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明星當然有利於科學傳播。

不過，中國的學術明星很少，可能最有名的是潘建偉院士了。但是，潘院士本身是科學家，基本不做科普（因為太忙，沒時間做）。因此，我們老百姓只能從新聞媒體中來了解潘院士的科學工作。但新聞媒體有一個致命的缺點，那就是基本不懂科學，因為一般的新聞媒體的記者是文科出身，像潘院士這樣的學術明星所從事的量子物理研究，文科記者也搞不懂，所以文科記者寫的新聞報道缺乏科學性。因此，為了做好科學傳播，僅有潘院士這樣的科學家還不夠，還需要有一些專門搞科普的專業人士才能做好科學傳播。我有一個朋友叫sheldon，他是物理學博士，他和他的團隊給潘院士團隊所做的科學工作畫了一些科普漫畫（在潘院士等人的指導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另外比較有名的學術明星就是霍金與楊振寧了。霍金是寫過一些科普書的，當然他的科普書對老百姓來說還是比較難讀的——我看過霍金的科普書，覺得他這個中規中矩的科普已經不適應目前這個移動互聯的新時代。在新媒體時代做科普，漫畫與短影片這種新的傳播方式必須引進來，才能形成好的傳播效果。楊振寧也是學術明星，但楊先生一般是隻做講演，很少寫科普文章，所以老百姓也搞不清楚他到底做了什麼重要的研究工作，才在社會上引起那麼大的爭議。當然，要說對科學傳播的貢獻，楊振寧與李政道的故事已經對在中國普及科學起到了有益的貢獻。

有了學術明星，老百姓就會對科學更有興趣，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學術明星有利於科學傳播是明顯的，除此之外，對科學成果的宣傳也對傳播科學有好處。其實與學術明星比起來，科學成果的宣傳更加普遍，效果也更好。

傳播科學，首先要從實用角度傳播，這樣才吸引更多的人關注。科學發展到今天，其覆蓋的領域和知識體系已然非常龐大了，它已經遍及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選好題材，將普通老百姓當作“使用者”，以合適的內容及形式推向使用者。

其次，傳播科學要藉助營銷的套路，利用事件傳播。這些年在中醫和轉基因的話題上吸引了大量的人參與到這個話題中，圍繞這些話題來傳播科學，受眾面較廣，對傳統思想洗滌的作用會較明顯。

第三，加強對科學理念的傳播，就是科學這套方法論為何有效。在網際網路上很多人連科學是什麼都不清楚就在那裡辯論科學，這是很遺憾的事情。很多人把科學和真理等同起來，把非科學體系的東西看成都是假的，把偽科學汙名化，其實都是錯誤或偏頗的，在這點上科學傳播的任務是任重道遠。

不管以何種形式何種策略，傳播科學的最終目的就是讓老百姓擁有基本的科學意識。在科學思想的指導下看待我們龐雜的傳統文化。科學自身也在不斷髮展，如何相容幷包，吸收拿來，進一步發展中華文化，當是終極目的。

“學術明星是否有利於科學傳播這個問題”要更加明確一點。是什麼樣的學術明星？要做的是什麼型別的科學傳播？實際上，並不像樓下博主回覆的，中國學術明星太少。而是中國公眾能瞭解到的學術明星太少。在科學界內部，從來不乏學術明星。只不過他們衡量的標準是小同行的論文。在另一個方面，在最近20年來，以宣傳成功為標誌的中國科學傳播，一直沒有放棄過造星工作，實際上比現在造星更多，因為在傳統的以宣傳成就而不是激發科學興趣或弘揚科學精神的科學傳播模式下，把科學家說得高大上、說得不盡人意、說得星光閃爍，說得大公無私，這最符合這種科研宣傳的邏輯。

實際上，我們想討論的明星，是既有水平能在學術界取得極為突出的成績，又有巨大的公眾影響力，這與我們過去靠宣傳捧起來的星還是有很多不一樣的。按照這個標準，潘建偉算一個，施一公算一個，饒毅算一個，李淼算一個。這樣的明星在中國的確不多。而這樣的明星，毫無疑問對科學傳播是有促進作用的。

但細想一下，這些明星之所以對科學傳播有很大的促進作用，之所以發揮與過去的官方造星運動不同的效果，其原因在於網際網路技術、不斷進步的社會經濟，讓我們逐漸有條件擺脫部分官方比較陳腐的宣傳模式。

但即便如此，我們也要小心學術明星可能具有的副作用。因為一旦一位科學家成為了我們現代意義的學術明星，那麼他們實際上就更有可能獲得更多的資源，這也意味著在需要競爭來獲取資源的時候，他們的競爭者也可能會因為學術之外的原因輸給他們。

