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之所以採用認罪交易，主要是出於司法資源配置有效性的考慮。美國的檢察官在刑事案中負有極高的舉證責任，與嫌犯達成認罪交易，可以節省時間和資源用於其他案件。而且，美國州一級的檢察官都來自於民選，其結案率定罪率也是他們爭取連任的砝碼，因此，檢察官自然希望嫌犯及早認罪。

而法官方面，由於美國各級法院長年資金不足、人手短缺，一個刑事案件的出庭可能要持續數月乃至數年，法官也很希望雙方及早達成協議。對於大多數嫌犯來說，能夠減輕刑罰自然也是一件好事。隨著罪犯服刑時間的縮短，監獄的利用率也會提高，能夠一定程度上緩解美國監獄人滿為患的問題。正因為這看似多贏的局面，讓認罪交易逐漸成為美國刑事案件的主流處理方式。

但隨著時間推移，認罪交易的問題也逐漸浮現，侵蝕著美國司法公正的基石。正因為檢察官有政績壓力，所以他們往往會羅列各種罪名起訴，有時候多達上百條，然後再以此為由對嫌犯威逼利誘，以刪除一些原本就不那麼站得住腳的罪名,換取嫌犯的認罪。這個方法固然有效，也造成不少冤假錯案。特別是認罪交易中缺失了法官和陪審團這兩個關鍵要素，讓檢察官權力顯著擴大，也導致大量沒有經濟能力負擔好律師的嫌犯，很難得到有效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