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平常在看古典小說和古代歷史劇中，經常會看見囚犯被判“秋後問斬”的情節，所謂“秋後問斬”的“秋”，不是指的立秋，而是指的秋分，具體是什麼原因有什麼特殊意義嗎？且聽我細細道來。

古書上和歷史劇中都經常有“秋後問斬”這樣的話，好多人會把秋後問斬理解成秋天問斬，或者是立秋後問斬，其實都不是。所謂秋後問斬，指的是過了秋分節氣後問斬。

據記載：“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意思是說：天氣漸涼，霜降開始，天氣冷的蟬已經開始哀鳴了，鷹因為要用鳥以祭祀，開始長空抓鳥殺戮。

古人為什麼規定行刑要在秋分以後進行？人們認為，秋後，鷹都開始殺鳥祭祀了，人類也就可以問斬犯人，以伸張正義了。

秋冬行刑我記得最早應當是在春秋時期，有記錄的最早見於《左傳襄公二十六年》。秦漢時期曾明文規定，除“決不待時”的重刑死囚外，其他死刑犯，只能在秋冬時節行刑。

從此“秋冬行刑”就被載入律令而制度化。以後的各個朝代都遵照此制度執行，除了謀反等大罪可以立即處決外，一般死刑犯都要等到秋天霜降後冬至以前才能問斬。

在古人的思想中世界上的一切全都是由神決定的，所以他們比較信奉神靈。因為春夏季節萬物復甦，到處都充滿了生機，貿然殺人有違常理，所以最終決定把犯人定在秋後問斬。

漢儒董仲舒《春秋繁露》認為，“王者配天，謂其道。天有四時，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時，通類也。天人所同有也。慶為春，賞為夏，罰為秋，刑為冬。”

慶、賞、罰、刑為帝王的四種執政行為，要與四季變化相適應。董仲舒認為，春夏應該行賞，秋冬才可行刑，此即後來所說的“秋後問斬”。

但最早提出這一觀點的並不是董仲舒，《禮記·月令》中已有仲春之月“毋肆掠，止獄訟”和秋天“用始行戮”的說法，只是董仲舒將其上升至理論高度。

據《後漢書·肅宗孝章帝紀》元和二年劉炟下詔稱：“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古人認為殺生不能“逆時”，秋冬是肅殺凋零的時候，行刑是“順時”。

漢魏時一般在霜降以後至冬至之間；隋唐及以後，一般選擇在秋分至春分之間。唐《獄官令》規定：“從立春至秋分，不得奏決死刑。”如果違反這條規定，“徒一年。”

“秋分”節氣之後可以處決死囚，但“秋分”這天是不能行事的。崔寔《四民月令》引《千金月令》稱：“秋風之日，勿殺生，勿用刑，勿處房帷……”。

秋天在我們的詞語描述中可以用肅殺一詞，《黃帝內經》中提及春生夏長秋殺冬藏，人認為秋天就是肅殺之時，在這個季節裡殺人符合天地運轉的規律。

在古代，人們認為秋後問斬就是順應天意，按照上天的旨意來形式，這樣才不會受到天神的懲罰。所以在秋天處決犯人認為是替天行道，順應天時。

“秋後問斬”大部分是在秋冬季節斬殺犯人，具體時間一般在農曆的九、十、十一、十二月，從西漢開始一直到清朝末期都是這個時間。

選擇秋冬二季實行的原因，農民在秋冬二季較為空閒，不用種糧食，強迫民眾觀看，有考慮示警的作用，當然這也與古人“不誤農時”的考慮有關。

在古代，以至於到今天，秋後一般都是算總賬的時間。所以，到了秋天，人們進行清算了結。而“秋後問斬”，也沿用了此含義。

而對此的另外一種說法就是：秋天時節，百姓都處於農閒期間，此時處決犯人更能引來百姓圍觀，起到昭告天下、震懾四方的作用。

在明清的法律中，死刑被分為立決（立即執行）和秋立決（秋後執行）兩種，慣稱斬立決和監候。在這裡秋後處決是被勇於與立即執行相對的一種緩期執行方式。明清的法律條文中都註明了死刑案件（成為真犯死罪）是立決還是秋決。相比中國古代其他封建王朝，明清兩代是唯一進行這樣分類的朝代。因此，這種球后處決制度也被看作是當待死刑緩期執行制度的起源。

