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北魏被分成了東、西魏之後，高歡和宇文泰二人就因為各自都有著一統天下的千秋大夢，所以他們之間就經常動不動就要發動戰爭。而東、西魏之間連年戰爭不斷，使得兩個國家的國力耗損不斷，漸漸地民生自然也就出生了問題。而民生出現了問題，民心自然就很堪憂。因此，高歡和宇文泰雙方之間不知不覺間在河橋之戰後達成了共識，那就是各自收兵，休養生息。同時，兩國內部都在政治、經濟等各方面進行改革。

東魏高歡大力搞水利、促生產；調整戶籍，屯兵源

東魏高歡在當政期間，大搞水利，先後溝通了衛水、漳水，開通了天平渠，用來灌溉良田，還曾多次治理黃河水患。他還關注農桑，關心民間疾苦，親自出巡四方，瞭解各地吏治民生。對於苛暴行為，及時革除懲戒，對清廉州官，則獎掖提拔。

為了百姓生活安定，高歡在統治區域內多次清查戶籍，蒐括人口。元象元年，他曾下令禁止各地牧守令長擅立佛寺，以防止大量國家編戶成為免除租稅賦役的僧尼；武定元年，親自巡行冀、定二州，校對核實河北地區的戶口；次年十月，他又派遣孫騰、高隆之為括戶大使，分行諸州，前後共清查出無籍人口六十多萬戶。並強迫大量流離、僑寓人口返回本鄉。

為了穩固少數民族，高歡從政治上、經濟上給予六鎮鮮卑很多特殊的照顧。規定他們以打仗為主要職業，不從事生產，衣食供給都仰承於漢族人民。六鎮鮮卑拱衛在晉陽的四周，既有利於高歡對軍隊的調發和使用，又成為他重要的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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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歡出臺《麟趾格》

高澄出臺《麟趾格》，停用“停車格”為“唯在得人”

說到東魏的改革，就不得不提到一部律法——《麟趾格》，被譽為中國法制史上最有地位律法，它是隋唐律法的先驅。

北魏遺留下一個非常不好的官場風氣，即挑選官員論資排輩，不按才能選取。而自從河陰之變後，爾朱榮為了安定朝中人心，上奏濫封官爵。贈蔭一事，漸漸變得雜濫無章，平庸無能的官員動輒高官厚祿，被有識之士所非議。

高澄（高歡的長子）廢除了這一個制度，開始根據才能名望挑選官員，親自寫書徵召各地有才學有名望計程車子為朝廷效力。高澄還嚴厲打擊那些無法無天的貪官汙吏，尤其是竊據高位的權貴，有許多人被繩之以法。官場風氣大有改觀，人心為之一振。

高歡培養門人

高澄著力培養自己門人，使得東魏朝政朝氣蓬勃

在高澄的一番改革下，當時品德好、有本事的人，都得到了提拔重用。有的一時安排不了相應的位置，高澄就將他們召為賓客。在自己府中供養起來，有時間便與他們一起遊園娛樂賦詩，使這些人各得其所，各盡所長。

打擊權貴的同時，高澄培養提拔了一批門人，崔暹、陳元康就是其中就有名的兩位。崔暹在高歡時期就備受信任，高祖駕崩後，高澄任命崔暹為度支尚書，兼僕射，委以心腹重任。崔暹操心國事猶如家事，以天下為己任。世宗車服過度，誅殺無常，言談舉止，也時有過失。崔暹常常嚴肅地無保留地指責，世宗也因此改正。

陳元康非常受高歡的信任和賞識，官至相府功曹參軍，掌管機密。他性情柔順謹慎，通曉世事，才能卓越，無論工作多忙事物多繁重。他都對朝廷的大事小情掌握的一清二楚無所不知，輔佐高歡忠心耿耿。

高澄入朝輔政，革故鼎新，使東魏出現了短暫的治平氣象，如史家所說“孝昌以後，天下淆亂，法令不恆，或寬或猛”，“天平後，遷移草創，百司多不奉法，貨賄公行。興和初，齊文襄王（高澄）入輔朝政，以公平肅物，大改其風。至武定中，法令嚴明，四海知治矣。”

