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窟藝術是一種宗教文化，取材於佛教故事，興於魏晉，盛於隋唐。它吸收了印度健陀羅藝術精華，融匯了中國繪畫和雕塑的傳統技法和審美情趣，反映了佛教思想及其漢化過程，是研究中國社會史、佛教史、藝術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珍貴資料。
中國現存的主要石窟群均為魏唐之間或宋前期作品，其中以石刻負盛名的是大同雲岡、洛陽龍門、天水麥積山和重慶大足四大石窟。
石窟藝術與佛教是十分密切的。石窟藝術是為當時信佛的人們服務的。因信仰佛教的各階級、各階層人物不同，他們所屬的佛教宗派也不一樣，因而在造像與壁畫的題材上，也要根據自己那一宗派的經典造像。所以石窟藝術的發展，因時間、地點的不同，發展情況也不一樣。如新疆石窟，除唐代或以後漢人所開的窟畫出一些大乘經變以外，其餘早期開鑿的各窟，全看不到反映大乘經中的故事造像。這些石窟群中，遺存到今天的雕像，主要是釋迦和菩薩等單獨的形象，其次則多是佛本生、佛本行(即如何苦行、忍辱、尋求解脫)等故事畫像。這些畫像多數是根據《聲聞藏》各經創造出的，與外國商人竺婆勒子竺法度學小乘教唯禮釋迦的記載相同，與法顯、玄奘等人所記天山南簏各國信仰小乘教的記錄也完全吻合。
玉門關以東，在玄學的“貴無派”、“玄冥”、“獨化”學說的影響下，玄學化的大乘“般若”學，也發展了起來。反映到石窟藝術上，早期的多是根據《法華經》、《維摩詰經》、《彌勒下生經》、《佛說阿彌陀經》進行創造的。這些經，一種是不承認客觀世界的存在，其最高境界是“空”。一切以精神本體為最真實，因此在他們看來，現實社會中人與人爭勝負，就沒有必要。一種是在現實社會中，既然沒有辦法，也得不到什麼，那麼在這個社會中去爭什麼也就沒有必要了。在此類教義的指導下創造出了《法華經》中《寶塔品》的“釋迦”、“多寶”佛說法像，《維摩詰經》中《問疾品》的“維摩”、“文殊”論道像，西方極樂世界中的“阿彌陀佛”像，以及兩大菩薩--“觀世音”、“大勢至”像，等等。
隋唐時期的佛教，繼承了南北朝後期所發展起來的寺院經濟。為了保護寺院的財產，他們建立了與地主階級同樣的封建宗法制和世代相傳的僧侶世襲制，於是就形成了宗派。這些宗派，在南北朝大乘學的影響下，有自己獨特的理論體系、規範制度和傳法世襲。反映到石窟藝術上，是創造了更多的大乘經變，而這些經變出現的早晚，則體現了唐代各宗派形成的先後。
根據對石窟的調查，我認為釋、道、儒三教的結合，約在北宋。這種情況也反映到石窟藝術上來了。四川大足石門山，除佛教造像外，還創造了釋、道、儒聯合造像和單獨的道教造像。密宗在四川地區的繼續宣傳促進了造像藝術的發展，這一事實，文獻中雖很少見，但卻充分地反映在大足龍崗山與寶頂的造像中，這又給佛教史提供了新資料。由於元代中原地區流行著喇嘛教，因而杭州西湖沿岸也開鑿了很多喇嘛教的造像。
石窟藝術是佛教藝術，它反映了佛教思想及其發生、發展的過程，它所創造的像、菩薩、羅漢、護法，以及佛本行、佛本生的各種故事形象，都是透過具體人的生活形象而創造出來的。因而它不能割斷與歷史時期人們的生活聯絡，它不像其他藝術那樣直接地反映社會生活，但它卻曲折地反映了各歷史時期、各階層人物的生活景象。這應該是石窟藝術的一個特點。
中國佛教石窟大約始鑿於公元3世紀，盛行於5-8世紀，16世紀以後開鑿的數量就較少了。現存石窟主要分佈在新疆地區(古代的西域)、甘肅西部(古代河西地區)、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地區，在南方也有一些零星分佈。從規模或藝術成就而論，敦煌莫高窟、雲崗石窟、龍門石窟和麥積山石窟堪稱中國四大石窟。
在中國石窟中的各樣佛本生、佛本行和大乘經變，以及各石窟的供養人像等，都是依據現實中人的生活而創造的，舍此，無法憑空虛構。例如，龍門賓陽洞美華人盜去的《帝后禮佛圖》浮雕，莫高窟第一百五十六窟的《張議潮出行圖》，第一百窟的《曹儀金出行圖》，第六十一窟的于闐國王像和曹氏家族的人像，都是反映了當時最高封建統治者的豪華生活和剝削人民的生活畫面。鞏縣第五窟大幅的供養人群中較小型的供養人像，都勾勒出了官僚地主階級人物的真實面貌。大足寶頂大佛灣中的“父母恩重經變相”，它逼真的反映了地主階級的生活景象。而克孜爾、庫木土拉、柏孜克里克等窟內的供養人像，所反映的又是新疆古代少數民族的貴族、武士的形象。莫高窟中各時期“彌勒變”中的《一種七收圖》，第二百三十二窟內“三寶感通變相“中的《縴夫圖》，第六十窟內《五臺山圖》中的行旅與旅店中的人物各種勞作圖，則又描繪了當時勞動人民的勞動形象。透過這些造像，我們完全可以看出中世紀中國各階級人物的生活面貌，為研究當時社會的政治、經濟提供了很好的佐證。
