基本符合實情的。 民工大省的“用工荒”，可看作是勞動力市場為“劉易斯拐點”拉響的警號。對於這一警號，在勞動力市場中交易的企業和農民工的反應敏感而迅速。比如，在地處安徽的廣德開發區，“我們這裡的工資水平基本跟江浙一樣，待遇並不差”;開發區內企業給工作中的年輕工人播放流行音樂;新一代農民工選擇在家鄉打工;等等。倒是身處市場之外的政府官員和專家學者，千萬不要誤解了這一警號。 “用工荒”並非意味著傳統勞動力密集產業加速喪失優勢。且不說中國製造業的工資水平還不到美國的十分之一，勞動力的相對價格優勢不會立刻喪失;更不用說中國的勞動人口總量巨大，到2030年仍有9.7億，比現在的總量還要大，屆時勞動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約為67%，仍高於現在的絕大多數發達國家。因此，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雖然斷言“劉易斯拐點”已經出現，卻仍認為“中國在勞動力供給方面的優勢會長期保持”。 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勞動就業群體，就業是最大的民生。千萬不可將“用工荒”的警號誤解為政府可以放棄積極的就業政策，恰恰相反，勞動力的短缺正因存在制度約束，還不能完全自由流動。“民工荒”實際上是“民工權利荒”，民工短缺實際上是權利和制度的短缺。政府應將“用工荒”作為完善勞動力市場的契機和動力，改革稅收制度、戶籍管理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提供農民工子女就學、職業技能教育等公共產品;而不是透過修改法律等手段將政府責任轉嫁給企業。 網友熱議： 珠三角民工荒給企業家上了一堂警示課 來源：中國企業家 作者：楊金溪 今年以來，由於經濟迅速回暖，沿海地區和內地同時出現嚴重的缺工現象。其中，廣州深圳東莞等珠三角地區城市缺工超過200萬人，部分生產線已處於停工狀態。企業紛紛上調工資，調低學歷、年齡等限制，希望用工荒得以緩解。2月21日武漢晚報 有資料顯示，全國農民工有2.3億人。中國農村有大量富餘勞動力，許多農民亟待離開土地，向城市轉移，尋找就業崗位。為何今年以來，廣州深圳東莞等珠三角地區城市缺工超過200萬人，出現嚴重“缺工”的局面?筆者認為，珠三角“缺工”只是一種表面現象。從本質上講，珠三角並不“缺工”，缺的是企業“遠見”。 農民工離鄉背井，外出打工，圖的是賺錢。因此，哪裡賺錢多，他們就會湧向哪裡。如果外出打工收入低於種地收入，他們自然會選擇回家種地。到珠三角打工的農民工，倘若收入過低，自然會選擇離開。 早在今年春節前，東莞“兩會”上就有政協委員進言，東莞最低工資標準應由770元調至900~1000元。理由是：一味維持最低工資不變，外來人員會逐步流向其他城市。 其實，既使東莞將現在的最低工資標準770元調至900~1000元，也難以留住打工者。扣去房租、吃飯和日常用品，打工者早已所剩無幾。赤條條地來赤條條地走，哪個打工者還願來東莞打工?眼前的“缺工”，是對企業只顧眼前利益的短視行為的懲罰!有遠見的企業，應堅持待遇留人的原則。 珠三角“缺工”還呈現了一個值得關注的特點，這就是由於進行產業結構調整，東莞不少企業正由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型轉型，使得技術工人的需求猛增。現實情況是，不少企業只顧上班時間讓員工拼命付出，而對員工下班後的技術培訓卻很少問津。有遠見的企業，應該看到產業結構調整的大勢，在技術人才儲備上加大投入，提高自我“造血”能力。那些“臨時抱佛腳”的企業，不會得到很好的發展。 珠三角“缺工”，還讓我們看到一些企業缺少對員工的關愛之心，缺少對員工的以誠相待。