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縱觀中國的改革變法，從管仲改革使齊桓公春秋稱霸，商鞅變法讓秦國於戰國七雄中脫穎而出，到最近的小平同志改革開放，朱鎔基總理的分稅制改。無不謹慎小心慢慢推行，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穩後再走下一步，而王安石變法卻急功近利，全方位的從各個方面進行改革，且要求快速見效，下級官員為效績罔顧實情，以至於民怨沸騰。以青苗法為例，本是一項利國利民的好法，且王安石之前有過嘗試，結果卻因實行不當，為圖政績強行攤派，以致富戶變貧，平戶更貧。

2、之前王安石在地方上試行新法時，一切瞭然於胸，卓有成效，可在全國範圍內推行之時，手下缺乏實心為國的能臣幹吏，好經也讓歪嘴和尚念歪了，且下面人欺上瞞下，王安石不能全面的瞭解情況。

3、王安石性子太過執拗，聽不進不同意見，對新法有微詞的人一律歸為保守黨派，剛剛開始是君子之爭，後被小人利用為升官發財之階梯，國家的力量全部消耗於黨爭，北宋之亡，王安石也是要負一部分責任的。

4、保守頑固勢力強大，皇帝立場不堅決，恰逢天下大旱，民苦怨深，王安石罷相又復相後改革派內部分裂，變法難以為繼，有些新法流於形式變為盤剝百姓的手段。

5、新法雖一時國庫豐盈，使王韶有熙河有開邊之功，但有些新法確實不切實際，有害無利，終致民生凋敝，自然民怨沸騰，而改革領袖王安石首當其衝。

王安石的變法是中國古代最後一次整體配套體制改革，單在經濟方面就有均輸法、市易法和專利制度三種。細數中國古代歷史共有三大變法，分別為商鞅變法、張居正一條鞭法和王安石熙寧變法，除了商鞅變法成功以外，剩下兩個全都以失敗告終。哪怕是在王安石死後九百多年的今天，關於他的功過是非還沒有蓋棺定論，自變法至近代以來，一直對王安石的評價以貶為主，直到現代才開始以褒為主。

在范仲淹短暫的“慶曆新政”失敗後，圍繞民間工商寬鬆發達、朝廷財政匱乏的問題，王安石與司馬光展開了意義深遠的“延和殿廷辯”。王安石主張開源、理財，司馬光堅持節流、利民為本。王安石嘲諷司馬光不懂經營之道，司馬防駁斥王安石禍國殃民。王安石的這句“聚天下之人，不可以無財；理天下之財，不可以無義。”可見他的理財有道，對此宋神宗深以為然，於是意圖變法。

王安石起初是以建構理想社會的初衷開始變法，他的變法核心主要在兩個方面，一個以青苗法、免役法、均輸法、市易法、方田均稅法為措施實現理財；一個是以減兵並營、將兵法、保甲法為措施進行整軍；此外他為了變法的順利進行，還對科舉制度進行了改革。從改革力度和範圍來看，說它是最後一次大變革毫不誇張。

可是變法卻最終走向了失敗，其中原因很多，這裡就只探討一下為何王安石的變法激起民怨。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從根本上來說就不是反哺農耕，而是為了“民不盈賦而國用饒”。他的“青苗法”、“免役法”和“市易法”均未取得最初抑制兼併的目的，而且隨著變法實施的範圍增大、影響深入，財富大量集入朝廷，百姓生活更加困苦。朝廷的財政見效的緣由還是在於與民爭利、橫徵暴斂。

野心勃勃的王安石為了實現強國盛世，對經濟軍事都進行了大刀闊斧的變法，但是獨獨缺少了根基，那就是以民為本。說到底王安石變革稱不上“變法”，對於腐朽的政治制度無意改變，只是妄圖以理財之道實現強軍富國。

王安石變法，是為了改變北宋建國以來貧窮局面的一場社會改革運動，變法以發展生產挽救宋朝的政治危機為目的的一次改革，這次改革涉及到多個方面政治、軍事、經濟丶社會、文化等，刺激商鞅變法以來的又一次大規模的變法運動。變法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北宋貧窮的局面，提高了國防力量。但在變法中實施的一些不良舉措，造成了百姓利益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損壞。另外變法觸動了地主階級的利益遭到了他們的強烈反對，變法因為宋神宗去世而告終，變法的超前性與社會現實的落後性差距過大，無法跟隨時代的潮流，最終導致變法失敗。變法以維護地主階級的統治為出發點，農民的處境沒有得到的根本改變，負擔依然沉重。