蘇綽改革

宇文泰放權蘇綽，蘇綽大刀闊斧改革

東魏在從上至下大力改革，這邊的西魏也在大刀闊斧進行整頓。

西魏的改革中，宇文泰放權蘇綽，建立了計帳（租賦預算）和戶籍制度。蘇綽創始的“方案程式”統一了記賬與戶籍的內容與規格，當時是按戶統計。在每戶戶主之後，逐一登記戶內成員以及依附人口（奴婢等）之名，每人名下記載性別、年齡、丁中等情況，並登記受田數字、應納租調數。

然後一戶作一總計，分類統計應交納的租調數。大約以若干戶或按行政區劃為單位，再作一總的統計。這種記賬戶籍之法，對於做好國計、資助軍功發揮了重要作用。宇文泰把這一記賬方法規定為做官的條件之一，要求官員熟練掌握。

“朱出墨入”是另一創舉，指的是朝廷發出的文書是用朱標，下面上呈的文書是用墨標，這也是今天“紅標頭檔案”格式的源頭。

蘇綽頒佈六條詔書

蘇綽頒佈六條詔書，“大統改制”振興西魏

一次，蘇綽在長篇奏章中詳盡闡述了改革思想和具體措施，提出六條原則：“先修心，敦教化，盡地利，擢賢良，恤獄訟，均賦役。”宇文泰如獲至寶，馬上以此頒佈《六條詔書》。命令百官作為座右銘，人人習誦，遵照執行。

“六條詔書”的提出，使西魏改革的深度和廣度（尤其在漢化方面）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先修心”一條，把官吏的心術端正與否作為從政的重要前提；

“盡地利”即把人民生計的好壞看做是治亂興衰的一個重要標誌，因而政府要鼓勵農民耕墾，發展農副業生產；

在“擢賢良”的基礎上，蘇綽提出了選官用人的新精神：罷廢只憑門第取士的選官制度，這是中古選官制度的關鍵性變革，是對中原自魏晉以來，在九品中正制下形成的以門第取士風氣的大膽否定，為以後的隋文帝廢九品中正制，創立科舉制開了先河。蘇綽廣求賢良之士，竭力提拔有才之人。他所薦舉的人才，都成為西魏、北周的棟樑之臣。

“六條詔書”不僅成了西魏施政的綱領，公元557年北周取代西魏後，也始終把“六條詔書”當作施政的綱領，其重要意義於此可見。它的頒佈施行，使西魏的改革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諸方面都取得了明顯成效。這，就是大才子蘇綽的魅力！

而東、西魏此番在河橋之戰後進行了幾年的短暫休歇，使得國力得到緩和。而彼此之間接下來，即將又要迎接更加殘酷的大型戰爭，真是不容易。

　公元534年(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北魏分裂為東魏和西魏。兩魏實權分別落入丞相、鮮卑化的漢人高歡和鮮卑人宇文泰手裡，君主不過是傀儡而已。

　　兩魏以黃河為界，東魏以鄴(今河北臨漳西南)為都，佔有函谷關以東原北魏的大部分地區;西魏以長安 (今陝西西安市)為都，佔有原北魏的關中一帶。兩魏彼此對立，後又分別為齊、周所代，最後齊為周所滅，山西始終是首當其衝的爭戰之地。　　

高歡仗恃地廣人眾、糧足馬肥的戰略優勢，欲一舉蕩平西魏;宇文泰則儘管僻處關西，人稀兵少，糧秣匱乏，卻勵精圖治，特別是注意一個個戰役勝利的積累，信心和實力與日俱增。公元534年，西魏驍將楊檦東渡黃河，巧計攻佔了東魏的邵郡(今山西垣曲故城)，進入河東(今山西南部地區)。

 高歡仗恃地廣人眾、糧足馬肥的戰略優勢，欲一舉蕩平西魏;宇文泰則儘管僻處關西，人稀兵少，糧秣匱乏，卻勵精圖治，特別是注意一個個戰役勝利的積累，信心和實力與日俱增。公元534年，西魏驍將楊檦東渡黃河，巧計攻佔了東魏的邵郡(今山西垣曲故城)，進入河東(今山西南部地區)。

　　從此，兩魏互為依託的關河天險為西魏所獨有。這種歷史現象頗似前此戰國時代秦據有魏的安邑(今夏縣西北)而對秦、魏的盛衰存亡攸關一樣，如今之於兩魏同樣是盛衰存亡所繫。正因為如此，河東遂成為兩魏之間殊死鬥爭的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