由於缺工嚴重，東莞許多企業為留住老員工，將工資拖後一個月發放已成慣例。甚至在春節前，一些企業將兩個月工資拖到春節後發放。這樣做也許暫時留住了員工，但卻難以留住員工的心。一旦有機會，員工就會炒老闆的“魷魚”。 珠三角“缺工”，給一些企業上了一堂警示課。解決之道： 解決節日用工荒需用“政策留人” 來源：中國廣播網 中廣網北京2月22日訊息隨著經濟的回升，深圳的用工需求回到金融危機前的水平。其中深圳的製造業需要大量普工，月工資基本在人民幣1700到1800元(含加班費)，而且企業都放寬了用人標準，45歲以內的農民工也能在深圳找到工作。對此，中國之聲特約評論員王健做如下點評。 王健：珠三角在節後又出現了用工荒，其實每年春節之後，多多少少都有這樣的情況，去年的情況是稍微有點特殊，去年是金融危機影響最深的時候，很多企業處於停產半停產的狀態，對用工的需求沒有那麼大，當然去年我們回頭看看，也沒有出現洶湧的進城大軍的情況。有幾個原因，每年為什麼會出現用工荒，最主要還是季節性的因素，回家過年這幾個字，在我們華人心裡是有很重要的感情因素的，尤其是農村，很多地方正月十五之後才能開始幹活，有的整個正月都很少出去打工，所以用工荒在很短的一個時期內還會繼續下去。 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同時提到了三個很重要的字：城鎮化。有人說城鎮化對於中國經濟未來的格局影響很大，我想說中國城鎮化對於整個世界的經濟走勢和格局都會有很重大的影響。怎麼解決我們部分地方一年又一年的週而復始出現的用工荒，我覺得本質上是一個怎麼解決好城鎮化的問題。剛才有一個特寫，說是要感情留人，待遇留人，這隻說對一方面，你用感情留人，感情再好能比得上農民工對於家鄉，對於故土的感情嗎?能比得上農民工對於家人的思念嗎?你待遇再好能讓農民工今年不回家過年，你能讓他明年、後年都不回家過年嗎?我覺得不可能。所以在感情留人、待遇留人的後面我想加上一個政策留人，怎麼樣讓農民工進城之後呆得住，把城裡當成家，產生對家的感情，這就必須透過政策層面來解決，也關涉到城鎮化整體的程序是否順利。剛才有篇報導說，養老保險轉移接續辦法去年我們出臺，這就是走在正確的方向上，我們怎麼解決農民工的醫療保險、孩子的戶口、上學等等問題。我們知道中國的農民對於家鄉的故土是有依戀的，農民工進城務工本身就已經割斷與土地的聯絡，其實本身需要很大的勇氣，我們的政策要讓農民工感到希望，感到他們的勇氣獲得了獎勵和支援，城鎮化的程序才會更加的順利。 推進農民工“市民化” 破解“用工荒” 來源：新快報 今年以來，由於經濟迅速回暖，沿海地區和內地同時出現嚴重的缺工現象。其中，廣州深圳東莞等珠三角地區城市缺工超過200萬人，部分生產線已處於停工狀態。企業紛紛上調工資，調低學歷、年齡等限制，希望“用工荒”得以緩解。 面對來勢洶洶的“用工荒”，企業採取提高待遇、降低門檻的辦法來應對，這或許能取得一時之效，但卻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在我們看來，破解“用工荒”的根本途徑在推進農民工的“市民化”。 “用工荒”說白了就是農民工荒。人數達到1.5億左右的農民工，為中國經濟社會和城市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們渴望融入城市、享受城市文明。然而，許多城市仍把農民工當成過客，實行“經濟接納、社會拒入”。 在身份上，多數企業都還沒有把農民當作穩定的產業工人，城市也並沒有敞開胸懷，把他們當成真正的市民。在權益上，他們與城市產業工人相比，享受不到應有的政治、經濟及社會待遇，處於城市裡的社會底層。他們承擔著城市最累、最苦、最髒、最險的工作，卻拿著最低、最少的工資。 