“秋後問斬”，也被稱為“秋決”，主要是指古代執行死刑時，除謀反等罪大惡極之人，多集中於秋冬季節進行。“秋決”其實早在西周時期便已經開始出現，並於西漢形成制度，後為歷代王朝所延續。那麼，古代為何要選擇秋後處決犯人呢？其實這與古人的思想觀念、勞作規律和死刑核准制度息息相關。

古代“秋決”制度的出現，最早便是源於古人對上天的敬畏，因而人們認為人類的行為，包括政治活動都要順應天時。而自先秦以來，歷代統治者出於統治需要，則藉助百姓對上天的敬畏，來維護君權神授的思想，即天子是上天之子，是上天派來管理天下的，因而其行為自然也要遵循天時。

在古人看來，春夏乃是萬物生長的季節，代表了新生和成長；而秋冬則是草木凋零的季節，代表著肅殺。因此，古人便將處決犯人的時間放在了秋冬季節，《禮記·月令》中便有“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的記載，可見從西周時期開始，便已經有了秋天處決犯人的習俗。

到了西漢武帝時，董仲舒結合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又創造出了“天人感應”學說，進一步明確了“天賦皇權”這個概念。同時，董仲舒認為，“天有四時，王有四政，慶、賞、刑、罰與春、夏、秋、冬以類相應”，因此皇帝應當在春夏行賞、秋冬行刑，因為秋冬之時“天地始肅”，殺氣已至，便可“申嚴百刑”，以示所謂“順天行誅”。

而隨著漢武帝“廢黜百家，獨尊儒術”，這種思想便也開始被廣泛接受，再加上新儒家思想中的“君權神授”概念有助於皇權統治，因而又被歷朝歷代所沿用。於是，秋冬行刑的制度，便在後世王朝得到了延續。

東漢章帝元和二年時朝廷便重申，“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除謀反大逆等“決不待時”者外，一般死刑犯須在秋天霜降以後、冬至以前執行。從此，“秋冬行刑”遂被載入律令而制度化。

也正是自此之後，“秋冬行刑”開始被載入律令而得以制度化，例如唐、宋律例便規定，從立春到秋分，除犯惡逆以上，即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十惡”重罪前四條）及部曲、奴婢殺主之外，其他罪均不得春決死刑。清代也規定，經朝審應處決的犯人，需在秋季處決。

秋冬行刑除了順應天時之外，與古代的農業生產規律同樣密不可分。中國自古便是農業大國，農業生產可以說是歷代王朝最為重要的經濟支柱，是直接影響王朝穩定的重大事項，因此古代很多制度都直接受制於農業生產規律。

先秦時期的農業生產，帶有典型的奴隸制色彩，在世卿世祿制下，各級貴族牢牢佔據著統治地位，他們即是土地的實際擁有者，同時也是負責管理百姓的官吏。即使如此，由於先秦時期的農業生產水平相對落後，這些貴族即使處於管理層，也時常要進行勞作，只有在農閒時才有空餘時間來處理政務。

在長江流域被開發以前，尤其是先秦時期，古人的活動範圍主要集中於黃河流域，而正如《荀子·王制》的記載，“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當時黃河流域的農業生產規律，主要便是春夏農忙、秋冬農閒。因此，那些貴族們，也只有在秋冬農閒時，才有時間去處理政務，審判、處決犯人。