應該說學術明星是有利於科學傳播的，上海交大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譯著，名為《聚光燈下的明星科學家》，作者用霍金，道金斯，平克，古爾德，格林菲爾德，洛夫洛克，格林和泰森這八位明星科學家為例，闡述了他們如何對科學議題發表看法，討論科學政策，影響科學研究的框架和議題設定，從而激勵新思維，驅動科學爭議，強化公眾的理解，動員社會運動，並塑造政策。

所以就這本書中的八位明星科學家來說，他們有利於科學傳播的發展，也形成了科學傳播的明星效應。

實際上，近年來國內也出現了很多科普網紅，他們藉助新媒體平臺積極為科學發聲，並且身體力行地從事著科學傳播工作，比如獲得卡爾 薩根獎的鄭永春，他最近一兩年一直呼籲加強科學傳播人才的培養，重視科學教育等等，而科普中國形象大使徐穎也被形象地稱為“北斗女神”，這樣的例子在國內還有很多。

如果沒有這些知名科學家的話，我們可能不太會關注科學。特別是最近一段時間以來，總有人拿一些娛樂明星與科學家進行比較，可以說這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但是也呼籲我們應該有更多的明星科學家，他們應該成為科學的代言人，讓科學成為我們文化軟實力的一部分。

博物君張辰亮說科普就是為科學打廣告，而明星科學家或者說學術明星就應該成為這個廣告的代言人。《時間簡史》、《自私的基因》、《語言本能》、《人之誤測》、《人腦之謎》、《宇宙的琴絃》等等都是暢銷的大眾科學圖書，而這也都出自《聚光燈下的明星科學家》一書中提及的明星科學家之手，所以說他們促進了科學傳播，也豐富了科學傳播。

當然，對於學術明星的存在也有一些爭議，比如2017新科諾獎 Jeffrey Hall就抱怨過明星科學家。也有人因為格林讓弦理論廣為人知而批評弦理論把優秀的科研人員和經費吸引到了該領域中，從而讓其他可能對弦理論形成挑戰的理論出現了人才和資源的流失，等等。

但是，學術明星無疑有利於科學傳播，我們也期待更多的科學家開展科學傳播工作，也把自己打造成學術明星，當然他們首先要在自己的學術領域取得一定的地位和學術造詣。

如果想深入瞭解這個話題，建議可以參考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的譯著《聚光燈下的明星科學家》。

如果指的是科學傳播而不是科學研究的話，那麼學術明星肯定有利於這項事業。

在科學史上，愛因斯坦是第一個為大眾認知的學術明星。當年媒體集中包裝他，造成了一個有趣的結果，雖然沒幾個人懂相對論，但在精英圈層裡，不談愛因斯坦就顯得沒文化。最誇張的時候，他的論文被打印出來，貼在商店櫥窗裡供路人觀看。

要打造學術明星，本人必須配合。愛因斯坦確實配合了這種宣傳。他後半生經常到各國訪問，演講。這些與科研工作無關，主要是服務於科學傳播。在當年確實起到了很大作用，但也造成了一些副作用。那些實際貢獻和他差不多的科學家如普朗克等人，社會知名度遠遠不如他。

另外就是愛因斯坦更符合被媒體定型的科學家形象——不修邊幅，也不搞實證研究，坐在屋子裡憑藉聰明的大腦思考，就能獲得劃時代的成果。這其實是傳統經院哲學家的形象，延續到了人們對科學家的認知中。99%的科學工作者日常都不是這樣，他們以觀測、實驗、勘探為生，但愛因斯坦更符合這個大眾形象，而不是科學家的平均狀態。

現在媒體包裝霍金，包括幾十年前中國媒體包裝陳景潤，都因為他們更符合這種扭曲的科學家形象。象錢偉長這樣入選國足還打入進球的科學家，顯然離這種形象差很遠，公眾知名度就不高。這造成了公眾對科學工作者形象的扭曲。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開始系統地打造學術明星。他們首先要有學術成果，其次是自己有志於科學傳播，願意到媒體上向公眾喊話。卡爾薩根，加來道雄等等都是這樣的人物。這些人已經不再是傳統“科學怪人”的形象，他們接受過形體和儀式訓練，出鏡前要化妝，風度翩翩。中國現在也有李淼、鄭永春等專業科學家在走這條路。

但從長遠來說，這是從科學家到科學傳播專家的過渡形式。一來這不是學術研究活動的內容，不能指望各專業都有科學家都跑出來幹這個。所以就導致科學在媒體上的“偏科”。有代言人的學科更容易受到關注。

現在中國科協已經有“科學傳播專家”的評定，但還是要求他們有學術專家的背景。將來會出現真正的科學傳播專家。他們除了接受過科學教育外，主要研究公眾心理，研究媒體、影視、出版等傳播工具的規律。也主要從事這些工作，而不再需要自己也有學術背景。這些人才能系統地把科學介紹給公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