農民工的各項權益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以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為例，雖然中國法律明確規定，企業要為包括農民工在內的所有職工繳納養老和醫療等社會保險，但是現實中多數的農民工遊離在社會保障之外。 對於城市而言，農民工只是無根的浮萍。權益的匱乏、身份的迷惘、生活的壓力、“候鳥式”的生活，讓部分身心俱疲的農民工選擇了逃離。“用工荒”的根本原因正在於，農民工對城市缺乏歸屬感，他們的權益得不到保障，他們對自己的前途感到迷惘，他們用自己的腳步做出了“逃離城市”的選擇。 “用工荒”的出現，衝擊著舊有的農民工管理方式，它說明以損害農民工利益為代價的發展是不可持續的，也是行不通的。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的出現，他們具有更強烈的權利訴求和較強的法律意識，他們不能容忍拿著極低的工資，在惡劣的勞動環境裡，沒日沒夜地工作和加班。 要想讓“用工荒”不再出現，我們唯有推進農民工“市民化”，讓農民工成為城市的真正主人。今年中央一號檔案提出要“著力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這是中央檔案中首次使用“新生代農民工”這個詞，傳遞出中央對第二代農民工的關切。 而毫無疑問，“新生代農民工”對城市的要求，已經不再限於初級的生活條件，更多是對自身權利的追求。這就有待於中國城鎮管理政策儘快作出調整，深化戶籍制度改革，為農民工融入城鎮提供必要的條件。同時，要切實提高農民工的政治、經濟、社會待遇，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讓農民工像市民那樣在城市“體面地生活”。[稿源:珠江晚報]
今年以來，由於經濟迅速回暖，一些沿海地區出現嚴重的缺工現象。春節剛過，東部沿海地區就出現大規模用工荒，珠三角缺口超200萬。有網友指出“民工荒”實際上是“民工權利荒”，民工短缺實際上是權利和制度的短缺。也有人認為珠三角“缺工”只是一種表面現象,從本質上講，珠三角並不“缺工”，缺的是企業“遠見” 今年以來，由於經濟迅速回暖，一些沿海地區出現嚴重的缺工現象。其中，廣州深圳東莞等珠三角地區城市缺工超200萬人，部分生產線已處停工狀態。企業紛紛上調工資，調低學歷、年齡等限制，希望緩解用工荒。而在號稱“世界工廠”的擁有500多萬外來打工者的東莞，缺工過百萬。(2月21日《武漢晚報》) 雖然這種報道不算新聞，但我依然覺得這種報道是當前社會所需要的。因為只有這種警醒式報道的密度變大，才能引起我們社會的高度與寬度反思。當前，缺工原因表面上看是因為提薪腳步緩慢，但根本原因還是我們社會的工種歧視意識的長期發酵所釀製。給工人加薪，鑄就勞動公平，歸還一線工人的尊嚴，是一個方面，但尚無抵達解決缺工現象的核心。 一份資料顯示，2006年，美國三大汽車工人的平均年薪超14萬美元，同年的美國教授平均年薪為9.29萬美元。雖有人批駁這是“腦體倒掛”，但這說明，在美國製造業，工人是受到社會價值的廣泛肯定。中國產業工人2008年的平均工資僅為日本工人的五十分之一，日本經濟在1950～1980年的30年增長中，工人收入的增速很快，從不到美華人的10%一下子與美華人相當。而中國經濟在近30年增長中，GDP與財政收入打了幾個滾，但工人的年薪增長至今不足美國工人收入的10%。 究其原因，便是我們社會缺乏對待一線工人的敬重意識。一些沿海地區經濟的發展模式停留在粗線條型、直線型。以壓低勞工成本為本能管理意識。在世界分工中,這些看起來較之內陸經濟發達的地方，製造業長期處於低階加工鏈。完整而有靈魂的企業形態並不具備，更像是世界工廠裡的一個只聞榔頭聲響的生產車間。