石窟藝術是一種宗教文化，取材於佛教故事，興於魏晉，盛於隋唐。它吸收了印度健陀羅藝術精華，融匯了中國繪畫和雕塑的傳統技法和審美情趣，反映了佛教思想及其漢化過程，是研究中國社會史、佛教史、藝術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珍貴資料。
中國現存的主要石窟群均為魏唐之間或宋前期作品，其中以石刻負盛名的是大同雲岡、洛陽龍門、天水麥積山和重慶大足四大石窟。
石窟藝術與佛教是十分密切的。石窟藝術是為當時信佛的人們服務的。因信仰佛教的各階級、各階層人物不同，他們所屬的佛教宗派也不一樣，因而在造像與壁畫的題材上，也要根據自己那一宗派的經典造像。所以石窟藝術的發展，因時間、地點的不同，發展情況也不一樣。如新疆石窟，除唐代或以後漢人所開的窟畫出一些大乘經變以外，其餘早期開鑿的各窟，全看不到反映大乘經中的故事造像。這些石窟群中，遺存到今天的雕像，主要是釋迦和菩薩等單獨的形象，其次則多是佛本生、佛本行(即如何苦行、忍辱、尋求解脫)等故事畫像。這些畫像多數是根據《聲聞藏》各經創造出的，與外國商人竺婆勒子竺法度學小乘教唯禮釋迦的記載相同，與法顯、玄奘等人所記天山南簏各國信仰小乘教的記錄也完全吻合。
玉門關以東，在玄學的“貴無派”、“玄冥”、“獨化”學說的影響下，玄學化的大乘“般若”學，也發展了起來。反映到石窟藝術上，早期的多是根據《法華經》、《維摩詰經》、《彌勒下生經》、《佛說阿彌陀經》進行創造的。這些經，一種是不承認客觀世界的存在，其最高境界是“空”。一切以精神本體為最真實，因此在他們看來，現實社會中人與人爭勝負，就沒有必要。一種是在現實社會中，既然沒有辦法，也得不到什麼，那麼在這個社會中去爭什麼也就沒有必要了。在此類教義的指導下創造出了《法華經》中《寶塔品》的“釋迦”、“多寶”佛說法像，《維摩詰經》中《問疾品》的“維摩”、“文殊”論道像，西方極樂世界中的“阿彌陀佛”像，以及兩大菩薩--“觀世音”、“大勢至”像，等等。
隋唐時期的佛教，繼承了南北朝後期所發展起來的寺院經濟。為了保護寺院的財產，他們建立了與地主階級同樣的封建宗法制和世代相傳的僧侶世襲制，於是就形成了宗派。這些宗派，在南北朝大乘學的影響下，有自己獨特的理論體系、規範制度和傳法世襲。反映到石窟藝術上，是創造了更多的大乘經變，而這些經變出現的早晚，則體現了唐代各宗派形成的先後。
根據對石窟的調查，我認為釋、道、儒三教的結合，約在北宋。這種情況也反映到石窟藝術上來了。四川大足石門山，除佛教造像外，還創造了釋、道、儒聯合造像和單獨的道教造像。密宗在四川地區的繼續宣傳促進了造像藝術的發展，這一事實，文獻中雖很少見，但卻充分地反映在大足龍崗山與寶頂的造像中，這又給佛教史提供了新資料。由於元代中原地區流行著喇嘛教，因而杭州西湖沿岸也開鑿了很多喇嘛教的造像。
石窟藝術是佛教藝術，它反映了佛教思想及其發生、發展的過程，它所創造的像、菩薩、羅漢、護法，以及佛本行、佛本生的各種故事形象，都是透過具體人的生活形象而創造出來的。因而它不能割斷與歷史時期人們的生活聯絡，它不像其他藝術那樣直接地反映社會生活，但它卻曲折地反映了各歷史時期、各階層人物的生活景象。這應該是石窟藝術的一個特點。
中國佛教石窟大約始鑿於公元3世紀，盛行於5-8世紀，16世紀以後開鑿的數量就較少了。現存石窟主要分佈在新疆地區(古代的西域)、甘肅西部(古代河西地區)、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地區，在南方也有一些零星分佈。從規模或藝術成就而論，敦煌莫高窟、雲崗石窟、龍門石窟和麥積山石窟堪稱中國四大石窟。
在中國石窟中的各樣佛本生、佛本行和大乘經變，以及各石窟的供養人像等，都是依據現實中人的生活而創造的，舍此，無法憑空虛構。例如，龍門賓陽洞美華人盜去的《帝后禮佛圖》浮雕，莫高窟第一百五十六窟的《張議潮出行圖》，第一百窟的《曹儀金出行圖》，第六十一窟的于闐國王像和曹氏家族的人像，都是反映了當時最高封建統治者的豪華生活和剝削人民的生活畫面。鞏縣第五窟大幅的供養人群中較小型的供養人像，都勾勒出了官僚地主階級人物的真實面貌。大足寶頂大佛灣中的“父母恩重經變相”，它逼真的反映了地主階級的生活景象。而克孜爾、庫木土拉、柏孜克里克等窟內的供養人像，所反映的又是新疆古代少數民族的貴族、武士的形象。莫高窟中各時期“彌勒變”中的《一種七收圖》，第二百三十二窟內“三寶感通變相“中的《縴夫圖》，第六十窟內《五臺山圖》中的行旅與旅店中的人物各種勞作圖，則又描繪了當時勞動人民的勞動形象。透過這些造像，我們完全可以看出中世紀中國各階級人物的生活面貌，為研究當時社會的政治、經濟提供了很好的佐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