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對魯迅先生的評價發生過較大的轉折，以1936年為界，之前幾乎是完全的否定，而之後幾乎又是徹底的肯定。這和他處的時代認識及他的人品性格密切相關,其實後人對郭沫若的為人爭議特別大,但絕對不能否認他出眾的才華。

他原來對魯迅的評價是:

“他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命，魯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

……他是一個不得志的法西斯蒂”

1936年10月19日晚上，郭沫若在日本從客居的當地晚報上看到魯迅已於當日凌晨五時逝世的訊息，感到震驚。對於他和魯迅從未見過一面，也無一次通訊，深感遺憾。中國有“蓋棺論定”的習慣，郭沫若想對魯迅作出一個公允的評價，而回想過去兩人曾筆槍文戰，相譏相諷，但還是勇敢地說出了心裡話：

“他的他的現實主義的經過千錘百煉的作品，愈來愈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愛好；他的愛憎分明的犀利的批判精神，愈來愈煥發著燦爛的光輝。

”

這句話應該是他對魯迅最中肯的評價。

魯迅原來也曾說過郭沫若是“流氓才子”的刻薄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