在這個車間裡，鮮有技術革新、品牌推廣、智慧財產權、銷售終端。 更讓人憂慮的是，不僅是上億外來工生存與勞動價值的國家意識迷惘，一大批中小企業甚至包括壟斷國企裡，一線工人的命運也漸次跌入低谷。所以，沿海地區普遍存在的缺工現象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國家意識問題,是允許少部分人無限制地切分大部分人的勞動蛋糕的習慣性漠視，更是需要創造一個更公平、更合理的社會問題。 相關新聞： 企業追著農民工司令要人 多省限制勞動力輸出 來源：中國經濟網 春節剛過，東部沿海地區就出現大規模用工荒，珠三角缺口超200萬。 南方企業紛紛到河南“搶人”，給本土企業用工也造成了不小的壓力。一些本土企業，為留住熟練工人，早在年前已為員工漲了工資。 據瞭解，不僅是河南企業，外省一些政府部門專門出臺檔案，限制勞動力外流，以滿足本地企業的用工需求。 現象：企業排隊向“農民工司令”要人 春節過後，一些農民工還在為工作發愁的時候，殊不知，沿海地區正在遭遇用工荒。 據《武漢晚報》報道，目前，深圳用工需求，回到金融危機前的水平，其中製造業需要大量普工。由於工人難招，很多企業將招工年齡放寬到45歲。即便如此，很多企業還是招不到人。 廣州預計缺工量達15萬人。特別是餐飲業的前臺和樓面服務員，平均1名求職者，有近5個對應崗位可供選擇。 東莞缺工更為嚴重。今年東莞最大的人才市場――智通人才，舉行節後首場招聘會，200餘家企業進場招聘，提供4000多個崗位，只吸引了2000餘人進場。 滬蘇浙閩和廣西北部灣等地，都出現不同程度的缺人。 這些訊息，讓“農民工司令”張全收感觸很深。昨日，張全收在電話中告訴記者，不僅是沿海地區，現在就連中西部很多城市，也開始缺人了。 張全收自豪地說，現在，很多用人單位招不到人，排隊到他門口要人。 對策：外省已開始限制勞動力輸出 由於用工缺口較大，沿海很多城市開始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試圖吸引農民工的光顧。 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有關人士表示，今年深圳將上調最低工資標準。有調查資料顯示，70%的人認為，深圳市的最低工資標準應該定在1500元到2000元。 河南省人力資源市場一位負責人稱，由於經濟發展，很多中西部省份也開始出現用工荒，有些省份已出臺政策，限制勞動力外流。他說，儘管河南省勞動力比較充足，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向外輸出勞動力的增幅也不再是高速增長了。 針對南方出現的用工荒，河南本地一些勞動密集型企業，也開始採取措施應對。河南一生緣食品有限公司總經理劉麗娜稱，為留住員工，他們年前已為員工漲了工資，平均漲幅在10%左右。 鄭州一家服裝生產企業的張經理稱，現在，他們也面臨著招工難的問題，尤其是熟練工人。張經理稱，春節剛過完，他們就忙著與人力資源市場和人才中心聯絡招人，並在人口密集的地方貼廣告招工。 張經理坦言，在目前招工壓力比較大的情況下，他們也考慮適當提高工人工資的辦法，留住熟練工人，避免出現用工困難局面。 原因探究： “用工荒”背後實際是“民工權利荒” 來源：羊城晚報 作者：伊歌 千萬不可將“用工荒”的警號誤解為政府可以放棄積極的就業政策，恰恰相反，勞動力的短缺正因存在制度約束，還不能完全自由流動。“民工荒”實際上是“民工權利荒”，民工短缺實際上是權利和制度的短缺。 經濟學中有“劉易斯拐點”之說，意指勞動力從無限供給到短缺的臨界點。半個世紀前，美國的經濟學家劉易斯創立了“二元經濟發展模型”，指出發展中經濟體工業化的初始條件是資本稀缺、勞動力過剩，在工業化過程中，工業部門會不斷吸收農村中的剩餘勞動力，工資水平並非取決於勞動力的供求關係，而是取決於農民的收入水平。