此外，古代處決犯人不僅往往選擇公開處決，而且通常選擇在菜市口這類人流密集處行刑，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便是為了讓百姓觀刑，從而充分起到警示作用。這有利於讓百姓對刑律產生敬畏，從而使得地方相對安定，同時也能彰顯出朝廷的威望。

於是，將行刑日期選定在秋冬農閒時期，自然更有利於讓百姓們觀刑，畢竟農忙時節大家都忙著農耕，就算想看熱鬧也沒有那個時間。而如果選在冬季的話，天氣又太過寒冷，百姓們又不大願意出門。

因此，將行刑日期定在秋季，是完全符合古代的農業生產規律的，這一點應當是“秋決”制度能夠延續至唐宋時期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兩漢和魏晉時期，地方官員除非遇到重大案件或者罪犯為兩千石以上高階官員，對於一般的案件是直接擁有最終處決權的，不必上報朝廷予以核准。而到了南北朝的北魏時期，朝廷為了加強中央集權，開始對死刑案件加強管理，規定所有死刑案件在執行之前，必須經過兩道手續，即“死刑複審”和“死刑復奏”。

所謂死刑複審，便是指對擬定判處死刑的案件，在審理完結之後要上報朝廷，由朝廷進行復審認定，並報請皇帝核准同意。《魏書·刑罰志》有載“死者，部案奏聞。以死者不可復生，懼監官不能平，獄成皆呈，帝親臨問，無異詞怨言，乃絕之。諸州國之大辟，皆先讞報，乃施行”。到隋唐時期，死刑案件的終審權開始正式收歸朝廷，並被後世王朝所沿用，不同之處只在於複審的衙門不同。隋唐時期主要由大理寺負責稽核，再報刑部進行復審；兩宋則由提刑司複審。

明清時期，開始正式將死刑分為“立決”和“秋決”兩種，但都必須經過中央朝廷的複審，並提交皇帝核准。明朝時期，仍有大理寺和刑部負責複審，並在明英宗後增加了朝審制度，即由刑部、大理寺、都察院會同三品以上官員，在霜降後十日共同稽核京畿附近的死刑案件；清朝則在明朝的基礎上增加了秋審制度，即由各部長官在每年八月中旬對各省上報的死刑案件進行復審。

所謂死刑復奏，是指對已經判定的死刑案件，在行刑前奏請皇帝批准執行，這也被稱為“勾決”，而只有經過皇帝勾決的罪犯才可以執行死刑。《魏書·刑罰志》有載，“諸州國之大辟，皆光讞報，乃施行”。隋朝則規定，死刑執行之前，需要奏請皇帝核准三次，這被稱為“三複奏”。唐朝則在“三複奏”之外，規定對京師死刑案件進行“五復奏”，至於謀反等大罪則實行“一復奏”。

到宋朝時，曾短暫恢復“三複奏”規定，後為防止拖延行刑日期，又固定只對京師地區死刑案件實行“一復奏”，而各地死刑案件則不必復奏。明朝時期，則規定不論地方和京師，一律實行“三複奏”。清朝則從順治十年（1653年）起規定，凡是朝審案件一律實行“三複奏”，秋審案件則不必執行。而從雍正二年（1724年）開始，則又規定對秋審案件也實行“三複奏”，乾隆皇帝則因死刑復奏案件實在太多，於是在乾隆十四年（1749年）詔令對朝審案件實行三複奏，秋審案件一律改為“一復奏”。

如上，對於地方的死刑案件，在審理完成和執行死刑之前，均要經過朝廷和皇帝的稽核與批准，而由於古代交通較為落後，從地方案件呈送朝廷，再由朝廷稽核後發回地方，往往需要很長時間。而“秋決”制度無疑解決了這個難題，地方官員不僅有充足的時間準備，也便於朝廷集中進行處理。

綜上所述，“秋決”制度最早源於古人對上天的敬畏，又因符合古代農業生產規律，有利於皇權統治而得以延續，再加上後世的“死刑複審”和“死刑復奏”制度，使得秋決制度得以貫穿這個封建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