當工業化將剩餘勞動力都吸納乾淨，工資水平就取決於勞動的邊際生產力———如果不提高工資福利，不改善勞動條件，就僱請不到所需的勞動力。 簡而言之，在“劉易斯拐點”之前，是人求工作，不漲工資也會有源源不絕的勞動力;在“劉易斯拐點”之後，是工作求人，不漲工資就找不到合適的員工。春節後，沿海地區和內地同時出現嚴重的缺工現象。其中，廣東珠三角地區用工缺口達200萬。常年約有1200萬農民工外出打工的人口大省、民工大省安徽，如今也出現了“用工荒”。“有專家指出，中國經濟發展的‘人口紅利’正在枯竭，用工荒正成為內地普遍現象，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將加速喪失優勢”。這是否說明中國已經出現“劉易斯拐點”?(2月21日《武漢晚報》、《新快報》) 早在200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份報告就曾提醒：中國的勞動力正由過剩向短缺轉變，拐點將在“十一五”期間出現，確切的時間可能是在2009年。當時從珠三角到長三角出現的“招工難”，也為這種觀點提供了部分驗證。沒料到隨後爆發國際金融危機，外部需求萎縮，出口加工業收縮，大批農民工被迫返鄉，有機構預測就業崗位缺口達千萬個之多。一時間，“劉易斯拐點”之說似乎不攻自破。 可是，隨著經濟強勁反彈，“保增長”大局已定，“用工荒”又浮出水面，而且大有從沿海地區向內陸省份蔓延之勢。其實，如果不是將“劉易斯拐點”的出現機械地設定在某個時間點，而是將其視為一個過程，經濟危機等因素有可能提前或延後“拐點”的出現;那麼，判斷中國正在或即將出現“劉易斯拐點”是基本符合實情的。 民工大省的“用工荒”，可看作是勞動力市場為“劉易斯拐點”拉響的警號。對於這一警號，在勞動力市場中交易的企業和農民工的反應敏感而迅速。比如，在地處安徽的廣德開發區，“我們這裡的工資水平基本跟江浙一樣，待遇並不差”;開發區內企業給工作中的年輕工人播放流行音樂;新一代農民工選擇在家鄉打工;等等。倒是身處市場之外的政府官員和專家學者，千萬不要誤解了這一警號。 “用工荒”並非意味著傳統勞動力密集產業加速喪失優勢。且不說中國製造業的工資水平還不到美國的十分之一，勞動力的相對價格優勢不會立刻喪失;更不用說中國的勞動人口總量巨大，到2030年仍有9.7億，比現在的總量還要大，屆時勞動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約為67%，仍高於現在的絕大多數發達國家。因此，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雖然斷言“劉易斯拐點”已經出現，卻仍認為“中國在勞動力供給方面的優勢會長期保持”。 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勞動就業群體，就業是最大的民生。千萬不可將“用工荒”的警號誤解為政府可以放棄積極的就業政策，恰恰相反，勞動力的短缺正因存在制度約束，還不能完全自由流動。“民工荒”實際上是“民工權利荒”，民工短缺實際上是權利和制度的短缺。政府應將“用工荒”作為完善勞動力市場的契機和動力，改革稅收制度、戶籍管理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提供農民工子女就學、職業技能教育等公共產品;而不是透過修改法律等手段將政府責任轉嫁給企業。 網友熱議： 珠三角民工荒給企業家上了一堂警示課 來源：中國企業家 作者：楊金溪 今年以來，由於經濟迅速回暖，沿海地區和內地同時出現嚴重的缺工現象。其中，廣州深圳東莞等珠三角地區城市缺工超過200萬人，部分生產線已處於停工狀態。企業紛紛上調工資，調低學歷、年齡等限制，希望用工荒得以緩解。2月21日武漢晚報 有資料顯示，全國農民工有2.3億人。中國農村有大量富餘勞動力，許多農民亟待離開土地，向城市轉移，尋找就業崗位。為何今年以來，廣州深圳東莞等珠三角地區城市缺工超過200萬人，出現嚴重“缺工”的局面?筆者認為，珠三角“缺工”只是一種表面現象。從本質上講，珠三角並不“缺工”，缺的是企業“遠見”。 農民工離鄉背井，外出打工，圖的是賺錢。因此，哪裡賺錢多，他們就會湧向哪裡。如果外出打工收入低於種地收入，他們自然會選擇回家種地。到珠三角打工的農民工，倘若收入過低，自然會選擇離開。 早在今年春節前，東莞“兩會”上就有政協委員進言，東莞最低工資標準應由770元調至900~1000元。理由是：一味維持最低工資不變，外來人員會逐步流向其他城市。 其實，既使東莞將現在的最低工資標準770元調至900~1000元，也難以留住打工者。扣去房租、吃飯和日常用品，打工者早已所剩無幾。赤條條地來赤條條地走，哪個打工者還願來東莞打工?眼前的“缺工”，是對企業只顧眼前利益的短視行為的懲罰!有遠見的企業，應堅持待遇留人的原則。 珠三角“缺工”還呈現了一個值得關注的特點，這就是由於進行產業結構調整，東莞不少企業正由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型轉型，使得技術工人的需求猛增。現實情況是，不少企業只顧上班時間讓員工拼命付出，而對員工下班後的技術培訓卻很少問津。有遠見的企業，應該看到產業結構調整的大勢，在技術人才儲備上加大投入，提高自我“造血”能力。那些“臨時抱佛腳”的企業，不會得到很好的發展。 珠三角“缺工”，還讓我們看到一些企業缺少對員工的關愛之心，缺少對員工的以誠相待。由於缺工嚴重，東莞許多企業為留住老員工，將工資拖後一個月發放已成慣例。甚至在春節前，一些企業將兩個月工資拖到春節後發放。這樣做也許暫時留住了員工，但卻難以留住員工的心。一旦有機會，員工就會炒老闆的“魷魚”。 珠三角“缺工”，給一些企業上了一堂警示課。解決之道： 解決節日用工荒需用“政策留人” 來源：中國廣播網 中廣網北京2月22日訊息隨著經濟的回升，深圳的用工需求回到金融危機前的水平。其中深圳的製造業需要大量普工，月工資基本在人民幣1700到1800元(含加班費)，而且企業都放寬了用人標準，45歲以內的農民工也能在深圳找到工作。對此，中國之聲特約評論員王健做如下點評。 王健：珠三角在節後又出現了用工荒，其實每年春節之後，多多少少都有這樣的情況，去年的情況是稍微有點特殊，去年是金融危機影響最深的時候，很多企業處於停產半停產的狀態，對用工的需求沒有那麼大，當然去年我們回頭看看，也沒有出現洶湧的進城大軍的情況。有幾個原因，每年為什麼會出現用工荒，最主要還是季節性的因素，回家過年這幾個字，在我們華人心裡是有很重要的感情因素的，尤其是農村，很多地方正月十五之後才能開始幹活，有的整個正月都很少出去打工，所以用工荒在很短的一個時期內還會繼續下去。 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同時提到了三個很重要的字：城鎮化。有人說城鎮化對於中國經濟未來的格局影響很大，我想說中國城鎮化對於整個世界的經濟走勢和格局都會有很重大的影響。怎麼解決我們部分地方一年又一年的週而復始出現的用工荒，我覺得本質上是一個怎麼解決好城鎮化的問題。剛才有一個特寫，說是要感情留人，待遇留人，這隻說對一方面，你用感情留人，感情再好能比得上農民工對於家鄉，對於故土的感情嗎?能比得上農民工對於家人的思念嗎?你待遇再好能讓農民工今年不回家過年，你能讓他明年、後年都不回家過年嗎?我覺得不可能。所以在感情留人、待遇留人的後面我想加上一個政策留人，怎麼樣讓農民工進城之後呆得住，把城裡當成家，產生對家的感情，這就必須透過政策層面來解決，也關涉到城鎮化整體的程序是否順利。剛才有篇報導說，養老保險轉移接續辦法去年我們出臺，這就是走在正確的方向上，我們怎麼解決農民工的醫療保險、孩子的戶口、上學等等問題。我們知道中國的農民對於家鄉的故土是有依戀的，農民工進城務工本身就已經割斷與土地的聯絡，其實本身需要很大的勇氣，我們的政策要讓農民工感到希望，感到他們的勇氣獲得了獎勵和支援，城鎮化的程序才會更加的順利。 推進農民工“市民化” 破解“用工荒” 來源：新快報 今年以來，由於經濟迅速回暖，沿海地區和內地同時出現嚴重的缺工現象。其中，廣州深圳東莞等珠三角地區城市缺工超過200萬人，部分生產線已處於停工狀態。企業紛紛上調工資，調低學歷、年齡等限制，希望“用工荒”得以緩解。 面對來勢洶洶的“用工荒”，企業採取提高待遇、降低門檻的辦法來應對，這或許能取得一時之效，但卻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在我們看來，破解“用工荒”的根本途徑在推進農民工的“市民化”。 “用工荒”說白了就是農民工荒。人數達到1.5億左右的農民工，為中國經濟社會和城市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們渴望融入城市、享受城市文明。然而，許多城市仍把農民工當成過客，實行“經濟接納、社會拒入”。 在身份上，多數企業都還沒有把農民當作穩定的產業工人，城市也並沒有敞開胸懷，把他們當成真正的市民。在權益上，他們與城市產業工人相比，享受不到應有的政治、經濟及社會待遇，處於城市裡的社會底層。他們承擔著城市最累、最苦、最髒、最險的工作，卻拿著最低、最少的工資。 農民工的各項權益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以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為例，雖然中國法律明確規定，企業要為包括農民工在內的所有職工繳納養老和醫療等社會保險，但是現實中多數的農民工遊離在社會保障之外。 對於城市而言，農民工只是無根的浮萍。權益的匱乏、身份的迷惘、生活的壓力、“候鳥式”的生活，讓部分身心俱疲的農民工選擇了逃離。“用工荒”的根本原因正在於，農民工對城市缺乏歸屬感，他們的權益得不到保障，他們對自己的前途感到迷惘，他們用自己的腳步做出了“逃離城市”的選擇。 “用工荒”的出現，衝擊著舊有的農民工管理方式，它說明以損害農民工利益為代價的發展是不可持續的，也是行不通的。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的出現，他們具有更強烈的權利訴求和較強的法律意識，他們不能容忍拿著極低的工資，在惡劣的勞動環境裡，沒日沒夜地工作和加班。 要想讓“用工荒”不再出現，我們唯有推進農民工“市民化”，讓農民工成為城市的真正主人。今年中央一號檔案提出要“著力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這是中央檔案中首次使用“新生代農民工”這個詞，傳遞出中央對第二代農民工的關切。 而毫無疑問，“新生代農民工”對城市的要求，已經不再限於初級的生活條件，更多是對自身權利的追求。這就有待於中國城鎮管理政策儘快作出調整，深化戶籍制度改革，為農民工融入城鎮提供必要的條件。同時，要切實提高農民工的政治、經濟、社會待遇，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讓農民工像市民那樣在城市“體面地生活”。[稿源:珠江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